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为了通过限制市场进入而维护其垄断利益，往往通过破坏金融市场的方式来限制潜在竞争者获取创业资源；而且，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它们还强调，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带来失业和经济危机，从而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通过这种策略，它们就成功地把自身的既得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
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表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相关内容的高度概括，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公平”两大本质特征。
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所有制问题一直是思想界交锋的一大焦点。实践证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释放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苏联和中国改革前的教训表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不在于公有制的最高级形态———国有制必须在比重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是要发挥主导作用，即如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阐述的那样，“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并未完全遵照该决定进行，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加快改革步伐，加速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反而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借助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和银行的倾斜性金融资源配置，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在各个行业的比重和控制力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据学者新望的分析，2008-2009年，在石油、成品油的零售、高速公路、航空、煤炭、钢铁、快递业、房地产行业这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的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
这种强化与邓小平阐述的社会主义两个本质特征是背道而驰的。首先，国有部门和国有资本的快速扩张不利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据经济学家朱晓东等人的一项研究，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为1.52%，而同期民营企业该指标为4.56%，国有企业仅为民营企业的1/3。显然，民营部门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提高生产力的强有力引擎。而国有部门近年的扩张严重限制民营部门获取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抑制了高效率民营部门的成长。
其次，国有垄断部门的扩张正在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从而不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反复指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两个根本原因，一为垄断、二为腐败。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李实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只有不到1/3的收入差距是可以用人力资本差异这一合理因素来解释，而70%是由于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其相应的垄断利润带来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近期，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2030年的中国》的研究报告，其中重点建议中国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一建议是中肯的，切中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要害。
然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将面临若干阻力。正如世行报告所谈到的，对改革施加最大阻力的群体很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庞大的国有部门下有一批享有垄断卖方(或垄断买方)部分或全部利益的企业，它们从现有行政权力架构和制度安排中获取特权和巨额好处。2005年和2010年，中央曾经两次发文鼓励支持发展民营资本和民间投资，然而，事实上至今民营资本也难以进入到国有资本所垄断的行业或部门，它们经常会遇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天花板”、“玻璃门”的阻挡，这其实是各种保护国有垄断的部门立法，以及大量的投资审批事项所造成的。
世行报告也谈到了第二类可能反对改革议程的阻力，它们来自于短期内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群体。譬如，放开对垄断部门的市场进入，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然面临市场退出压力，这必然给在这些企业就业的普通职工，以及下游的部分企业和职工带来冲击。这些现象可能的确难以避免，然而却不必夸大其不良后果。随着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进入后，必然会形成更有效率的产业链和更多的工作岗位。
经济学家拉詹和津加莱斯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市场经济的运行经常会受到来自市场上在位大企业的阻扰，它们为了通过限制市场进入而维护其垄断利益，往往通过破坏金融市场的方式来限制潜在竞争者获取创业资源；而且，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它们还强调，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带来失业和经济危机，从而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通过这种策略，它们就成功地把自身的既得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因此，两位经济学家呼吁，必须要建立和维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这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实是拯救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
今天，中国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效率”和“公平”，我们同样要呼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合理限制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同时加快金融、财政、税收、行政审批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为民营经济和民间创业创造更加自由的发展环境。当然，政府也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舒缓国企改革可能带来的对普通民众的不利影响。总之，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想通过民营部门发展的增量做大中国经济，就必须节制国有资本。存量改革已不可避免，套用拉詹等人的话，我们到了“从国有企业手中拯救社会主义”的时候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