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久违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的身体真不差。而我总要回应说：不，我的身体并不好，只是精神好而已。

1996年，我因冠心病在同仁医院住院达半年之久，同仁医院已向美国所发出病危通知。后来转院朝阳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稀里糊涂地活了下来。所以我的身体是不行的，而且是非常地差。

但我已经习惯于过苦日子，包括经济上的苦和肉体上的苦，再加精神上的苦。因为我是57年的右派分子，是黑五类。所以我对死亡一点也没有恐惧，因为正如瞿秋白先生所说，睡眠是小休息，死亡乃大休息也。

我高寿的第一条原因就是不惧怕死。我的不怕死决非出于勇敢，而是出于cynicism.因为对我而言，活未必胜于死，右派的生活犹如地狱，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懂得其中惨相。这种生活实在是不值得活的，何必多活呢。

我曾读了三个学校的新闻系，即上海圣约翰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因此得了一种顽固不化的思想，那就是：报导必须客观，用英文来说，就是Call spade a spade.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当然也必须Call spade a spade.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我决心要向林肯•斯蒂芬斯学习，要做一名耙粪者，英文叫muckraking. 也就是尽力要揭开历史真相，而且乐此不倦，虽粉身碎骨亦往矣。

我高寿的第二条原因就是生活有了上述的目标。像胡风一样，我要写真实。《白毛女》中有一句唱辞是“我要活，我要活”。我的唱辞是;“我要写，我要写”。用英文来表达就是：live to write, not write to live.

早在1950年代，我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林语堂先生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兴奋，但不久又知道林先生以失败告终，令人伤心。然后到1980年代，我读到了个人电脑消息，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但我没有看到个人电脑是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也买不起任何电脑。但我决心要学会电脑。怎么办?我是英文打字员，所以我自己拥有一部老式的雷明顿台式打字机。我在市场上买了王永民先生的五笔王码读本，我把130多个笔划放大，贴在墙壁上，每天练习王码五笔打字。最后可以说打得滚瓜烂熟。便我没有办法check 是否有误，我只能心中假定我没有错。直到1990年代初，我女儿送了我一台东芝笔记本，我才第一次拥有笔记本电脑。在接通电源后，我click click 四下，电屏上就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我知道我成功了。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

我高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学会了王码。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我高寿的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我勤奋，而且是特别地勤奋，它使我忘却痛苦，很可能它起了一种鸦片的作用。作为右派，我本是一个十分可悲的“被污辱和损害者”，只能浸在苦海之中。但我在勤奋的工作中往往忘掉痛苦，享受到了人生的意义。

美国总统杰斐逊在卸任后第二天写信给朋友说，他离开白宫时好像是离开了监狱的大门。我的这种同样感觉并不是发生在“改正”之时，而是发生在退休之时。只有在那时我才觉得我自由了，我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了。在职时，我只是为上级工作，不可能充分发挥我的passion。现在我可以了。我决不是为稿费而写，也不是为名誉而写，而是为“真实”而写，我的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职之时，真正做到了夜以继日。我每年七个月呆在北京，五个月呆在美国。我既是社科院图书馆的常客，也是芝加哥郊外柯克图书馆的常客。我得意的是我的“三部曲”----《美国演义》(160万字)、《孙蒋毛邓演义》(80万字)和《俄罗斯演义》(40万字)。我自己吹捧自己，认为我的演义三部曲肯定胜过了巴金的三部曲。人们肯定会更喜欢读我的三部曲而不是巴金的三部曲。

我的最productive 年华“被右派掉了”，我决心要把它填补过来，所以我拼命地写，我觉得我做到了。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许多稿子和文章是不能在北京出版的，只有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见世。不过我不在乎这些，我只求我自己尽力而已。也就是只求问心无愧，足矣。

卡特总统最喜欢发话说：“Why not the best?”我将回应说;“Yes, I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