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2000年加入WTO，到2006年实现市场准入，是一重要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促进政治公开化与透明度。2012年重庆事件引发“极左思潮”崩溃，中国社会思潮也进入“与国际接轨”新阶段，如能转轨成功，其意义可与2000年相比。
一．标准与逻辑：“左右思潮”的颠倒与错位
以四分法代替二分法
就一般国际思潮而言，左翼强调社会，注重公平与平等，代表社会中下层，主张国家干预市场；右翼强调个人，注重自由与效率，代表社会中上层，主张减少国家干预。 无论左右，都建立在民主制度上，
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等。
第三种思潮---保守主义，主张传统与秩序，处于左右之间。美国新保守主义主张恢复传统与信仰，推广西方普世价值，代表能源军工集团，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器，文化力量进一步结合，强化世界霸权，这是国家主义。而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则被代表中产阶级的左翼举起。在西方社会，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往往属于右翼，平等自由人权则属于左翼。
中国思潮划分与西方有颠倒和错位。
研究当代思潮的萧功秦，马立诚，陈子明，高超群，李伟东，荣剑，杨帆等人，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划分，从左到右大致如下：
1.民间文革派（毛泽东晚年的民粹主义），
2.老左派（计划经济列宁斯大林主义），
3.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
4.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5.新保守主义（秩序与传统文化），
6.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
7.政治自由主义 ，
8. 寡头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传统文化，属于左翼阵营，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属于右翼阵营），与西方相反。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区别？
第一．历史因素。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走暴力革命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一开始就比西方“左倾”，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成分。
第二．毛泽东总结的“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成为三代人的话语。他按照认识论，把认识落后于实践划为右倾（如陈独秀，二次王明路线），把认识超前于实践划为左倾（如瞿秋白，李立三，一次王明路线）。毛泽东在解放后犯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多次将刘少奇陈云等批评为“右倾”，甚至修正主义。
第三．中国改革的起点。计划经济与文化革命的
指导思想是“极左”，借助于权力推行多年，已“左”到不能再左。改革起点就是反左，改革开放派均划为为“右翼”。
20世纪80年代初极左思想在中央仍居主流，基本适用两分法，以对市场经济态度划分左右翼。在中国这种分歧被意识形态化：极左派称之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右派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
如果位移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就是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开放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这是多年来中国中左和中右争论的话题，不断被极左极右的意识形态话语干扰，他们是主张专制的思潮。在话语混淆的背后，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制度对立。
90年代以后社会结构变化，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2000年加入WTO, 但民主没发展。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既面临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也面临市场经济自身的非均衡，还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等多层次问题。自由主义被分割成为经济与政治两部分，前者成为主流，后者受到打压，情况高度复杂，不能简单用两分法，无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都不适用。
西方社会思潮都以认同民主制度为基础，社会主义者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大概只有极少数极右的国家主义和极左的托派，才反对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国民主很少，鼓吹专制的社会思潮不仅存在，而且在重要时期往往窃居主流。
中国社会思潮，在价值观念上分左右是不够的，还要引入一个制度标准：专制还是民主？因此就有极左，极右，中左，中右的划分，前两者为专制思潮，后两者为民主思潮。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3年提出“四分法”，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左右二分法”，结束从极左到极右的恶性循环。并不是说就只有四分法，只要引入更多标准，就可有更多的分类。
2003年中国右翼自由主义被“极右”绑架，变为寡头主义；2011年左翼社会主义被“极左”绑架，变成左翼民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有幸的是很快被纠正，这是天意也是民意。
二．历史与制度：极右绑架右翼：2003年的寡头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右，“新三民主义”为中左，到蒋介石变为极右寡头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为中左，文革为极左。极左极右思潮的出现，都是拒绝民主的结果。
文革作为最左倾的民粹主义统治中国10年，到1976年已走到尽头，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批极左，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汪晖语）。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以人道主义马克思为旗号，到90年代哈耶克自由主义正式亮相，都促进了改革开放。
右翼思潮如果走民粹之路，可能通向民主。1976,1989两次政治风波，2003年以后的维权，大致是这个路数，但都被打压，官方利用的是右翼精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90年代再次发动改革时已去掉民主目标，自由主义原则只贯彻于经济与个人自由。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家自身有局限，把自由主义定位于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并急于否定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话语系统。在西方，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是右翼，政治自由主义是左翼，在中国一并被划为右翼, 说明政治自由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绑架，典型例子是“以腐败推动改革”，“骗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回避政治改革，以经济手段甚至腐败推动政治改革，以上缺陷减弱了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和道德力量。
90年代以后与寡头主义对抗的，是“泛左翼”力量。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经济学非主流派”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长达10年之久，主导思想是“中左”，既要公平，也要民主。由于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其中也有国家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因素。
泛左翼还包括三大派别：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9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总体上回归左翼。第二，文革派。1990年民间出现第一次“毛泽东热”。第三，新左派。90年代与自由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相互激烈论战，涉及历史政治文化，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中国思想界斗争主线，并由此划分左右，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真问题，不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而是“泛左翼”与寡头主义的分歧。“泛左翼”的主导思想是“中左”，争论的核心在经济领域。左翼三大派别人数不少，反对新自由主义都有贡献，但在民主问题上一直模糊不清，含有“极左”因素，不是批判极右寡头主义的主导力量。
2003年十六大换届前后，政治气候适合，极右理论家突然跳出来，以“推动改革”为名，提出按权力体系正式分配国有资产的建议，引起全社会反对，2004年“郎顾之争”，是以“中左”为主导，“泛左翼”反对寡头主义的一次大争论，取得全胜的原因是：第一，左翼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第二，极右过于猖狂自己犯了错误；第三，网络作用得以发挥，发动了社会舆论；第四，党中央支持；第五，中右即自由主义左翼，在关键时刻与寡头主义划清了界限，加入“泛左翼”阵营，从此摆脱经济自由主义和寡头主义的绑架，走向民主和维权之路。应该说，中国思想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在2004年8月“郎顾之争”中已见雏形。
三． 极左绑架左翼：2005年以来“三左派”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泛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以“中右”思想为主导，促进了改革开放，在1989年发展为右翼民粹。 90年代被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导，逐步走向极右，到2003年发展为寡头主义。两次教训使自由派有所成熟。
相比之下左翼更不成熟。老左派60年一贯制，概念老化，逻辑混乱。在1989--1991年有三年主政机会，但凭这样的理论水平，只能批判改革开放，拿不出任何理论与建设性方案。当时某些“太子党”人物想发展国家民族主义超越左右，终不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接受。结果就是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大翻盘，中国思想界从极左走向极右。
2004年以后左翼获得大好历史机会：第一，以中左主导反对寡头主义的理论斗争取得空前胜利。第二，党中央路线向左调整，提出了科学可持续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第三，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促进了民族自信和传统文化。第四，大多数人和社会阶层，对于必须调整社会矛盾已有共识。
这些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左与中右共同达成的。但2005年以后，中左被极左所取代，左翼被极左绑架，走向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
官方政策不鼓励民主。
官方大力扶植的马克思主义工程，有教条主义，对中国实际拿不出有价值的分析与建议。
老左派代表人物，用二分法把全国人民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把一切功劳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把一切弊病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后几年老左派主导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批判普世价值，表面上批新自由主义修正主义，实际是批判中左，控制左翼话语权，与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极其相似。
新左派带有“海归”桂冠，可惜他们在中国宣传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类似于托派的极左理论，引进中国投官方之所好。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其核心是争夺中国未来改革话语权，改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要点一是以“中心外围论”否定对外开放，二是反对民主法治改革。
民间文革派以“毛泽东派”自居，窃据毛泽东名誉，拉大旗做虎皮；自由派顺水推舟，称他们为“毛左”,是为全面否定毛泽东。2006年文革派窃据乌有之乡等网站， 2011年制造文革式发动，如“人民公诉”，“抓汉奸运动”，砸会场等，已成小气候。
我所概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都有合理因素，在中左主导下有积极作用。
但他们有“极左”特征，与“中左”相区别：
拥护文化革命。第二，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当代社会，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淡化权力腐败的因素。第三，反对民主法治改革。
极左，是以歪曲的形式，片面反映，错误解释社会矛盾，主张用计划经济与文革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们遵照“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痞子哲学排斥程序正义，想彻底改变利益格局，实现他们“杀富济贫”，“共同富裕”的实质正义目标。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和考试竞争中的失败者，边缘化知识分子，并不真正代表弱势群体利益。
极左能压倒中左，篡夺左翼领导权，除去左翼总体上理论僵化，概念老化，主要是由于官方政策的支持和纵容。由于不想进行民主法治改革，在1992年把中右搞成极右，在2004年极右走不下去以后，又转过头来扶植纵容极左，在2011年险些酿成大祸。
四．2011年围绕重庆模式：极左的突然崛起与失败
如只是理论偏差，极左不至危及全局。即使是错误的理论和民间情绪，也有制约精英腐败，为弱势群体呼吁的作用。关键是左翼在改革开放没完成的历史阶段，不能当主流，中左不行，极左更不行。这就是我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年，始终自称为“非主流”的原因，这是经过深刻思考的。结果是功成身退，结束经济学家的一统天下，主流和非主流一起归位。这是“左翼”在改革开放中期所能起的，应起的积极历史作用。
右翼民粹可以通向民主，右翼精英可以通向寡头。左翼民粹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文革，左翼精英可以通向民主，类似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精英与右翼民粹结合指向民主，左翼民粹和右翼精英结合，不是左翼专制就是右翼专制。
极左的狂妄，在于身处山野，毫无资源，却梦想当主流，于是就渗透和拉拢权力。非常诡异的是，2011年差点美梦成真，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重庆与北京“三左派”互动，是左翼精英与左翼民粹结合，迅速成为强大的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几乎掀翻中国30年形成的利益格局。
目前极左维护“重庆道路”，反对“重庆模式” ，是为了和中左争夺话语权，因为《重庆模式》一书是我策划的。我认为最有资格称为“模式”的就是重庆。2008---2010年其成就明显：
1.树立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依靠唱红等手段强行调动共产党传统政治资源，控制腐败，为政府强力干预经济，为人民服务创造条件。
2.发动群众依法检举，严厉打击黑社会，强化了社会治安。
3. 把经济重点从利润导向， GDP挂帅变为民生挂帅，在一定发展阶段加速重庆发展，这是符合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但2011年大讲“共同富裕”就有点超阶段了。
重庆模式的内在矛盾有两条：一是个人权威的局限性。我一再建议，在打黑基础上，重庆已具备搞“人民民主”的条件，重庆市委也通过了《民主法治15条》，确立了未来发展方向，可惜未能推行即崩溃。
二是在打黑中利用法律空挡，使用刑讯逼供，把黑社会与富人联系起来，没收富人财产。这是将一定的社会实质正义和程序非正义结合，绝顶聪明的设计，意不在维持社会治安，而在大幅度改变社会利益格局。把富人吓跑了，基尼系数就下来了。
这样一个模式，是35年来第一次以左翼民粹主义为指导，在一直辖市范围内进行的有效实验，同为民粹主义模式，与文革不同，主要依靠国家机器，而文革是关闭公检法，搞群众运动。 民粹主义是双刃剑，运用不好相当危险，毛泽东就是在1967年七二零事件看到失控危险以后，不得不停止群众夺权，宣布全国军管的。重庆的问题就在于此，依靠警察就要管得了警察，依靠神化自己就要管得了自己和自己家人，搞民粹模式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后必须有意识有能力及时调整。可惜，其领导人的性格特征与思想极为特殊，既能迅速创造极大政绩，也是极端的个人独断专行，他说自己最大惶惑就在于缺乏理论指导。非常遗憾的是在2011年4月抓律师受挫后不能理性对待，反而错上加错，下半年与“极左”相互呼应，造成全国不安，富人移民潮升级至今不衰。
理论选择的错误比过火行为严重，这意味着方向错误很难纠正。长期以来极左盛行于理论界，也影响了重庆的选择。极左势力蜂拥而上绑架重庆，2011年下半年掀起重庆的吹捧狂潮。乌有之乡给重庆公安局送了锦旗，那边是列队欢迎并打出标牌“欢迎红色网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带队，几乎全盘端到重庆去开会。新左派人物大量吹捧。一位自称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小文革派夸耀：重庆经验说明，依靠共产党传统资源解决中国问题，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乌有之乡主笔预测：中国向左转已成定局，社会公平只能打毛泽东旗号，西方民主就用不着了！重庆模式的突然崩溃，极左派言有人陷害是没有根据的，但正是他们与重庆之间互动，造就了重庆突然瓦解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事件并非完全没有必然性。
五．中国思想界大改组：与国际标准接轨
极左思潮盛行中国几十年，在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本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极右寡头主义盛行，社会矛盾激化，官方有意扶植极左，和重庆模式的刺激四大因素，于2011年突然崛起又突然崩溃，演出一场历史闹剧，同时暴露了“中国模式”深层次的特权与腐败问题，给党和社会以强烈刺激，这不是惩处其领导人的刑事犯罪就可掩盖的。其事件的危险性也在于，一开始就涉及外国，因此无法内部处理。
2011年人们已感到，以不作为的态度，或以经济增长合法性拖延社会与政治改革拖不下去了，强行压制只能使矛盾更激化。社会心理越来越焦躁，网络情绪化骂人越来越厉害，直至出现真名骂人，上边管不了，反成为草莽英雄，造就了强烈的民粹主义氛围。
大家同时也感到，如果极左如果真的趁机兴起，会出现什么事情。以乌有之乡为例，他们在一步步有意识唤醒人民的文革意识。茅于轼写文章骂毛泽东，乌有之乡组织50000人签名起诉，用的是“人民公诉”字眼。年底组织网上评选“十大汉奸”，属于社会性诽谤，但无人阻止，连被诽谤的人也不出来维护自己权益，使人怀疑，他们难道真是汉奸不成？这样的运动如发动起来，乌有之乡网站就成为宗教裁判所，他们可以握有对知识分子的裁判和生杀权力，比中宣部厉害多了。在全国维稳压制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时代，一个网站居然堂而皇之畅行无阻，大张旗鼓组织社会性群体诽谤，说明极左的渗透程度，已经有多么广泛！
如无突发崩溃，极左还会干什么？
2011年7月一老左派提出“共富为纲领，某某当总理”，发动群众闹事逼上层分裂。其实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他们就搞网络抓汉奸，如果我没猜错，下一步就是呼吁选举，使极左领袖上台。颇有讽刺性的是：极左搞不下去，会窃取中左的“民主选举”思想，他们的领袖当不成毛泽东，却可以成为“左派叶利钦”。这就是西方舆论对重庆模式颇为青睐的原因，也是极左不愿走，也不得不走的道路。
有人说，极左口号只是夺权手段，无人真正执行。我却不信。依我对他们这些人的了解，上台他们也不会向右转，他们有“左根”，他们的领袖也控制不住。我2011年多次警告这些人：毛泽东搞文革是历史悲剧，你们搞是历史闹剧。结果没几天历史闹剧就出来了。
事发以后极左及其顽固。经过徘徊，终于发现只能顽抗到底，一口咬定有人陷害。 这不是实证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极左不能承认自己的假设前提有错。他们的前提不是理性人而是“道德人”。一旦神化领袖不存在，他们的体系包括他们自己就烟消云散。因此，死扛到底堕落成托派，是难以避免的前途。
极左的崩溃将连累整个左翼进入低潮。左翼一直被极左人物，概念和思想统治，中左被他们列为“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所排斥，少数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中左”，而自认为是右派。未来的“中左”即民主社会主义，将由目前左翼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左翼组成。
极左瓦解给目前右翼造成空前历史机会，他们利用机会向民间转移资源。自由主义会分裂，主张民主的中右将进一步与寡头主义切割。主张搞寡头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极右，没有了左翼压力，会卷土重来，如果他们主导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金融，经济与社会危机，并促进极左死灰复燃。
以后时期中国理论界前途，在理论层面取决于能不能正确总结教训，中左摆脱极左控制，中右与极右划清界限，发展民主思潮。反民主势力会继续阻挠这一趋势。或许只有在一系列真正危机以后，民主法治才能够真正推动。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