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和昆德拉仍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大约1957年，19岁的哈维尔申请报考表演艺术院的电影系，正是当时在那里任教并深受学生欢迎的昆德拉（26岁）推荐了他。此番申报当然没有成功，原因是哈维尔来自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很长时间内，不难想象，哈维尔一直处于深深的被排斥在外的感觉之中，这是那个美丽而动荡的地区几乎所有人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的感情——一个弱小的人（民族）面对强大的、结成同盟的对手。卡夫卡曾经出色地描绘过它，另外还有哈谢克（1883－1923）、霍拉巴尔（1914－1997）等，他们将此再三表述为：“荒谬”或“悖谬”。于60年代初在布拉格新出现的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崭露头角的哈维尔从他的前辈作家尤其是民族与时代精神中汲取了这种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剧作家，他在沉迷于当时欧洲正在风行的贝克特、品特、尤耐斯库等人作品的同时，创作了一系列贝称之为“捷克的荒诞派戏剧”：《游园会》（1963年上演）、《备忘录》（1965年上演）、《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年上演），身处其境的布拉格观众正好具有领悟这种东西的出色能力，于是它们引起很大反响和获得成功。差不多二十年后，哈维尔回忆当时的情景道：荒诞派戏剧有一种能抓住存在于气氛中的东西的能力，如果在他之前这种戏剧不存在的话，那么他也感到一种冲动要把它创造出来。老实说这种戏剧给人们提供的并不是任何希望和安慰性的东西，而只是提醒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以一种比较残酷的玩笑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们目前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哈维尔身上还有另外一种成分。他自己将此称之为“荒诞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尽管意识到事情荒诞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对待，坚持正常的和严肃的行为方式。用我们熟悉的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然在哈维尔那里没有那种体验中的悲壮（“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甚至把这解释为对荒诞的进一步理解：在一个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环境中，追求生活的意义，这种行为本身即具有巨大的荒诞性；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越是经历荒诞，感受那种不可思议的气氛，正是由于他不断地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引起的。在如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追求意义更为荒诞、更为令人迷惑不解的吗？他几乎是抱着巨大的荒诞心情看着自己是如何严肃工作的。这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荒诞即虚无”、“即“意义的取消”完全不一样。“有意义”和“荒诞”只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哈维尔说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他的性格。1968年8月苏军入侵时，他和朋友及妻子在捷克北部一个叫做利贝雷次的小城“抵抗”了一周，“如果我能把那称为抵抗活动的话”，他又补充道。他废寝忘食，不亦乐乎地每天写一篇评论，送往当地广播电台；并且给各种各样的区委（党的区委、国家委员会的区委、民族阵地的区委）起草大篇的宣言，通过街头的高音喇叭向人们广播（一个在布拉格写作让人在剧院从头笑到尾的剧作者！）当然他们最后还是输了，不得不回到布拉格。在一次类似全国作协最高会议上，当人们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聚会时，决定起草一份向全民交代的遗嘱般的东西，表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的立场。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他和另外的两个人很快退到电影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开始草拟。在这种庄严得近乎悲哀的气氛中，他突然想起他的一个达达主义朋友在附近的一个美术馆这天举办开幕式，并且早就邀请了他，因为这个朋友喜欢哈维尔用跑了调的嗓门唱他们的爱国歌曲，以及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吟诵他们的古典文学。哈维尔假称要方便一下转身来到大街上，溜出去参加了那个开幕式。此番他的演唱和吟诵更有震惊四座的气势，他作为一个滑稽角色大获全胜。但他没有陶醉于这种成功而忘掉自己的使命，他又匆匆返回那间小屋，参与那份悲哀的历史性文件的起草！这两件气氛彻底悖谬的事情如此穿插在一起，哈维尔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容随着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程度变得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变得僵硬，成为他自己的雕像，这么一个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写出一篇历史性文件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坠入这种严肃性不能自拔而变得荒诞之极的话，那么，你必须对自身的荒诞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的认识。甚至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保持距离），那么你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其严肃意义。人类行为只有基于人类对自身短暂的清晰认识，才会变得真正重要起来。真正的意义只有从荒诞中看到。

从他的“荒诞的理想主义”出发，哈维尔提出两个属于他的独特的理念：“生活在真实之中”和“反政治的政治”。在当今的世界上，这几乎完全是两个堂·吉诃德式的命题，在某些人看来，它们不切实际到了不值得一哂的地步。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就指名道姓地取笑过前者，他通过其中最“轻”的一个人物萨宾娜之口说道：“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撒谎，只有在远离人群才能做到。……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相反，这样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昆德拉不会不知道哈维尔提出这个命题的具体语境，他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于玩世不恭了，但是这丝毫也不构成对哈维尔这个伟大命题的任何削弱。事实上在这个地区所能提出的任何命题都不能不是悖论的，即它存在十分明显的易受攻击和讽刺的地方，否则则是没有力量和针对性的。“生活在真实之中”基于这样一个普遍的、公然说谎的事实，哈维尔通过分析摆在商店橱窗里完全是一条不起眼的标语而清晰地揭示出来。一个蔬菜水果店经理在他的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一条标语：“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实际上要和这世界上的什么人、什么东西相联系？他的热情真的有如此之高，使得他感到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想让别人了解他的这个念头？他是否有过那么一刻，去想想这种联合将怎样出现，以及它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哈维尔的回答是：绝大多数这种经理从来也没有实际地思考过摆放在他们自己橱窗里的这种标语，他们从未关心过这种东西的语义内容，因此，它们不是用来表达经理们的真实想法的，该标语是由单位领导将它和洋葱、胡萝卜一起批发下来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张贴是没有意义的，仅仅是一桩被动的和不自觉的行为呢？其实不。这种张贴传达出来的另一个十分明确的消息是：我，水果蔬菜店经理某某，住在这儿，借贵方一块宝地，并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的行为符合人们期待我的方式。我是无可指责地和可以信赖的，我是服从的，因此我有权平安地留下来。做我的生意。但是他不能把这个实际上的真实想法大声说出来，而要隐藏在一条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标语背后。这样他的生活就断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一层是这个人的实际生存，他的切身利益和欲望，包括他某种程度的担忧；另一层是他用做挡箭牌的那种东西，对这种东西他一天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却堂而皇之地把它据为己有，弄得其他人都无法找出他的破绽：“我想要联合这个世界上应该得到同情的那部分人，这难道有什么过错？”说这话时，这位经理已经有一点不知羞耻了，他不仅曾经用什么将什么伪装起来，而且他还伪装成他没有伪装过任何东西。如果这时候有一位妇女走进该商店，问她看见了什么她会怎样回答？哈维尔继续分析道，她会告诉你今天有没有西红柿和菠萝，却压根儿没注意那条标语。原因很简单，也许这位妇女于一小时前在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刚刚挂上了一条同样的标语，于是她对眼前的这条视而不见，心照不宣。然而正是在她的这种漫不经心背后，更为深广的东西由此暴露：人们到处张贴这种不着边际的东西，是在承认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背景或规范，是在接受这种东西作为背景和规范的意义，是允许自己的生活被侵犯。对于每一位张贴者来说，他不仅是做他自己“份内”的那件事，也是在给他周围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以他自己的卷入提醒别人也去做同样的事情，一道来参与这种看似无害的游戏，一个总的“自动整体”和一个个局部的“自动整体的工具”便得以形成。不同地位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发明和玩弄游戏的人反过来又被游戏本身所控制，越来越多的人被弄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对此，哈维尔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生活在真实之中”、“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反政治的政治”听上去便是那么自相矛盾、不可思议，许多西方人也为此感到十分困惑，经常拿这个问题去烦扰哈维尔本人。概括地说，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与一般人们不免将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欲望和操作”、“政治阴谋及手段”乃至武力不同，哈维尔认为，真正的政治，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治，是为你亲爱的人们服务，为你的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基础是良心和道德，政治应该从属于人类良知，它是一种为全体人民的责任。因此，政治家或从事政治的人不应只是冷漠的犬儒、虚荣、无理、粗卑的人，恰恰相反，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感、谦虚并且不贪图权力的人最适合从事政治。哈维尔本人的经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很幸运的优越条件，即在他自己的“众多坏品质”中，恰恰没有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爱好。因此在从事政治生活时，和那些最终想抓住权力并牢牢不放的人相比，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有可能不纵情于手段的行为之中。作为一个颇有成就得剧作家，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活跃于辩论、组织签名、起草和发布宣言的活动之中。1975年，哈维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剖析了在普遍地沮丧、悲观的情绪笼罩下的捷克社会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道德危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事隔十多年后拿这样的问题询问捷克当代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哈维尔的那封信“充满了愚蠢的高调”，“完全不懂真实的生活”，“完全是堂·吉诃德式的”，这样的人是否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傻瓜？还有，后来的那些好事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我们有些启发：1977年，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一起发起了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其中包括起草一份有关人权监督的宣言，而这份宣言不止一个执笔者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对外公布它们的姓名。因为在参加这个运动的所有人看来，他们都不过是在尽公民的义务，没有人你认为自己是在扼住历史的喉咙、骑在历史的背上创造“历史”，乃至要在“历史”上面镌刻下自己的大名。从自身的良知出发同时也意味着较少考虑行为的成败与否，仅仅因为那是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而去做。1968－69年间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公开激烈的争论，昆德拉指责哈维尔德做法为“激进主义和好出风头”。即使从我们这个遥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中仍然不免有人认为哈维尔的行为方式是愚蠢的和笨拙的，但如今这个世界的不幸也许正在于以聪明者、识时务者自居者太多了。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五章“轻与重”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久无联系的儿子和一位编辑来找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关于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联名请愿书，希望他在上面签字。“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扯来扯去，结果托马斯还是没有签。哈维尔也曾指名道姓地分析过昆德拉的这个细节，托马斯的立场被看作昆德拉本人立场的体现。哈维尔指出小说中的这次签名基于现实中一次真实的签名活动，此事弄得执政者非常反感，有好几个签了名的人迫于压力又收回了签名。理由和托马斯一样，他们认为这样做就不了任何人，只会激怒政府。而实际上，后来当政治犯出狱之后，他们都说，那篇请愿书使他们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在人们普遍表现淡薄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会有人想着他们，公开站在他们这一边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更进一步，哈维尔分析道，将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行为都看成愚蠢的，仍然是习惯于从“上面”（从“胜利者”一方）看问题，这样的人不会同情其价值在若干年后才显示出来的任何行为。但正是这一次次被视为“冒险”、“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行为，才使得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得到一步步改善。哈维尔说这话已是1988年，毫无疑问，当时捷克社会及政治越来越宽松的状况进一步印证了哈维尔的论断。尤其是我们将这些看作哈维尔本人立场的又一次出色阐述，它们当然都是深具魅力的。

但是，联系昆德拉小说的上下文，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哈维尔这次对昆德拉的批评。理由是，不管托马斯作出怎样种种令人迷惑的解释，也且不管这件事本身结果如何，托马斯有拒绝签这个名的权利。因为这完全是自愿行为，的确没有人能让他“非这样做”不可，哪怕这件事的意义被表述为如何如何。并且既然托马斯是经过再三考虑做出了那次决定，那么其后果就只能由托马斯来承担，由他自己为自身的自由付出代价。实际上在此之前，托马斯在另一件事情上表达了相同的立场。脑外科大夫托马斯写了一篇关于俄底浦斯的文章，阐述俄底浦斯在一种完全是无知的情况下犯了罪，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不知情而逃避承担责任，在真相大白后他把自己的眼睛弄瞎流浪他乡。这篇文章发表后被认为是向当局的一次挑战。于是他受到审查，被要求写一篇公开收回自己立场的文章，并威胁他否则就要被医院除名。托马斯说：“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后来他告诉对方，他“不能写一个字”，结果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医院和专业。两年后又有内务部的人找他，为同一件事情，这回他们替他写好了改变立场的“样搞”，仅仅让他签个字，他当时答应来人说“愿意自己来写”，第二天却主动跑到他暂时栖身的郊区诊所辞了职，解除了别人可能威胁他的任何凭据，当上了一名擦洗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拒绝在儿子和编辑带来的请愿书上签字应该和前两次拒绝放在同一背景下去考虑，他是在强调自己的自由，声明属于自己的某项权利，并且实际上他也是为这次拒绝付代价的：他知道这将在自己的儿子那里失去立足点（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也将在已经于那份请愿书上签名的其他人及编辑那里失去立足点（实际上失去的是任何社会性的、集体的归属）。托马斯这样做最终没有获得眼前的和日后的任何好处，他是在拿他自己的自由做实验，他要求这种自由得到反复印证。他的这种抽象气味十足的做法与其说是“自杀性”的，不如说有点“自虐”。但不管怎么说，托马斯和那些极力保住自己在“上面”的位置及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像托马斯这样的人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他的“自生自灭”，除此而外，他所具有的危险性极小。他的“消极”立场使他不会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也避免了因为要造成“惊天动地”的效果而做下一桩桩可怕的事情；他不喜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强加于他，他当然也不会给别人强加别的任何东西；他从全部现代极权主义的背景中生长出来，却不会再度成为它的帮凶。

如果我们把托马斯拒绝在儿子和编辑带来阿请愿书上签名看作时他自身的自由和权力一次小小的凸现的话，那么，这只涉到事情的高音区的一面；这件事低音区的那一面是：托马斯不想签这个名，他就是不想签而已。如果有第三次、第四次签名（任何意义上的），他也还是不签。这是一个内在地固执地意愿，远远发生在意识到某项权利之前。所有能想得起来不去签的理由都是后来出现的，实际上，当一个人为自己辩护时，总是有些言不由衷的，甚至他所列出的原因听上去越是有理，便越是虚幻脆弱，托马斯没有去做这件事，这是唯一重要的事实。仅仅这个事实可以把昆德拉本人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在许多场合昆德拉一再声称自己是个小说家，他借此来回答包括哈维尔在内的许多捷克同胞的责难，为自己实际上没有做什么而辩解。我们同样也要把昆德拉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和他此找出的种种理由分开。理由总是在作出决定的后半拍上出现的，它的前半拍是，这个人没有去做这件事的欲望，昆德拉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事情是这样？这使得我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一些问题，是否可以表述为这样：哈维尔和昆德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人格及其力量，尤其是行动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同样意识到事情的荒诞性质和笼罩在荒诞所带来的迷乱气氛当中，哈维尔仍然脚踏实地地去做，争取应该争取的东西，具体地。部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他始终维护了自己的人格的完整性，从这种完整性中产生崇高的行为意志和直截了当的行为力量——这个世界既没有将他压垮，也没有从内部将他瓦解。对这种人来说，完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思想和行为一致。昆德拉十分复杂的情况简单概括地说是这样：“环境中的悖谬”（哈谢克的主题）已经弥漫渗透到个人头脑和精神的领域，他时时感到有不同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拉扯他，撕裂他，它们本身互相矛盾却联合一致来反对他，足以从内部将一个人瓦解，造成他人格的破碎和精神的分裂；“个人和环境的对抗”（卡夫卡的主题）于是变成了这个人自身内部不同力量的并置并存——“忠诚和背叛”、“光明和黑暗”、“魔鬼和天使”、“记忆和遗忘”、“灵与肉”等等，它们甚至连互相对抗的力量也没有，这个人也无力反抗他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杂芜和悖谬，只有听之任之，让它们共居一室，“各种反论相汇合，并被推向极端。”（《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昆德拉的作品种找出这种“极端”－“两级”的体验，它们是莎宾娜和特丽莎。正像雅典娜出自她父亲的脑袋一样，这两个女人也可以说是从托马斯的左脑袋和右脑袋中产生出来的，她们分别从左翼和右翼构成托马斯联合政府的内阁，是托马斯悖谬世界图景中的两头：“背叛和软弱。”莎宾娜先后背叛了自己的“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背叛自己的背叛”，一直到无可背叛（“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特丽莎在面对托马斯以及这个变得越来越快的世界时，常常感到一种类似杜布切克面对勃列日涅夫那样的“无力”和“软弱”，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就更宁愿服从于这种软弱而不想变得坚强，意欲一味软弱下去，甚至在众人之前“倒下去”、“再倒下去”，昆德拉又将之称为“晕眩”。将莎宾娜的：背叛”和特丽莎的“软弱”结合到一起的人是托马斯（这两个女人不仅能和平共处，而且还发展出一种奇特的友情），这里的“三部曲”是这样展开的：特丽莎代表了一种非常真实而深刻的现实经验——弱者面对强权的世界，感到自己被取消的处境和彻底无力，托马斯是为了这种处境提供解释、说明和辩护的人，他甚至不怕说“身为捷克人的实质意义除了灰烬，再没有什么。唯一能使它们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便是他们的失败与他们的互相指责。”（见韩译本，第100页）萨宾娜采取的反应是急于逃离，从一切身边逃离，像一只逃离沉船的耗子。我们不揣冒昧地猜测：这三个人加起来是一个昆德拉，它们是昆德拉自己的“流亡政府”的三色旗。如此，来自外部的悖谬（及个人与环境的对抗）已经内化为个人自身的悖谬，内化为属于个人的无法解决和摆脱的困境，这个人或许会说：如果我自己的问题我都无法对付和改变，那么我怎么可能去对付和改编这个世界？用T·S·艾略特笔下疑虑重重的人物普鲁弗洛克的话来说：“我可有勇气/搅乱这个宇宙？”

在《笑忘录》中，昆德拉将那种弱者面对无法抗拒的强者的屈辱感情描述为“利多斯特”（Litost）。他说这是一个捷克用语，是“一个人突然洞察自身的悲惨而产生的一种极度痛苦”。不管怎么说，被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种灾难所压倒的如此无力的人是不幸的，充满悲剧性的。这里我想简单指出昆德拉在基本上是处理这种经验时所产生的美学上的一点不适：他仍然在用一种强音乃至强词来讲述这些悲惨的故事，用“雄辩”来面对这种无力乃至无语的情况，我指的是，他最终将那些破碎的环境和破碎的人物缝合成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图景”，当然它被称之为“失去上帝”的世界。（有时候昆德拉又称之为失去“主人”的世界，“这颗行星正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穿过虚空。《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这是一个正在变成“陷阱”、人们在其中“遭受围困”的世界，换句话说，是一个由恶意的神灵所摆布的受诅咒的世界，这位恶意的神灵实际上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这样，昆德拉就将一种本来是具体的境遇普遍化了，将其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这与一个小说家所面临的任务似乎不太相称，他成了那位不怀好意的家伙“雇”来的另一位滔滔不绝的“牧师”。体现在作品中，他的小说充满了关于各种问题绕来绕去的分析、解释、设想、辩护、结论等等，它们几乎将小说所要求的人物、场景、细节以及各种微妙的转换淹没了，仿佛后者只有依附于前者才能存在。而在这之上，是那种自天而降、无所不在地笑声，它降临在处境悲惨的人们头上，其实是弱者里面更弱的那些人身上。（如《玩笑》中对任何玩笑都表现得特别无能的玛格塔、因其丈夫的过错而成为报复对象的海伦娜、由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引起一系列倒霉事件、最后掉进更大的玩笑之中的卢德维克。而那位“厄运”的代理人泽曼尼克却始终处于上风，他毫发不伤！）尤其是当昆德拉不仅把这种“悖谬”看作是某种现实，甚至是在更加普遍的范围内出现的未来的可能性——“一种欧洲的可能性，一种欧洲可能出现的景象，一种人类可能的境况”（唐译《小说的艺术》，P46），他几乎是一个关于末世的预言家了。他的可能性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是“伪可能性”、“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