我们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迄今受着限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作为批评者，我们是否因为所遭受的外部限制而不需要来自内部、来自自身的限制？是否因为遇到了约束便反对任何约束？对於自己所处的文化、社会潮流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不去随波逐流而宁愿采取批评的立场，这当然是可贵的，但这种批评是否包含了对批评者本人的自我批评在内？是否考虑到批评者自身可能存在的、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盲点和误区？当批评者利用头脑的法则慷慨陈词时，他本人究竟身在何处呢？他是否真的如同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已经和他的批评对象脱离干系、划清界限了？抑或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只一种斩不断的联系？甚而批评者以其自身的所作所为，恰恰做了他所要批评的对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他如此轻易地越过了他本应牢牢遵循的他自身的界限！由此想到，处於一个基本的批评环境还没有形成的现实之内，批评最有可能被导向“伪批评”和对於批评的滥用。
我最好讲讲我自己，谈谈我自己要遵循的自身限制。文化大革命1966年时我10岁，懵懵懂懂上小学四年级，最初的那些“急风骤雨”的岁月我没有经历过。但我不能说自己与这段非理性反文明的历史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文革结束的1976年我已经20岁了。在这10年当中，我肯定一再地以某种方式加盟那种“时代的最强音”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73年批林批孔时我读高中二年级，在一次语文公开课上，老师分析《祝福》中鲁老四爷这个形象时，我脱口而出：“现代的孔夫子”。事後外校来听课的老师纷纷夸赞我“放了一颗卫星”。这叫个什么“星”呢？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无非是把头天晚上的“高词大语”稍加运用罢了。现在我想到自己要对这件事要负的责任是：当时我已经17岁了，17岁的中国学生没有读过一页孔子，却毫不羞惭地拿他老人家在课堂上作无聊的比附，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没有！并且因为我的无知加狂妄，正好可以被小人政客为推行他们的个人目的所利用，这真令人羞愧万分。我19岁在农村插队时还干过一件蠢事：某个天气炎热的下午，生产队长到田头找到我，布置我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诗歌。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回到屋里，我运用当地一首节奏明快的民谣加以种种变奏，把当时流行的胡言乱语塞进去，一口气写了二十多首，当晚在会场上分发给我的基干民兵同志们，我们队的青年中了头彩。这件事就更不像话了：都什么时候了！当时我的许多行为表明自己已相当“边缘化”，纯粹是为了逃避半天的重活累活我才接受这个任务，我肯定是用肚肠子和脚趾头写出那种东西的。做这件事情的我显得像是社会腹腔中的一截盲肠，用战後波兰诗人罗兹维克的话来说：“我是一件工具/盲目得像一把斧头。”（〈悲哀〉）
好吧，对文革这种事情我承认自己是要负责任的。1988年我在一篇叫做〈重读《罪与罚》〉的文章中，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路清算过自己：“……可是，另外一些标明自己是出生於乌托邦的人，或者确实是为乌托邦的热情所点燃的人，却不能够在这条道理上走得足够地远。也就是说，对他们自己的理想不够彻底。他们同时还受了另外一些思想的影响，诸如强权意识（这是马克思完全不具备的）。在追求理想的某一刻上，他们会出人意料地突然掉过头来去追求现实，追求仅仅属於他们自己的现实棗非常实在的自己的权力、权威。‘权力只给予敢於俯身去拾取的人。这只需要一个条件，仅仅一个条件：只要胆大妄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兴奋了，‘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所谓既惑人，又令人生畏，原因就在这里。在同一个时刻伸出两只手占取了现实和理想两把交椅，并随时随地地准备用现实去亵渎、去侮辱理想，又转而用现实来抽理想的耳光。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
那么，对於更早时候的事情呢？比如说1957年、1958年，当时我只有一两岁，我要不要对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某些事情负责任呢？看了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後20年》，我对於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本书的第十章叫做“哭泣的1958年”，这令我万分惊讶。不是总说“轰轰烈烈”的、“大干快上”的1958年吗？什么“粉红论”“双反”“双改”等等，原来这种事情早就发生了呀。书中说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终於在这年永远停了下来”，这令我想起我所读书的南京大学，在校时也曾听说有七八位“国宝”级的教授，如罗根泽、胡小石等，都在1957年、1958年这期间相继去世，当时却未细想；现在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上的就是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们不教了的那个大学！我的老师们是站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被迫离去或含恨辞去的那个讲台上教我！也许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正是当时“给老师送礼”（“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天哪，我却始终站在他们这一边，除了他们，实际上我也找不到别的老师！我这里绝无责备老师们的意思，我和他们上演的是同一种悲剧，在学术上我出身於他们是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但不管怎么说，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不教了的大学里念书，毕竟是一件令人泪流满面的事情。否则……否则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毕业以後写了十几年的家庭作业，至今还没有写完；每天我还在继续为自己知识上、心智上的完备在黑暗中艰难的摸索。我必须对我作为一个後来者身上承受的这份後果负责。我对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是负有责任的。
那么，再往前的事情呢？比如我出生之前的那种事情？如果历史被剜却了，生活被弄得支离破碎或被迫改变方向，我们就坐在後来那辆呼啸着出轨的列车上。那挡住历史身影的黑暗会不会也挡住了我们？那把生活削弱至最低限度的力量会不会也令我们残缺不全？那些被压抑和被取消的声音，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屈死的冤魂，是否仍然日夜不宁，穿过岁月的隧道在我们头上呼唤盘旋不已？从而造成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缺口和我们精神上的焦虑不安？一度降临的黑暗是否会造成永远的黑暗？一个时期推行的不公正是否会产生若干个时期、好几代人的不幸？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我尊敬的师长、父辈、历史教员、哲学家、引导民族走向未来的人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向我们隐瞒了太多的过去、太多的真相？我不会因此而感谢你们。我的孩子也不会。那不会照亮过去的光明如何照彻现在和未来？那不能使往事走近前来的力量如何使我们进一步走向明天？至今我不知道脚下的路在哪儿，这仅仅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先人们的道理最终去了何方，他们的尸骨何在？尤其是那些曾经赴汤蹈火的先人和同伴们，他们今日安在？该如何安置他们？如何让他们的亡灵安息？如何给他们新做的坟上放上一束鲜花？我想如果有一天这片土地上再度响彻歌声，那一定伴随着遍地的烛光，第一支曲子肯定是献给死者的灵歌。而如果他们继续被封死，我也将像一只被淋湿的蝴蝶那样被钉在这面阴冷的墙上。是的，就这些，尊贵的大人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听见。我站在这里，感到自己欠缺太多。我想对历史负责，也想对你们这些人全部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我不会再将自己的光荣建立在别人（上一代人或任何一代人）的耻辱和痛苦之上，这种诱惑不存在了。这就是我意识到的我自己应该遵循的大限，它也许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表面上由历史造成的我们在生活、人格、知识方面的种种缺陷来自一个更为深层的东西：人性中的盲目和黑暗。小小年纪的我们就知道去迎合和奉承某些东西，正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的那些种子：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想出人头地，想支配和控制别人，对於他人的排斥，贬低别人所取得的成就，想邀头功、领头奖，在历史的某个事件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等等。我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是坏的和消极的，但如果对它们缺乏意识，不加以自觉的限制，情况就是这样。这和某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哪怕他是“批判的知识分子”。想想看，事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力量使得我们不去做某些事？当我们感到愤怒和受侵犯时，我们何以能够加以克制和收敛？我们也变得非常任性呢。一件事物带着它固有的先天不足出现了，要找出的它的缺陷是再容易不过的，我们的眼睛从小被训练用来“批判”，但或许在它的幼稚背後，包含着某种新的可能性，哪怕萌芽，我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口骂人，或上去一通乱捧，至少搅它个天昏地暗，是非不分，把也许是好的东西弄得脏兮兮的、也许是有意义的东西弄得令人疑疑惑惑。我们还能信任什么？我们还剩下了什么？还有哪些可能的共同话题、共同努力和共同行动？再由少数精英人物去创造历史吗？恐怕不可能了。需要的是我们集体的努力和这种努力不再付之东流。我们的手上应该是沉甸甸的果实而不是仅仅沾满了空气。如果再让我去从事批评，我将意味着我同时对我的批评对象说：和你一样，我并没有第二个出身、第二种起源，我们的双脚是同时插在同一个历史、同一片土地之中的。我并没有离开你太远。也许你的疾病正是我的疾病，你的疼痛也是我疼痛，那使你陷入不幸的也正是我难以跨越的障碍。除非我们一道超越它，一道克服它，否则，任何人单方面都不可能获救。我愿以此微薄的心愿和我同代人共勉。
关於这篇我自己也不太习惯的文章，我还想补充的是，我毕竟是从批判的传统中走过来的，我知道什么叫做托尔斯泰式贵族式的忏悔及如何批判它，我也知道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其悲剧结果，如果有人想用诸如此类的模式套我，或指责说我想取消批评，那我就要借用卡夫卡的立场和语调回敬他：“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