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余年改革发展，回首望中国，中国人仿佛变得不再认识自己的国家；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骄傲，同时也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我们亲领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总有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骤然呈现，让我们喜出望外。但我们耳边也有警钟鸣响：我们还能续写发展辉煌吗？已经有国内外人士提出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我们在怀疑的声浪中，寻找着能让我们收拾信心、续写辉煌的力量。我们把眼光瞄上了成都改革。

“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因为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至陷入社会不稳定的泥沼。但是，远不是所有国家绕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成长。就中国而言，我以为，即使在现有基本宪法秩序之下，改革仍有空间，生产力释放仍有空间，改革不仅有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可能避开。成都改革的成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改革30年有余，尚不敢说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描绘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远景，即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这个要求，可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改革路程要走，抑或说，以往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开局。然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将改革深入下去，中国再快速增长30年不是难事；如果中国能就更重要的改革战略和策略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中国就此甩开周期性社会不稳的魔咒、建成繁荣稳定的民主法制社会，也不是天方夜谭。

以笔者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判定中国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快速增长20至30年，跃上一个全新的稳定发展平台，取决于我们国家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可持续供应，更取决于技术进步这一改善要素利用效率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保障则需要体制改革支撑和社会稳定。对于成都改革的意义，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发展逻辑中去认识。

要素供应的绝对数量不会构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硬约束。第一，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用地，真正缺少的是优质耕地。建筑用地供应并非常数，而是建筑技术和土地政策的函数。在技术条件改善以后，滨海、滨河土地可以用于建筑；政策改进以后，山区农村建设用地可在严格规划的前提下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目前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土地边际GDP产出数倍于平均产出，说明现有城市存量土地的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中国的劳动供应形势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仍然很大。笔者的调查表明，城市部门的日工资单价低于农业部门的日工资单价，农村劳动力就可以发生转移，这就表明，在中国农民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农村劳动力会持续向城市转移，并且工资水平不会显著上升。这个过程要结束还会有二三十年时间。第三，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形成资本积累的强大源泉。维持高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是综合的投资机会与投资回报率。按中国的发展水平，未来中国的投资机会仍会十分广大，维持高储蓄的前提条件将长期存在。

然而，以上判断不足以让我们高枕无忧。最简单的经济增长率公式，是储蓄率乘以资本效率。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会使来自国民储蓄的资本贬损，而体制弊端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会使资本效率下降。这才是让我们忧心的事情。体制改革的效果并不会随着时间延续不断产生累进效果，到一定平台以后，需要新的改革投入。这是我们未来持续发展、走向更大繁荣所面临的真正重大课题。

成都以农村产权明晰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发育基层社会民主政治这三大改革举措，给有待深化的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了范本。今后中国改革还要迈出两大步，一是克服城乡二元结构，完全确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幅提高民生质量，为全面改革创造更坚实的基础；二是主攻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建成民主法制社会。成都改革基本上走完了前一步，并开始探索后一步。

产权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成长速度得以基本保持的关键条件。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因改革不到位，不仅妨碍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的继续提高，影响社会安定，还使中国土地市场的严重扭曲问题愈益严重。从中国现实出发，做实承包权，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的基本路径。有人以为这个改革很难，但成都做到了。如果全国做完这件事，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农用地的使用效益，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未来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基础越来越靠不住，但提高农业竞争力、降低中国人的吃饭成本，会有助于延缓中国人名义工资上升速度，总体上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蕴含着巨大市场。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造就几十万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让大中城市得到更健康的发展，同时在现有农村地区让一批规模不等的新兴城市崛起，并让专业农户变为“城外市民”。未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会在20%以下，农业人口会在10%以下，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要创造出超过过去30年里所形成的城市规模，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还会让我们怀疑中国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成都的改革证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权益水平，更孕育巨大商机和发展拉力，其重大意义无法估量。

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成都改革的又一杰作。这不仅是人民的“高端需求”，也是经济高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把握好节奏和策略，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保障。这项改革大的谋划当然需要中央政府去做“顶层设计”，并要树立风险意识，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但这决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此改革领域可以无所作为。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是，传统乡村社会不能嵌入民主政治，但商业社会却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成都市不仅是一个工商业大都市，其农业经济也卷入了市场化过程，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问题是人们会怀疑民主政治从地方发育的可能性。

这种怀疑似无必要。在西欧历史上曾有过“国王治下的城邦民主”，由此揭示的逻辑，我们当然不可直接用来做一个类比，但其中的意义必定对我们有所启发。成都市所推动的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注重细节，不事张扬，把民众权利保障用规章制度确定下来，走上了一条务实的渐进民主改革之路。这方面的改革极大改善了成都市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到成都投资。有实证经验研究表明，企业投资取向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流向的决定因素是城市的人文环境。大型跨国企业并没有因为成都工资水平提高而不选择成都。有这个逻辑存在，我们便可以相信，只要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中国经济也未必会产生因投资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产权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政治三足鼎立，形成成都改革的基本架构。他们的改革从2003年起步，在我看来，当时能提出这样一种改革理念就不简单。成都的下一步改革能否揭开序幕，将取决于他们的改革经验能否在全国成功推广。如果推广成功，全国将形成更加宽松的改革环境，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成都才可能迈开新的改革步伐。这个时机到来之前，我们只需要做成都改革者的学生，而不必要求他们承担新的责任，更不可驱使他们做激进改革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