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始终想给“吴季札”其人作个论定。因为他独步古今，才高而品卓；以传统圣贤之道度之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遍观中华史册，可与之比肩者几乎寻不见。同时，他在后世的名声也不显赫……直到很长时间，我才渐悟，他原本就是位另类圣贤。可他这类有别以往青史的光辉之点，又应冠以何名呐？他的生命特征和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确准了一个概念——审美人生。
说“审美人生”有点现代化了。且自然要区别于生存层面的“利”与创造层面的“名”：这跟我们民族传统意识相悖。因为“成王败寇”“追名逐利”的魔咒一直摄魂着中华大地。其实，先祖们早有榜样摆在那里。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乃至认知都已麻木，识不得。
1
——还是从吴季札的第19代先祖吴泰伯谈起吧。
追溯起来，吴泰伯这位商代周国的诸公子——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就已经具备高尚且独特的生命基因了。他因父亲周太王偏爱孙子姬昌和姬昌的父亲（季历），预废长立幼把王位传给三儿子季历。泰伯为避免家庭（宫廷）内乱，便带着二弟仲雍从陕西逃到了吴地（现在苏州一带）——当时被称作“荆蛮之地”的天涯海角。从此“文身断发”混居于野人之中，经数代艰辛，开创了吴地（国）文明。现在想来，泰伯的这种悲壮的无奈之举的背后，既有着对亲人的别样深情，又是潜蕴着无尽的生命创造力的。
——这，该是他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笔独特的财富。
后来，吴国传至第18代吴王寿梦手里。寿梦有四子，季札最小，行四。
吴季札从小到底“贤”到什么程度，《史纪》上也只有这一个字记载和“听音而能知政”等很不准确的说法，无从察考。但从他一生的行为轨迹归纳，大致有四点：一，季札对艺术（歌舞）有上帝般的理解力；二、他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懂得管理国家的道理；三、他善于体察和尊重别人的感情，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情感；是位“思行合一”，想到就必须去做的人；四、他尊从旧礼（理），轻视肤浅的人生利益，有自己的“作人”原则。
当然，也正是他从小就崭露出这些美德，使他父亲吴王寿梦产生了“破长幼之序，要把王位传给他”的想法；也是他性格使然，以“礼之旧制”说服父亲而没有这么做；无疑，更是他的人格魅力致使他三位哥哥，能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依照父亲遗嘱——将王位兄弟传承——目的是想让他这“大贤德”的小弟，最后来接管吴国的治理工作。
——然而，社会发展是不会过多珍视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善言善行美好愿望的。
就在吴季札的三哥馀眜死后，当季札再次拒绝继承王位，甚至“出逃”，馀眜的儿子僚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滚烫的王位上。这就很快把上一代良好的兄弟礼让的王位传承之风，转瞬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原因很简单：季札大哥的儿子公子光，说：“这王位既然我四叔不坐，理应轮到我呀。”而此时，强大的西邻楚国因“国王娶了儿子的未婚妻”遂起一系列事端，那位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伍子胥先生，逃亡到了吴国。此人非但智勇双全，更加上他处心积虑地要利用吴国的国力来为自己的父兄复仇。于是，他一眼索定了吴国王族中这一致命的潜在矛盾……
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鱼肠（藏）剑”要了王僚的命，公子光上台。
我在儿时就听到过父母（两位民间历史学家）对此事的深层议论。
记得母亲说过“我看这事全怪季札，他干嘛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让？最后使他的侄儿侄孙（后来还有“僚的儿子庆忌反吴而被杀”之事）们动起刀兵”。当时，我认为母亲这话极有道理，母亲英明。后来长大了，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我认识到，“善”虽然是人世间最可追求的，但那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再则，我渐渐地理解了季札其人。
那么，吴季札为什么再三拒绝王位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贤能贤德”到底表现在哪里？他的良知、艺术天赋、作人原则，我们后辈该怎样看待、如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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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出访）於鲁。而鲁国为表示敬意竟以一场诸侯们都难得一赏的、当时中华大地最高规模的《诗经》演唱会，来招待他。鲁国虽也属诸侯国，但因是贤德的周公旦的后代，有资格举办周天子级别的演唱会（所谓“周礼尽在鲁”）。而就在此次观摩中，天才的季札即兴感慨出自己的美学思想，遂成中华乃至全世界的经典。
当鲁国的乐工（即乐师）们为他演唱起《周南》和《召（音“绍”）南》时，季札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意为“真优美啊，从音乐中能听出周王朝的基业已经打好了，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乐曲中洋溢着虽辛劳而无怨言的情绪。”
当乐工又演唱《邶（佩）风》、《鄘（拥）风》、《卫风》时，季札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说“真优美啊，深沉得就像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哪，虽然经历过坎坷而其精神不陷于困顿颓废——我听得出卫康叔，卫武公的品格就是这样子的——这该是卫国风情的歌曲吧？”
当乐工又演唱《王风》。季札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意为“真优美啊，这情调虽属沉思型的，但绝无畏葸之感，这是周王室东迁后的情调吧？”
又演唱《郑风》。季札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意为“这首歌，声调细碎得很，流泄出老百姓不堪重负、忍无可忍的感觉，这个国家怕要率先灭亡的吧？”
又演唱《齐风》。季札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意思是说“真优美啊，这曲调犹如浩荡的江河一般弘大广远，可谓大国之风情。堪为东海一方的表率，这其中能没有姜太公的遗风流韵吗？这个国家的前景无可限量！”
又演唱《豳（宾）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其意是“太优美啦，这乐曲一波接一波的，真好像原野的草浪和大海波涛样的荡漾，欢悦而不过分，这是承袭了周公东征的宏阔气势吧？”
又演唱《秦风》。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呀！这个曲子应该叫‘夏’声。说来，能把古老‘夏’的曲调传承下来，这个国家一定会日益壮大，不可估量，能达到周王朝这样的基业都说不准的呀？”
又演唱《魏风》。季札说：“美哉，沨沨（烦）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意为“真优美啊，曲调像高天的风声，博大而空灵、朴实而贴切的，搞国家管理就该是这样子的，施行政当辅助，以无形的道德教化，这样也就能出现圣明的君主啦。”
又演唱《唐风》。季札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其意是说“思虑在此曲中表现得太深沉啦，这一定是陶唐氏的流风遗韵吧？不然，怎能如此忧心深远呢？如不是有美德之人的后代，哪有人能唱出这么好的歌！”
又演唱《陈风》。季札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其中意思是“能听出，这个国家怕是连国王都不存在了，它又怎么能长久而不灭亡呢？”
对于《郐（快）风》以下的地方乐调，季札没有加以评论。
又演唱《小雅》。季札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其意为“优美呀，在满怀忧思里，听不出要叛离的味道，怨悱之情含而不露，这表现的应该是周朝德化衰微的一种情调吧？可这歌里还存留着先王遗民时稳定的情愫。”
又演唱《大雅》。季札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其意是“这乐曲宽泛啊，如热闹的人群，旋律曲折，表达的是些实体，这是周文王时代的风范吧？”
此后演唱到《颂》——这是此次演唱会的高峰——一支最宏大的乐曲。
吴季札这样说道：“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段议论应该翻译成：
“这是音乐的极品啦。曲调镪锵坦荡却无倨傲不逊之感；旋律婉转却无过大的落差；节奏紧密时没有急迫窘促之嫌；节奏舒缓的时候也没有分断割裂之处；变化丰富而不淫靡，回旋反复而不令人厌听；表达悲哀情绪之处恰到好处不显愁苦；表现欢悦之时又很有节制不流于放纵。这种音乐就像圣人的才德，广用智慧从不匮乏，宽弘又不显侈大，施惠于民显不出耗费了什么，征收之时又没半点贪图之意。当音乐暂时休止时却没显出陡然停下来；当音乐又进行时也没显出是重新开始的。五音和谐，八律协调，节拍收放整齐，旋律前后有一定排列……这跟高尚的道德教化是有着相通的联系呀。”
（以下还有吴季札对舞蹈方面的评议，这里不提了）
以上记载是距今2500多年前，中国偏远地区的一位学人（或可这样称呼）在临听一次难得的高级音乐会时的即兴感慨之言。但这些感慨之言的意义是非凡的，是当时，甚至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约2400多年）里，人们（包括偌多的名人学者）都没法准确地给予价值上的评定的。流行的认定，只是说他“听音而能知政”。连司马迁给出的评语也只是很不准确的“见微而知清浊”“宏览博物”云云。直到现当代，人们才始有新认识。谢柏梁先生在他的《世界悲剧文学史》里说：“这段话在情感审美上最根本的尺度是‘怨而不言、哀而不愁、曲而不屈、乐而不淫’提倡有节制、合法度、理性化的情感宣泄。”此评语基本准确。也就是说，这是我华族人在艺术审美上，以及古代的“怨谱典则”方面，乃至在现代悲剧理论方面的最早的体悟或叫认知。
因为这时，西方美学鼻祖柏拉图或刚刚出生或还没出生。
诚然，一种学术理念在最初被发觉时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必然带着某些偏激、羼杂其他理念在其中。吴季札亦如此。他的这些审美议论明显地带有社会管理学成分在里面。他议论中频繁使用“德”这一辞。而这一点，倒给东西方两位美学鼻祖带来了“道德”意义上的可比性。因为那位设想有个《理想国》的柏拉图先生，更为偏激。他干脆说“感情是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而“文艺只是低级有害的游戏”。这样看，季札的观点要更接近“真理”。而且，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待于后来同道的发展、修正、完善。季札的“揭悟”在几十年后孔子评价《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对《诗经》的评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时，就有了审美感知的纯粹性发展。等再到200多年后孟子那里，就把这一审美理念升华到对审美主体的人生人格的强调——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激励了我华夏众多悲剧型优秀人物。
补述一点，天才的吴季札在鲁国听音乐会那年，被历代皇道统文化强化为圣人的孔夫子——孔丘，还是个8岁孩子。相传有“孔子问礼于季札”之说。想来，该是那年月。
遥想当年，季札风华正茂，江淅人的鹤骨仙姿配上吴侬软语的“文雅”气质，一定深深打动了齐鲁的文化人艺术家。他的感慨揭悟之所以被逐句记述下来，穿越2500年历史隧道泽披于吾辈，足能再现当时他语惊四座发聋振聩的场面。就是说，吴季札对每个节目的“点评”既震摄了当时在座的人们，也立即嬴得有悟性者们的赞同，反响甚大。
遗憾的是，因为战乱频仍，“王权霸道”的肆放与张扬，我华族文化中的“礼仪”渐次演变成儒学的“纲常”。而此种社会意识严重遮蔽了由季札及孔孟发展起来这一脉“审美理念”，使中华这一可贵的“艺术元（原）典”最终汩没和染（演）变在“帝王术”的污泥浊水之中。致使此后近2000年的大跨度里，除屈原的《离骚》，我华族的文化和文化人没能产出像“古希腊悲剧”样的重头艺术产品。这该说是东方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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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现代人眼光看，吴季札在审美理论上的贡献，足以傲然于世了。
然而，在饱含封建功利意识的中国古代人（尤其秦汉以降）的视域里，那不过是一种聪慧、对杂艺曲乐的偏智而已，远没有社会学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那么重要。人们对吴季札的“高洁”更看重的，还是他品格中的另几个侧面。尤其三辞王位，视富贵如粪土——这种让常人瞠目懵懂之事，在认知的反差中折射出比较耀眼的光辉。
此外，很体现平民意识的“信”与“义”一直是华族人衡量人质的标准。因为“意图伦理”一直在中华文明中有着底色般的意义。譬如，要“齐治平”，就得先“修”自身——所谓这个“人”必须是好的。可这种以“实用”为目的、以“唯心”作基础的文化人，却总是败（拜）倒在“成王败寇”脚下。至于“信义”二字本来就概念模糊、歧意多多的，又常被“伦常”里某些误区所遮蔽。譬如说，为公子光（吴王阖闾）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子胥吧，他的“信义”该以忠于吴国论？还是以背叛楚国论？更糟糕的是，一些古人和今人对这“信义”二字的滥用、乱解释。譬如，对“季札挂剑”一事的评论，即如此。
就在天才的吴季札那次访鲁北上的途中，曾经过徐地（该是现在的徐州，当时或可称徐国），他稍作停留。徐君（该地管理者）可能是很好地招待了他。季札在徐君对他的迎送交谈之时，敏察到徐君喜欢上了他腰间的那把佩剑——这很可能因为徐国太小，徐君级别较低或者说他没多大见识的缘故。而且季札还看出，徐君有向他求要这把剑的意思，只是徐君可能不太好意思，一直没开口。于是，善意施人的吴季札暗自决定——把这剑送给他。只是他一转念，想到自己正在出访途中，还要到不少大国去，要见一些地位较高的诸侯、士大夫，而自己是代表吴国的，身上的佩剑标志外交身分——所以季札又决定，暂时不把这把剑给徐君。他想，反正我回来时还要路过徐地，那时再给他也不迟嘛。
没想到的是，吴季札在中原（当时就叫“中国”）各国走了一大圈后再回到徐地，时间已过去一年多。这时，徐君已死。季札感到一种莫名的愧疚。他来到徐君坟前。
祭扫之后，他取下腰间的佩剑挂在了徐君坟前的一棵树上。
他的随从们说：“他人已经死了，你这是送给谁呀？你没必要这么做嘛。”
季札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想当初，我的心里已经做出过决定，是要把这剑送给他的。如今，我怎么能因为他去逝了，就违背了我当初的意愿呢？”
后人在评价这件事时，都把这作为一则“讲信义”和“守信”的典范。我认为，这是十分牵强、不准确的。因为这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信约”可守。吴季札当初只是观察出徐君有向他“讨剑”之意，他又是在自己心里默默决定要送剑给他。这连双方“默契”都谈不上，只是季札单方面的“默许”。而季札的“坟前挂剑”这一举动，又明确的表白“是要不违背自己当初的意愿”，他话中的两个“吾心”就是确证。
而“信”的概念在此是针对自我的，其客观造成的效果只是一种错觉。
这件事只能说明，吴季札是位待人心细又很尊重别人的情感的人。而他更执著的是，他对自己心灵中那份“完美作人的理念”的遵循——也就是，他的灵魂中有一股极稳定的“思行合一”的作人原则。他把物（如那价值千金的剑）的价值看得很低。试想，一个连王位都没当回事的人，对于肉眼能识得的所有“利益”又怎能当成一回事呢？
这一点，唐代诗人周昙有诗云：“吹毛霜刃过千金，生许徐君死挂林。宝剑徒称无价宝，行心更贵不欺心”。而这后一句“行心更贵不欺心”，是对季札的理解最为准确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超高标的“作人原则”；这不但超越了封建的“忠义论”，也超越了儒家的“仁智论”。这是一种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乃至全人类都倡导追求的、一种作人的真正原则。“不欺心”“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话，说说容易，可做起来十分难。平素，我们总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某些“欺心”行为辩说。能执著地以自己的心愿做事——这既要有良知有自信，又必须懂得这良知与自信给人类带来的尊严和“类”上的意义。这种“思行合一”，其实跟现代的“存在主义”和“行为艺术”都是通理的。完全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的一种终极的人生追求。
而3000年前的吴季札，正是这可贵的“不欺心”作人原则的履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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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此有天分又很尊重别人感情的人，为什么对父兄给予的王位（国家）不晓得“寄予与嘱托”的分量之重呢？是不是他自省到自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才能，才如此推让呢？或者是他敏察到中原的战乱、毗邻的强敌，预见到吴国不测的未来了呢？
我认为，这些或许都是影响吴季札做出抉择的客观，也一定是我们走近吴季札的切入点。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他出访各国的那些言论——他那敏感的前瞻的政治眼光。
那年，吴季札离开鲁国来到齐国。见到了齐国名相晏婴。他对晏平仲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於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
意思是“你得赶快把齐王给予你的封地和授予你的国家管理权，交还给国君。你无地无权了，才能身处险地而不惊，保得住后世平安。否则难免有杀身之祸。你们齐国的国家管理权，终将归还（集中在）国君那里的。是啊，没有此集权，国家动乱就停不下来。”
一向有超人智慧的晏平仲受益非浅，接受了吴季札的劝诫。后来，晏婴还沿用了这个道理劝诫过一个叫“陈桓子”的人，让他把“所得的‘政与邑’交还国君”得以免灾。
——此事足见，吴季札在国家管理中的君臣关系上，思考和体察得十分明澈。同时能从中看出，他对于跟君主相比的“弱者”——即臣子的命运，尤为思考和关注。
离开齐国，吴季札来到郑国，见到了郑国的子产。他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意思是说“你们郑国当今的国家管理者，太奢侈放纵了。国家动乱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候，国家的管理重任一定会落在你的肩上了。希望你谨慎小心地以施教化，来整顿国家的秩序。不这样办的话，郑国可真的就要走向消亡了。”
后来，郑国果然发生内乱，子产当上相国。郑国在子产的管理下一度复兴。
——此事证明，吴季札对国家管理上政策的偏差与可能发生的后果，有着很清醒的推断预见，同时又懂得维护教化与秩序对于治国的重要。更说明他有“识人”之明。
离开郑国，吴季札来到卫国。见到了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对这些朋友感慨地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意思是“卫国有这么多贤德之人。这个国家不会有什么灾祸的苗头。”
果然，卫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一直是平安无事的。
——这说明，季札在国家管理上很注重群体力量和良好氛围的作用。
从卫国，吴季札来到了晋国。他评议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大巨擘时，说：“晋国其萃於三家乎！”意为“晋国的国势都集中这三个大家族啦。”
在他将要离开晋国时，他对老朋友叔向这样告诫并且预言，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难。”
意思是“我的朋友，你尽力去做吧——你们的国家君主奢侈放纵，他周围又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人，臣子们都有雄厚的储备。国家管理权将要转移到赵、韩、魏三大家族集团的手里。我的朋友，你是个言行正直的人，一定要想到自己如何渡过未来的动乱呀。”
后来，晋国果然被赵、韩、魏三大集团瓜分了。
——这又一次证明了季札在政治上的敏察力和前瞻性，同时又证明了他对个人命运（在国家动荡中，在个性与环境的冲突上）的理解与关注的独特。
对古人的评定，虽属“盖棺”后之论，但由于视域维度的差异和定位测点的不同，常常有鹿马之别。更有些以偏概全、牵强附会的不实之言，混迹于典籍和视听之中。
譬如，延陵的《遗闻轶事》）就把季札吹捧成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依据似乎蛮充分。除上述季札周游列国外，还有那次楚国名将子期率兵攻打陈国，被季札一番言辞说退了兵的事。然而，即便季札曾有过那么一次外交的成功，也够不上“杰出”。而且，从他那次“聘於鲁”后游访各国的目的看，某种程度是一个“国际观察员”身分。有记载的（上述）那几次与人交谈的“肯綮之言”也大多是私下里跟老友新朋对国事、对个人命运的议论，毫无“外交”辞令乃至折冲樽俎的利害在里面，岂属“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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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的分争局面，人所共知。但对于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各国领导集团以自己眼前利益为进取标准——这其中，有识之士对社会前景的设想，我们不甚了解。在这一时期，如前“五霸”等有作为的君主，无非打着“兴灭国、继绝世”——当国际警察的角色，实图谋展示自己、壮大本国。可到后来，“尊王（周）”的大旗没人再扯，“仁义”也没人再做行为的口实——只要得手，有无借口都不防碍征伐。这便是“春秋无义战”。
而这时期，正是后来雅斯贝尔斯认定的一个“民族历史轴心期”在华族史上的那一时段。当时中华的“智识阶层”（虽分散却引领社会）大部分读书人，纷纷寻求追随“英明之主”，参入某集团内部，成为其附庸乃至为虎作伥；只有极少数大智慧者——如老子、庄子、孔子、孙子、鬼谷子、墨子、荀子、孟子等纷纷远离政界（他们年轻时或有从政意念或参过政），或作学问或搞教育——把自己的学识与情怀投向渺茫的人类未来。
吴季札无疑是这大智慧者中的一员。但他与上述这些人又不同。老子属超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孔孟等亦属学理型智者；而季子（可作如此称谓）是艺术型的，思维行为里情感色彩甚浓，只有庄子与他的神思比近，但仍不同器。老子孙子能把平生所思专注于著述；孔子鬼谷子能潜心于教育；而季札呐，他是一位世间奇有的艺术鉴赏家、美学理论家，以及高级社会“观察员”——具体说，他是靠心灵、靠行为来体现生命之人，且无社会目的性。那么，哪里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呐？怕只有那秀美的山川湖海在招唤着他。
想来，季札的生命价值，不正跟他的美学揭悟一样，要等待后人来体悟识辨嘛。
他禀赋的取向是凸显在艺术方面的。而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民间活动基本不在士大夫关注之内，大规模的歌舞局限在宫廷，又常被非议为“骄奢淫逸”；品格、级别较高的文艺活动，季札也只是那年“聘於鲁”有幸观摩过一次；更谈不上有“艺术理论探讨环境”。搞艺术是造美与审美的；时处环境显然不似雅典的城邦国，没有那么多舞台悲剧艺术供季札先生欣赏研究。从政之路，他倒唾手可得，但这又逆反了他那具唯美心理的性情中人的执著意识；他周游列国，对各国的存在现状——君主、臣子、民情的优劣、复杂、善恶，他一清二楚；这也属他的天赋，但他的这种政治敏察越深远，他对未来，对整个“天下”前景就越觉失望，越黯然神伤。他头两次拒绝父兄的王位，年龄尚小，如其说辞“不和礼之旧制”。可到第三次他以“逃跑”方式绝受王位，那时他已步入中年，是完全出于“厌恶”或说“惧怕”心理的。他如何厌恶如何惧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我们能从他周游列国时的言论中推断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季札对那个尖顶尖的“君主之位”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包括那“王”位的残忍、血腥、不稳定、为之难。可以想像，这个“君之难”的林林总总的“悖论”关系，该是凝聚于季札心里的一辈子的一个“结”。这也是他那种艺术型的“审美人生”的必然的一种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生命归属——他既不能像颇有胸怀的齐桓公小白，心存远志、放得手脚，里里外外凭管仲料理，自己边玩女人边坐享霸主之誉；也学不来历经磨难的晋文公重耳，老练精明，身边人才济济，做起事来狠得下心肠（如烧死介子推母子）；他也不可能成为野心勃勃的秦国诸王，一心改变国势，秣兵厉马——非打出函谷关饮马东海而后快；他更不能像燕太子丹那样，蓄养力士谋于密室，一心想用非常手段为天下除恶。况且，他的吴国地处偏远，回旋余地甚小；中原有各大国觊觎，西邻有强楚虎视；近，连个小小的越国都难以统领；远，不达中国核心——接受不到中原先进的科学文化，吸纳不来智能之士。
帕斯卡尔曾明确地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可是世人只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其实，做个庸庸碌碌好君主，自然不是这位独具艺术天分、有悲悯之心、有自己作人原则的吴季札的理想终极；可若当个让别人呼来唤去的臣子，也不是他“傲世灵魂”所能委屈接受的。这显然也是他退居山林的动因。
吴季札既没有像儒生们那样的以“仁者兼及天下”积极入世，投身社会；也没有像那些很讲现实讲“利”与“术”的法家信徒们，进取于纷乱的国家之争。他所默守的只是自己的那一份内心的锦绣与良知，以及对眼下纷乱社会的偌多无奈。于是，这位堪称我华夏第一位完人的——奉行审美人生的吴季札，只有像他那心灵高贵的先祖吴泰伯一样，回归到人类最本质的耕织渔猎中去——成为一位真正倨傲天下的隐者，一个求得个人灵魂洁净的无可奈何的“个人主义者”，以自己最美好的艺术情怀，听风林高歌，看雁飞鹤舞，饮山泉以为酒，乐童稚以欢颜；把中原带回的豆种、麦种传授给身边的百姓种植，教他们养蚕、制茶；处深山密林之中，闻不到战争的血腥，听不见饥民号寒；泛舟太湖，享月白风清，把一个真正的大写着的“人”字，长留于那永恒的山川之间。
是啊，一个人能够把物象与精神洞穿；让自身与自然融洽；变理想与行为简一；使世俗与崇高虚解；这是何等的完善至美的人生之旅。这样的生命灵魂岂能不亘古一人。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也曾无由幻想过，如果没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有世界的厚壁青藏高原，季札或该与比他年龄小些的释加牟尼结识的。他二人或许会很投契，谈得拢。
但若问，已把浑身灵秀融入华夏山川的智者吴季札，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他可能会说，有。
想起最小的侄儿僚一家的横死，原是因他拒辞王位而引起的。僚继其父（他三哥馀眜）的王位，本理所应当；可大哥之子公子光不服，也无可厚非。这宫廷血腥的“悖论”，本可以他身体力行的“让”，来化解之；可这“让”，对于他这种以“审美”作为人生原则的人，是那么简单，可对于别人、对于后辈侄儿侄孙又是那么不可理解不可思议。
不过，当他在僚的坟前痛哭过一场之后，他也许更坚定了自己那没入大荒的人生之志。他该想到自己这视“权势利禄”如粪土的生命认知，已经艺术地展示出人的生命最美的意韵之所在；他该想到，他迟早会被华夏大地后辈良知们所理解的——人们将了解他无声地告诫——那“王”的宝座是多么肮脏、可怕、危险，你们后辈切不可贪恋它。
——正是“识得庐山真面目，一定不在此山中”。
中华历来有“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说法，我以为这仍是皇统文化“名利成败论”的旧认知。试想，“隐于朝（官场）”者还算什么隐？这种“隐”，只能是阴谋诡计或苟活自保的心灵扭曲。真正的隐者，该像吴季札一样胸怀高山大川之奇妙的隐于野者。
※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卷31“吴泰伯世家”第一
※ 本文参考资料 谢柏梁《世界悲剧文学史》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本文刊发于《鸭绿江》2012年3期，后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