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1：如何理解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特点？
魏后凯：我的理解是，新常态实际就是一个发展转型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一个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发展水平看，2015年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天津、北京人均GDP超过1.7万美元，上海超过1.6万美元，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很多城市人均GDP都超过了1.3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迈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
第二，从工业化阶段看，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发展阶段还要高一些，未来我国工业化的任务主要是全面提高工业化的质量。我们曾做过一项课题，用147个国家和地区横断面数据以及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近一百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体呈现出“倒U型”变化。人均GDP为5000美元以下，工业增加值、工业就业比重都是不断提高的。人均GDP为5000—1.2万美元，两个比重保持稳定；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两个比重都是下降的。就是说，在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工业化质量。
第三，从城镇化阶段看，城市化率在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发展的快速阶段。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2015年是56.1%，已经越过了城镇化率50%的拐点，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未来城镇化的重点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核心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在这一转型阶段，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增速减缓，二是结构优化，三是动力多元，四是质量提升。目前普遍认为，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从全国来讲的。从地区来看，有些地区是中高速增长，有些地区可能是中速增长。像北京，因为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只能是中速增长。但我国中西部落后地区可能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因此，总体来看，全国会是一个中高速增长，但增长速度会减缓。
提问2：您认为，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魏后凯：首先是减速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已经在减缓。数据表明，2006—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平均每年提高1.58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平均每年只提高0.98个百分点，速度都在下降。中西部地区到目前为止还在加速，但2014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49.8%，西部地区是47.4%，已接近50%。“十三五”期间，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也会逐步减速。另外，据我们预测，2011—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增速大概是1个百分点左右，2021—2030年增速大概是0.8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未来中国城镇化率的增速在0.8—1个百分点之间。而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以前是1.18个百分点，2021—2030年是0.77个百分点。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会下降，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这叫城镇化转型。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城镇化减速的原因在哪儿？一是我们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无论是我们的测算，还是联合国的测算，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都在68%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城镇化率为30%—70%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区间，预计2033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将近20年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空间，但这个快速推进是一个减速的推进。
二是我们的发展理念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十三五”规划中，中央提出“五大理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绿色发展理念。过去中国的城镇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资、低成本来支撑的。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这种低成本的支撑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过去我们的工业化靠的是劳动力低工资、土地低价格。再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没有支付并不是不要支付，只是延期支付。上一届政府没有支付，本届政府、下届政府就要支付。还有就是资源价格扭曲，环境污染成本向社会转嫁，比如雾霾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再比如，北京现在的用水主要靠南水北调，调水成本每立方8元左右，但调水成本并没有在北京居民用水价格上得到反映，是靠全国13亿多人口分摊的。资源价格没有把真实成本反映出来，这种依靠低成本支撑的粗放城镇化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是城镇就业需求会下降，就业岗位增长速度也会下降。中央提出要创新驱动，加上工资上涨较快，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将会带来很多企业采用机器人或者更多的资本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需求会下降。
四是市民化的影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跟城镇化是分离的、脱节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同步进行的。市民化的成本被延期支付了，接下来要补市民化的短板。我们曾做过测算，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人约为13万元；北京农民整建制转居的成本，集中城镇化地区人均为51.2万元，非集中城镇化地区人均为20万元。考虑到市民化成本，我们未来的城镇化不可能推进得太快。
当前中国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不是水平高低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质量太低，就是现在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太大，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2014年以来许多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只有30%—50%。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城乡福利差异大，农民强烈希望进城，但因体制政策方面原因，农民进不来。这些年来中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城市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中小城市全部放开，鼓励农民进城，但农民却不太愿意进城。究其原因，一是中央明确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二是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三是农民的预期不断增加，未来发展选择的机会也在增加。从发展机会、预期的角度看，这是农民市民化意愿下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2009年以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09年是3.33，2014年是2.97。那么，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还是短期的趋势？我以为，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就是说，未来中国将进入城乡收入差距稳定缩小的新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是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后期阶段，过去以城市为导向的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会下降。未来我国的小城市、小城镇、农村地区将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有利于农村地区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农民增收。要让农民增收、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不就是城镇化吗？三是在新的阶段，中央、地方政府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投向“三农”领域。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第四，农民增收难度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要缩小，不是去压低城市居民的收入，而是要想办法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些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农民增收高度依赖工资性收入。我们做了一个简单测算，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1990年只有20.2%，2013年提高到45.3%；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由1990年的75.6%下降到2013年的42.6%。
从农民增收的贡献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大幅提高。1991—1997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只有26.8%，2010—2013年提高到52.5%，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贡献率由68%下降到33.8%，如果计算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种植业净收入，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更低。从2014年的情况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47.2%来源于工资性收入，21.7%来源于转移性收入。从比重看，工资性收入比重还在提高，转移性收入比重也在提高，而经营性收入比重在下降。从今年4月份我们发布的《农村绿皮书》看，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0.8%，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是40.3%，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是48%。经营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39.4%，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只有28.5%。种植业净收入增长4.6%。农民收入高度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小，比重越来越低，这是不正常的。
未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市民化的加快，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市民化后收入的计算问题。过去农民到城里打工，工资大部分流回农村，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工资性收入是算在农民工资性收入中。把他们统计为城镇居民后，从统计上看，他们的收入是作为城市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这样，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会下降。农民增收将更多地依靠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二是农业盈利空间问题。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看，价格有天花板，成本有地板，成本在不断上涨，现在相当一部分国内农产品价格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农产品涨价和盈利空间会受到限制。比如，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三种主要粮食——稻谷、小麦、玉米的生产总成本平均每年增长10.5%，比GDP增长速度还快，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7.6%，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2.2%，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4.2%。我们通过大量调查发现，现在土地流转成本大约是800—1200元/亩/年，种粮食一年的收入才几百块钱。并且在10多年农业生产总成本的上涨中，45.4%来自于人工成本，32.4%来自物质与服务费用，22.2%来自土地成本。
第五，要素将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过去我们的人口、资金、技术都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一是由农村往城里迁移出现了速度减缓的趋势。我们测算，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83万，不到200万。外出农民工规模增速在下降。
二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虽然从目前来看还在加速，2001—2005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每年下降1.04个百分点，2006—2010年每年下降1.62个百分点，2011—2014年每年下降1.8个百分点。但是，这种加速下降的态势是不可持续的，导致这种加速下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基数越来越低，2014年已经在30%以下；二是外出农民工转移速度在下降，城镇化速度在减速，未来劳动力转移速度也会下降。我估计，未来15—20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预计到2030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将下降到12%左右。
三是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的速度在加快。未来我们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实际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第六，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弱质化将加剧。据我们测算，乡村60岁以上、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城市。2014年，我国乡村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为17.6%，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为11.5%，分别比城市高3.8个和2.6个百分点。由于青壮年都跑到城里打工，农村留下来的老人占比很高。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需要关注的，包括农村的“三留守”人员的问题、关爱服务体系问题，是需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作者简介：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研究）
转自：《城市化杂志》201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