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具有历史与文化延续性的大国及其战略传统的存在,晚近以来的世界政治中,始终存在某些常规性动力和结构,它作为“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或隐或显导引着人类的政治生态,使世界政治惯常性地呈现出大国共识下的有弹性的协调和竞争。今天的世界政治又重新走回常规状态,相对来说,冷战期间的硬性两极对立是非常态的,而美利坚民族所设想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也与世界政治的常规无涉。
关键词:大国 战略传统 常规状态
一
对于现代世界来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一事,永远值得人们反复提起,正是它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作为刺客的塞尔维亚青年弗里洛·普林西普与作为受刺者的奥国王室大公,无意间共同谋划了此后的人类经历。然而,严肃的历史学家其后在检梳人类生活的前因后果时,却始终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塞尔维亚青年的行刺事件,那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结合《凡尔赛和约》明确认定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一项条款,在一战结束之后的数年之内,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问世,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分析定性。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们开始转移思考方向,不再一味关注“战争罪行”,而注意起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在战争的直接原因之外,一战之前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才真正是历史的推动力量。按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归纳,这些背景原因分为四个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殖民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①
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中的大事件,还要看到历史中本来就有的发展趋势。对一战起因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毋庸置疑与法国“年鉴学派”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不谋而合。身为“年鉴学派”的掌门人之一,一代史家布罗代尔不止一次强调:“人类若不联系过去,就几乎不能懂得现时”。②布罗代尔因此提醒人们不要仅把视野放在历史中的大事件,而要更多地致力于发现“历史的结构”。什么是“历史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和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③布罗代尔及“年鉴学派”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更长远的人类生活史,在他们的时间概念里,历史分成了“长时间”、“中时程”和“短时段”。所有的“时间”都会影响到当下的人类生活,因此,要合理观察现时,就需要不同的“时间”联为一体,去用心发现顺流而下的“历史的结构”。
那么,决定一战“必然”现身于人类生活的“历史的结构”又是什么呢?到一战发生的时候,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欧洲已以德奥为一方、以英法俄为另一方,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联盟体系,这种冲突性联盟体系的产生意味着维持欧洲均势一百年的梅特涅体系走向瓦解。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由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精心构筑的维也纳会议体系,曾经长期保证了欧洲的和平。按基辛格的总结,和平的得来有赖于三大支柱:与法国怀柔修好;维持欧洲均势;对正统观念的共识。“它结合了法统与均势、共同价值和均势外交。共同价值局限了各国要求的范围,均势则限制住它们坚持要求的能力。”④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形成的欧洲协调,曾有力保证了欧洲大国间的共识,避免了国家间的一味敌对,但到19世纪末以后,随着经历两场战争的普鲁士德国上升为欧洲第一强国,抛弃俾斯麦的克制政策并转向单纯的实力政治后,欧洲协调因为君主制正统主义共同价值观的式微,开始失去其原有效力,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二十余年时间内,普鲁士德意志的强势威胁性外交政策“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一百八十度大反转”,俄罗斯这个三皇同盟的成员不再与普鲁士续约,英法俄这三个一贯互相为敌的国家竟然携起手来结成了同盟。当这种相互冲突而又没有弹性的联盟体系取代欧洲协调成为欧洲政治的新现实时,整个欧洲其实已坐在了炸药包上,只差一根火柴。①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则是划着的火星。
一战的爆发使人们看到了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结构”的规范作用。但是我们的考虑并不能到此为止。为什么一战前的欧洲政治中会存在这种“历史的结构”呢?“大事件”又是如何与“长时间”即“历史的结构”产生相互作用的?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两个现实。
其一是国家追求的常规性。当声名赫赫的美国“海权论者”塞耶·马汉提出他的宏伟理论的时候,这位精通历史的军事学者曾经特意指出,任何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在其目标中都会存在“长期性的考虑”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在某一时刻,长期性的观点要服从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就应该高瞻远瞩了”,因此,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应“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②马汉所说的“长期性的观点”也就是民族国家的战略传统,它是对民族国家利益的稳定性的认识与追求,一旦形成就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
其二是世界政治的范式变革。当那个赞同历史循环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文明冲突”时代的时候,他同时指出世界政治存在着范式转换,在旧的、以意识形态为最高主宰的世界政治范式失却效用之时,生存于旧有世界政治之中、一直隐而不彰、但又一直在寻找突入历史前台的次范式,也由隐到显跃升为世界政治的新主角。在亨廷顿的观念中,始终存在着隐范式与范式的角逐较量,它使国际政治经常显现出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③
以上两个规范性思考框架为我们考察一战提供了更好的思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世界史进入国家主义时代,欧洲世界中的那些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大国,都在接连不断的国际博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战略传统,晚近以来的欧洲政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不同的战略传统与战略思维间的互动。当时刻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的英国、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中欧地带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主宰的法国、经常提防着被东西两面的地缘战略棋手联手夹击的德国和总感到不扩张就不足以保证国家安全的俄罗斯,一起在欧洲政治中交互对弈时,欧洲政治通常表现为大国间的合纵连横,而如果有相似的价值观作为共识———譬如三十年战争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国家至上信仰、维也纳会议之后对欧洲正统主义的尊重、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共享的民主自由理念等,欧洲政治就会依常规形成某种富有成效的欧洲协调即国际机制或国际秩序。而一旦共识失效、均势破裂,欧洲政治则不可避免硬化为势不两立的两种力量间的对抗,直到一方在竞争中取胜重新制定新游戏规则———此即亨廷顿心中隐含的“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
每一个大国都有将它的战略传统推向极致的自然倾向,跨国性共识及共识下的互为制约机制的存在,是将大国战略传统的冲击力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至于构成破坏性因素的源泉所在。如果价值共识失灵,抵制大国意志越界的阀门也就随之打开,总有个别大国会跃跃欲试,张扬其战略意志,在此情况下,旧有的“常规秩序”将无法维持。一战前夕欧洲正统主义的消亡以及普鲁士德国的无限度实力政治,正是将国家追求的常规性表露无遗,它所引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原本多元、富有弹性的大国结盟体系的硬化。与正统主义共时生存、促使联盟体系产生的那种处于次范式地位的力量,在1890年后的欧洲找到了显现的机会,而普林西普的那把手枪则将这一机会由可能化为现实。“大事件”没有“改变”历史,但是激发了历史中本就存在的意志即“历史的结构”,本来隐晦未明的事物因此被催化后彰显于天下,战争自然便无法回避。
二
马汉所说的战略传统是限定在“民族国家”的空间概念里谈论民族国家的“长时间”战略追求,亨廷顿所说的常规与异态的冲突则是在“短时段”的时间概念里谈论国际政治范式转换。如果抽取马汉的时间概念而扩大他的空间概念,将他所说的“长期性的考虑”推广到世界政治而非国家的意志;如果沿用亨廷顿的空间概念而拉长它的时间概念,将他心中的“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扩展到“长时间”,我们将从漫长的世界史尤其是近五百年来的世界史中,看到一幅什么样的世界政治图景呢?可以作出的设想是:既然晚近以来世界主要民族国家的战略追求是历时而常在的,而且近几百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那么,由这些国家的共同活动所形成的世界政治生态系统,其结构与趋向也应当有其内在规约即经常性地保持某种常规,而不会轻易发生变化,世界政治中的所谓范式变革,因此只是局部性的和非常态的,并不主要地作用于人类历史。
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其实早已从另外的层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所相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即“历史的结构”,据他们的考察实际上是实体性的,就人类生活史而言,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存在过多种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而从近世以来,主要有两个:欧洲国际/世界体系和东亚国际/世界体系。这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享有一些共同特征:(1)体系内各国大多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且有较稳定的国家追求;(2)体系内各国具有共通的历史文化背景,体系整体上有着自身鲜明的文明或文化标识,如欧洲人相信自己创造了独特的“欧洲文化”,东亚人则以儒佛文明为共同信仰;(3)体系内存在核心国家,在欧洲是德法英等国,在东亚是中日等国,它们经常扮演着维持体系内秩序的角色;(4)体系内有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内部一体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在布罗代尔与沃勒斯坦眼中,这两个历史性国际体系首先就是经济性的,其次是文化意义上的。当然,这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又有着分别。1648年以来的欧洲世界体系,从国际政治角度而言实际上就是主权关系平等的大国政治,大国为寻求权力与建立均势而不断彼此合纵连横。而对东亚来说,则惯常地表现为某一大国———大部分时间是中国、某一段时间是日本———的独尊和宗主地位,即体系结构是人们所说的纳贡—朝贡格局。
历史性世界体系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眼中的世界政治存在某种常规。就近世以来的欧洲历史而言,这种常规乃是:(1)内向化的政治选择———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都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都会把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意识形态和对外部事务的关注,常常只是作为一个点缀,偶尔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2)国家自主倾向———大多数国家都不会轻易甘受某种抽象的“共同利益”的束缚,而更向往以自己的意愿来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国家战略,在对外交往中也刻意寻求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伸张自己的意志;(3)大国充当核心国家的志向———体系内大国在寻求相互制衡的同时又寻求更多的体系内威权,以建立体系生活秩序。如果再加上其他历史性世界体系,放到一起来,则还应有另一种常规:地区化的理想———由于历史、文化、地缘因素的交互作用,国家总是习惯于与自己地理相近的国家打交道,国家利益总要在与自己关联度高的地理空间来实现,因此,世界政治的表现总体来说是地区性的。
三
人类史无时不在受着这种常规或者说“历史的结构”的支配,在欧洲一隅,它使欧洲政治的千变万化总受着一条大致相同的线索的牵引。今天的世界政治能逃脱这种宿命吗?
2003年4月,在巴格达广场上的萨达姆雕像被美英士兵无情推倒在地的场景,似乎在带给这个世界一个价廉物美、乐观的信号:一个消灭仇恨与动荡之后走向秩序与和谐的中东世界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到人类面前。在整个世界都在考量美英联军的军事胜利和中东的美好未来的时候,那些更为重要、更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事情正遭到无情忽略。伊拉克战争前后暴露无遗的“美欧分歧”以及战后大国间的合纵连横,究竟预示着全球政治的何种变化,以及变化将会展开到什么样的幅度,这样的关于世界整体的观察与思考,其实更需要予以深切的关注!
这样的考虑是非常必要的: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的人类世界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政治或者国际政治,也已经显示出了与冷战结束前,甚至与“9·11”事件前大为不同的图景。如何看待世界政治的这些变动?这些变动将使人类生活迈向何方?世界各国将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机遇”或者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在观察现实与预测未来之时,人们总喜欢从往日时光中寻找依据与方向感,很不幸,它常常都是灵验的。伊拉克战争之前引来世人密切关注的美欧争吵,以及战争之后大国之间的面和心不和,容易使人想到人类过往史中的一些类似场景,尤其是一战前的世界政治。很显然,在对世界政治范式的思考中,十年前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已不能很好解释当下的现实,它太局限于“短时段”,不具备沟通长远历史的能力。亨廷顿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谨慎地把他的理论适用范围放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限度,认为“文明”范式将左右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现在看来,他的谦虚是必要的,“文明”范式只是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进发的过程中临时适用的一个过渡范式。那么,新的范式又是什么呢?
我们还无从知道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呈现出何种确定性,然而我们却已经知道,世界政治的确已处于范式变革的前夜。伊拉克战争一如普林西普的手枪,已经将旧世界中潜藏的勾心斗角和盘托出而一览无余,当下的美欧分歧使人们惊呼传统的大西洋联盟甚至欧盟即将破裂,美利坚合众国一味逞强显示实力政治,法德比联手反对北约在战争期间保护土耳其,战争之后法德俄三国频频会唔,法德比卢等国集会讨论欧洲防务的情景,都让人感受到与一战前夕普鲁士德国因夸耀自身实力而化友为敌以及德国之外国家化敌为友的经历庶几相仿。评论家罗伯特·卡根在前年6/7月号的美国《政策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者与弱者》中断言:“在如今主要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几乎没有共识,越来越不理解对方。”①与一战前夕如出一辙,当下世界政治正表露出两个关键性特征:(1)维持西方世界相互协调的共有价值观业已破产,基辛格所期望建立的民主共识,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自由价值观不再受到挑战时,已不足以凝聚不同的国家意志;(2)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美国领导下的跨大西洋联盟体系正在内部分裂,世界政治重新回到传统的大国政治时代,它的基本表现是世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
冷战终结的冲击力毋庸置疑,不容低估。以往那种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国家体系为一极,以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体系为另一极,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间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复存在,以这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号召联盟合作或者对立的旧日政治范式已不再能起作用,那些曾因共同的“反共”价值观而集结为一体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它们之间的旧情谊已成明日黄花。当下的美欧分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合纵连横所表现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世界政治又复归常态。相对来说,冷战期间以某一超级支配性国家为领导、其他国家作为仆从的状态,在近五百年里其实是少见和非常态的,这一点对欧洲政治来说尤其如此。所有的大国都希望建立霸权,但所有的大国又都不希望自己被霸权力量所控制。除冷战时期之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欧洲和人类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够支配其他大国的真正的霸权国家。
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常规的动力,仍蕴含于既往的人类经历即“历史的结构”中,其主要缘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的欧洲世界体系和近一个世纪来长久默默无闻的东亚世界体系,在经受毁坏和重建复苏之后,又在部分复活自身的历史传统,再次焕发出政治生命力。
我们需要注意到东亚与欧洲政治的变化。传统上,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是连为一体的,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朝贡体系”,中国为宗主国,其他为纳贡国,中国的这种至尊地位在19世纪后曾一度为日本所取代,日本曾想扮演与中国往昔一样的角色,这也是它在19世纪末以来对东亚国家宣称的“解放”话语的由来,它以东亚的保护者自居。今天东亚回复常规,当然不能说又回到以往的那种朝贡体系,在经历民族主义启蒙后的现代世界,传统的宗主—朝贡关系已不具国际政治合法性,也不能为任何民族国家所接受。当下的东亚是一个民族国家普遍自立自主的世界,在民族国家平等的大前提下,它所谓的回归常规是在于:其一,这个地区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日益增多,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且地区内国家对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期望也越来越多,这种现实与理想令人想起曾经作为自立自为、浑然一体的往日东亚;其二,地区内国家与本区域传统大国如中国、日本的关系逐步改善,在平等参与的同时又呼吁它们负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为区域生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欧洲的视线同样也在转回自身。它们重新致力于立足本地区来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与理想,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体化和形成欧洲联盟的实践容易使人想到往日的欧洲协调。法德等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与19世纪的梅特涅体系并非没有类似之处:梅特涅体系以欧洲君主正统主义作为价值共识和共同制约;与梅特涅体系时代一样,今天的欧洲也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与行事准则,如法治精神、超民族国家共识与对国际组织和制度的尊重等,这些共同性正被欧洲视为自身的正统,向世界推广普及。这种基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优越感的追求当然与美国不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信仰所依奉的是另一套逻辑,尚武好斗,令人不免拿它与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和威廉三世治下的普鲁士相提并论。
大国都有在世界事务中发出自己声音,坚持自身独立性与在自己所属的地区性地缘政治体系中排斥外来支配力量的自然倾向,这种意志不可能长期被压抑。欧洲与东亚这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的苏醒,也意味着这两个区域的那些传统核心国家的大国激情又在重新焕发。当然,当下世界大国政治的现实与一战甚至二战之前的世界已有所不同。传统所谓“国际关系”实际上乃是欧洲国家间关系,世界大国也只是指欧洲大国,大国只要在欧洲掌握了主导权,那么,也就掌握了对于世界———欧洲与欧洲之外的支配性权力。因此,一战之前、一战乃至二战期间,大国的战略计划大多是针对欧洲政治版图。大国主导或者参与主导世界的欲望在一个全球连为一体、并且欧洲之外也出现了大国的现实中,表现为在全球层面争夺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在抛弃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附庸者角色、恢复其传统政治意志、凸显其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后,作为欧洲大国的世界雄心的变种,今天的欧洲大国没有改变其传统理想———对世界政治的主导权,但改变了其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与方式———不再局限于欧洲范围内,而是与欧洲之外的全球性支配力量展开竞争。这要求欧洲大国间必须步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绝对对立,再次重现传统的欧洲协调甚至实现大国联合。基辛格说得对:“后冷战的世界里,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维持着欧洲大和谐———却不再有资源扮演全球角色。他们团结起来组织欧洲联盟的成败,将决定其未来是否有影响力。欧洲,倘若联合起来,将继续扮演大国角色;若是分立为许多民族国家,只会沦落为第二流的地位。”①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不言而喻明白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内部对立不仅使欧洲丧失了近世以来对于全球的权力优势,也丧失了自身对于世界的文化优势,欧洲的学生美国后来居上成为老师并凌驾于欧洲之上成为了新的文化代言人。这一历史教训使所有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无法释怀。
四
局限于欧洲范围而言,当下的欧洲政治范式正在更新。正如以往世界政治的范式变革需要有大的事件作为催化剂一样,欧洲政治从一种状态走向另一种新状态,是通过近十余年来的一系列事件———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俄罗斯民主化、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及“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等所激发和促成的,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个触发机缘,则是刚刚成为历史的伊拉克战争,它使欧洲政治中那些久已积累、潜而未发但又跃跃欲试走进前台的事物,一下子喷涌而出由隐而显。这些由欧洲政治常规规约的显明化了的事物包括:欧洲传统大国如德国相对于美国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并发行共同货币后,欧元已威胁到美元的世界主流货币地位,美欧之间的金融之战趋向激烈;欧洲重新恢复文化自信和文明优越感,更加强调和伸张欧洲特性。而从世界范围而言,大国之间的市场与资源争夺,虽不像一战之前那样剧烈而难以调和,但与冷战期间和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相比,却又殊为紧张和惊险。
欧洲与东亚国际体系复活,世界政治又流露出走回传统的大国政治时代的迹象,这与美国自参加一战后正式成为全球性世界体系一员以来的战略传统严重抵触。就美国历史而言,正如马汉所说的那样,对外扩张已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战略传统或者说“长期性的观念”。在短短二百余年时间内,美国的对外扩张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1)1861年美国内战之后,重新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把自己的领土扩张至太平洋海岸,开始觊觎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古巴;(2)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不久又超出了西半球,跨越太平洋,这其中包括对海地和菲律宾的吞并;(3)1941年后美国加入二战,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西欧和东北亚,不久又超出欧亚大陆,扩张至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4)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开始新一轮扩张,这一次,美国实质上是要扩张到整个世界。①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想传统不仅来源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同时也来源于美国式的“天定命运”的宗教性意识形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右翼政治甚嚣尘上,更兼“9·11”事件重新激发起美利坚民族正义对应邪恶的想象,美国对外政治难免将继续保守其常规状态,保住对整个世界政治的支配权、领导力,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以更加旺盛的意志致力于在全球推广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比以往更重视实力的全球部署与运用。今天的美国在全球层面非常类似于英国在欧洲区域的传统志向:做一个离岸平衡者,但与英吉利民族等到均势遭受直接威胁后才挺身介入的传统手法不同,美利坚民族则是设法营造均势并凌驾于世界各主要地缘政治区域之上,防止挑战的发生。自近世以来,作为海洋国家的英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就是一个大陆国家———法国或者是德国,主宰欧洲大陆和取得大西洋海权,如此一来英国将彻底成为大陆外的一个小岛,自身安全也将无法保证。作为英国传人的“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基辛格语)的美国在21世纪的担心与以往的英国如出一辙,它不能容忍欧亚大陆被一个大陆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所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①而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单纯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政治棋手”,作为个别力量,它们不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然而,一旦它们实现某种形式的联合———哪怕是其中的一两个国家,那么,就可能出现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因是之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其海权体系的同时,还必须以武力维持在陆上的存在,在欧亚大陆的那些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或许还应该加上印度———之间纵横捭阖,尽量制造它们之间的分立,以维持美国控制下的欧亚大陆的均势。
一个有过超级大国经历但在十余年前走向衰落的国家现正在致力于部分恢复昔日的荣光,一个长期以来因为负有战败国罪名而屈为超级力量附庸的国家正在寻求伸张自我意志,这两个有着相近追求的国家,外加一个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在捍卫某种政治独立性的传统强国,极可能由于共同的战略需要而形成某种有力的准盟友联合。美国必须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它必须让这些国家分散,而不是集中,否则它迟早会被挤出欧亚大陆,它的众多国家利益也将得不到保证。美国以伊拉克为契入点,选择中东开刀,并将驻德的美国兵力换防部署到东欧国家,它的地缘战略意义正是将欧亚大陆的那些可能连为一体的地区性大国分开———比如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亚洲的俄罗斯、中国与印度,因为美国在东欧的军事存在也将使俄罗斯在军事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国家。分隔这些可能挑战霸权的欧亚大陆国家还是美国营造地缘政治优势的第一步。在欧洲,它仍将借助英国等传统海洋国家及传统上一直对德国和俄罗斯心存畏惧的东欧国家,将它们联合起来作为对法德欧洲权力的制衡;而在亚洲,它仍将以日本为主要战略支撑点,加强在此地区的军事存在,严密防范中俄印的结盟,精心构筑有利于美国操控的亚洲均势。
美国拨动欧亚地缘政治罗盘,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支配性国家,这种战略考虑对美国来说并非为过。关键的问题是,在此过程中,美国不宜重犯当年威廉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德国的错误,让世界主要国家感受到它在寻求世界霸权的威胁。当年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麦的谨小慎微,无度地显示其作为世界最大军事强国的实力,最终使其旧盟友因为害怕德国的霸权野心而纷纷远离,并与德国的传统敌对者结成同盟以与德国相抗衡。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实际上已同样处在类似的危机中,在中东的穷兵黩武及政治版图改造,虽然避免了某一或某些欧亚大陆强国形成洲际性威权的可能性,但也因为在与传统盟友没有进行充分磋商的情况下贸然显示武力,进一步激发了欧亚大陆主要国家的受威胁感,这两个大陆的主要国家出于对全球性霸权的恐惧,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大增强,它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欧亚大陆两个所谓的历史性国际体系,其复活的进程已明显加快。
五
从全球层面来说,今天又回到以往那种大国林立、相互制约,寻求建立某种均势的时代。旧秩序业已破坏,而新秩序将是什么呢?它取决于世界政治这种存在一个超级强权的同时又表现出权力分散化趋势的未来演化情况。具体说来,未来秩序将在以下三种态势的竞争冲突中产生:(1)美国及其盟友一方面占有实力优势,一方面其新保守主义逻辑与价值观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2)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实力优势,但其价值观得不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3)美国的实力政策遭到法德俄中印等大国的联手抵制,同时后者所倡导的多极化及法律至上价值观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第一种情况意味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美国全球独霸;第二种情况可能迎来武力威胁下的不稳定的美国独霸,更可能意味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战争,就如同一战之前的情势一样;第三种情况更为复杂,可能意味着战争,但更可能意味着在某种价值共识下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均势体制的到来,就如同三十年战争及维也纳会议之后较长年份里的情况一样。
显然,本文所说的“常规”不偏向于表征某种固定化的制度或者机制,而更多是指推动秩序形成和制度建立背后的历史性力量,这些力量从人类“长时间”来看,是恒常而难以改变的。它当然牵涉到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那已为过去的人类历史。在长久作用于人类思想的两种相对立的历史观念中———一种是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另一种是循环论的、非线性的历史观,笔者取中道而行,倾向于将这两种历史观念合而为一。基于历史的演进确实存在着“进步”这种因素,又基于历史发展中那些看得见的周期性摆动,我们最好还是认为,历史乃是线性与非线性、进步与循环的统一。历史的“进步”意味着变化,增添新的历史要素和改变人类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它使我们看到一个今天与昨天“不同”的世界;历史的“循环”意味着它保守原有的人类生态和人类眼中的“时间”的不可分割性,总会有一些事物是共时而难改的。在世界政治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共同性作用是在造就某种常规,而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生活中的变化,往往都是为这种常规所驾驭所派生。
所以,断言今天的世界政治生态又回复其历史常规,并不是简单地指复原,是机械地回到一战前或者其他某些时候的那种全球政治军事结构。当下世界政治中两种相左意志的较量,与一战前的利益对立当然有着同质性,但更明显的是,如法德俄中印这些大国所期望建立的基于权力分散化的新均势,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考量,而不太可能如一战之前那样,形成势不两立的军事联盟体系,就这一点来说,它更类似于现代欧洲在大部分时间里的那些历程———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和维也纳体系中的大国关系那样。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来源：《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