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教育，最初我以为它只是对应试教育的补充；逐渐地，我意识到它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再后来，我确信跨学科教育可以成为拯救的途径，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这样，我理解的跨学科教育，其实与古代儒家的“为己之学”在同一条道路上。

梁漱溟毕生纠缠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他多次试图返回人生问题却不能不为求解中国问题而奔走，直到晚年才写完《人心与人生》，陈述未竟之志—— 为儒家伦理学奠定儒家心理学之基础。今天，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求解不再能够分离，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二者合一，因为在20世纪表现为“百年救亡” 的中国问题，现在成为对于缓慢变化的情感方式与剧烈变化的生活方式之间形成的广泛冲突的一种概括，而化解这些冲突的关键，中西社会概莫能外，都在心性修养，也就是人生问题的求解。

我们生活的时代，西方哲人称为“黑暗时代”——它崇尚科技并使思想沦为科技的奴婢。当然，它也孕育了诸如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批判家——将逻辑与罪视为同一问题。这是一种极富寓意的伦理视角，逻辑与科技进步形影相随，并且，由逻辑激发的求真的诚意终将唤醒我们的罪感，迫使我们承认这个“进步时代”的黑暗本质。

中国问题，在以往100多年的社会转型期里，表现为“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并且，现代化意味着西方化——器物、制度、文化，逐层深入，直到西方化的代价超过了现代化的收益，由此引发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心理反抗，再逐层延伸为制度和器物的保守主义，然后我们被另一次通常是更强大的现代化浪潮带入一个通常是更广泛的西方化的世界里……今天，如海德格尔预言的那样，世界已经西方化。并且，所谓“西方化”，其实，如齐美尔预言的那样，是不同事物的价值的货币化，从而若世界已经西方化，则世界上的一切价值都被货币化。当这一命运降临时，多数的西方人或中国人，将陷入绝望——也就是尼采预言的“虚无主义”。价值的虚无，导致人类行为的混乱和普遍的“末世”情结。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活”着，但不是“生”活，于是成为“行尸走肉”。当多数人意识到这一悲惨状况时，拯救就将开始。每一个人拯救自己的心灵，让它在一切方向上重新获得发展机会，这样的运动，在目前教育体制内，就是跨学科教育。

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首先要求我们不断地重估一切价值。可是以往的教育，抑制或完全泯灭了我们对一切价值加以重估的能力。心灵怎样才可获得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教育界的共识是：批判性思考，通过培养这样的思考方式，心灵可能获得在不断更新的情境里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

那么，我们怎样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呢？首先，什么是批判性思考？或者，何谓“批判”？我从波普探讨康德和休谟“划界问题”得到的概括是这样的：批判性，就是永远保持对任一观念从真理转变为谬误的警觉。所以，批判的知识，根据波普的立场，首先就应包含否证自身的条件陈述：若满足诸如此类的条件而得到诸如此类的观察，则本项知识将被证伪。尚未被证伪，则本项知识暂时被视为是真确的。

以上所述，纯然是一种态度，谓之批判性态度。恒持批判性态度，我们就可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任一项知识，在新的情境内，随时可能被证伪。如无批判性思考的态度，我们就丧失了对新的证伪数据的敏感性，于是被传统的权威性蒙蔽。更何况，社会和知识都已严重地官僚化了，与权威紧密结合的既得利益，常使我们不愿承认被蒙蔽。不愿启蒙，这是官僚化社会的困境。

批判性思考不仅是一种批判能力，而且是一种创新能力。因为，在我的感受里，批判性思考，是一个人从任何人的任何观念中发现内在合理性的能力。也因此，一群具有较低智能但有较高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个体，与一群具有较高智能但只有较低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个体相比，更有可能获得真确知识，于是更可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情境内，尤其在不确定的灾难性冲击下，有更高的生存概率。

上述的原理，在计算机仿真实验里被称为“分布式的智能”，或与“个体智能”相对而言的“群体智能”。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人类社会在分布式智能的演化路径上有了的极大进步，从而获得了承受灾难性冲击的极大能力。

也因此，跨学科教育是更适合分布式智能的教育。可惜，人类教育至今仍处于批判性思考之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