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天:第八章 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转换假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9 次 更新时间:2012-03-14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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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天  

凡是认识、记忆的事物及其规律,在头脑中是某种物质形态的存在,而不是语言形式的存在。语言翻译就是证明。我们把头脑中这种物质形态称之为“物象心理”。

物象心理学并不否认语言思维。我们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思维的目的是认知、把握物体、事件。换句话说,语言思维最终都要转换到物象思维上来,才能实现认知事物的目的。同时,物象思维获得的知识需要交流与传承下去,这就需要转换成语言思维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提出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转换假设。

在现实中,决策、创造活动的对象总是物体或事件,然而,言语交流又不可缺或。所以,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是并用的,处在相互转换的认知心理活动中。

在许多工作领域中,物象思维比语言思维具有优先性。尤其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物象思维优先于语言思维。但是,某些情形中,物象思维的对象来源于语言思维转换出来的客观事物心理样态即物象。

一、语言思维的对象、内容

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转换假设,可由语言思维的对象、内容证明。

语言思维形式是运用语言符号进行认知、判断、推理、决策、创造的思维活动。如概念、命题、三段论推理、数学符号、逻辑符号表达式的推理等理论形式。但是,正如阿恩海姆指出的,“纯粹的语言思维是不产生任何‘思想’的思维[或无思想思维(thoughtless thinking)]的典型。它只是自动地从‘储藏’中原封不动地恢复某种‘关系’。它是有用的,但又是不生育的(或缺乏创造性的)。”(阿恩海姆,341。) 因此,语言思维必有其对象、内容。但是,西方哲学认为,客观事物是对象,其“反映”或形成的“思想”、“观念”是内容。心理学继承了哲学的传统,至今认知心理学仍未将“表象”纳入思维的内容,以概念、命题、意义作为思维的内容。物象心理学认为,语言思维的内容,就是思维对象的认知心理样态即物象结构。它与语义是语符代表事物物象的定义相联系。因为是物象使语言成为思维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思维操作的对象是物象(主要是视觉物象),而不是对象物本身。语言之所以对创造性思维有所帮助,就在于它能在思维展开时把这对象物的物象提供出来。语言思维的对象是物体、事件。语言思维的目的是认知、把握物体、事件的本质及其规律。因此,物象理论认为语言思维的内容是物体、事件的物象结构。

语言思维的内容是语言思维转换物象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再造想象就是这种思维转换的心理过程。

二、再造想象与思维转换

物象心理学认为,再造想象是论证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转换的有力证据之一。再造想象是对语言理解为前提。林崇德等人认为,再造想象是“根据言语的描述和图解的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林崇德,1644。)再造想象是通过语言描述而在头脑中出现了相应的事物物象。例如,小说使读者认知其中人物和各种情节、关系、性质、作用和情绪的物象。再造想象的物象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读者在头脑中对公用的词语、符号意指事物物象形成了巩固的心理联系。当一个人读了《红楼梦》对林黛玉的描写后,头脑中形成了林黛玉的形象。

张述祖、沈德立认为,“再造想象必须以对词语的理解为前提,理解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只有把用以表述形象的词语的前后逻辑关系搞清楚,才能对词语的表述达到理解,从而建立再造想象。可见,再造想象一定要以思维为前提。这种思维就是理解。……再造想象是思维的结果和产物。”(张述祖,525。) 因此,我们认为,再造想象就是一种物象思维,是由语言思维转换的物象思维。

语言理解转换物象思维是由言语指导下产生行为、情绪的心理依据。语言理解转换物象思维或迟或早必然使行为和情绪上发生的变化。比如,通过语言交流学会了某种技术操作和技能动作,以及认知疗法等。还有在心理内部发生的修正,如中止某些言语、行为和情绪等。

三、控制联想实验与思维转换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界有过一场争论,就是出现了“无意象思维”的观点。它起源于“控制联想”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发现有无内省现象,即被试在刺激词与反应词之间根本就没有过内省思维活动发生。这种实验结果,至今可能是认知心理学忽略非语言思维的直接原因。

对于“控制联想”实验及其得出的“无意象思维”的结论,心理学家张述祖、沈德立认为“控制联想”实验,“就是因为课题太简单,解决的时间很短,来不及回省或反省,即没有给被试一个回省或反省的机会。”(张述祖,550。) 其实,我们认为不是“没有给被试一个回省或反省的机会”,而是被试根本不需要“回省或反省”就能够完成任务。因为,一方面是语言思维抽象、迅捷的特点,另一方面,“控制联想”实验在指导语阶段,被试已经形成了刺激语词与反应词的语义范围的认知,加上被试对试题很熟悉和“课题太简单”。

“控制联想”实验得出的“无意象思维”现象,并不能否认语符与语义-物象的心理结构。当被试在指导语阶段已经知晓了语义范围,在对刺激词含义-物象都很熟悉的情形下,对反应词含义-物象同样也是熟知的。因此,当主试发出刺激词后可以迅速答出反应词,而不需要对语义进行内省即物象思维区分时间。正如张述祖、沈德立所说,“不能用语言表述心理内容并不等于没有心理内容”。(张述祖,550。)假如主试给予被试不熟悉的刺激词,被试就有可能答不出反应词来。“无意象思维”现象如同陈宝国、彭聃龄(2001)发现高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时序为字形—字义—字音。这是一种语言认知心理捷径能力的表现。但它们并不能修改语言认知心理的基本原理,即义-音-字的线性心理结构。还有,英语的“无语义阅读症”。不过,这进一步表明内部语言形与义分离的心理结构。

四、决策过程中思维转换

巴西人的难题:

你和你的伙伴走在巴西的雨林里。你们要过一个峡谷。峡谷有40英尺深,每个方向都有几公里长。你有一架20英尺的梯子、一把钳子、一盒火柴、一支蜡烛,无限供应的绳子和几块石头。你和你的朋友怎么通过峡谷?

当你阅读这段文字提出的问题时,你知道了用来解决困境有几样物体。你的思维离不开语言,你必须阅读。但是,当你要做出选择逃离困境的决策时,你的思维就必须离开语言。你必须运用物象思维,如峡谷的深度与这几样物体的性质、作用、数量、关系(我们似乎一刻也不离开语言,但果真如此将一事无成)。正确的决策是使用无限量供应的绳子。虽然,你不能够亲临其境,但是,你的认知心理样态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体验,你的思维就是一个事件物象思维活动。否则,你就不会有难题或困境;你也不会找到解决困境的方法。

生活中,问题解决的呈现方式有三种情形:直接面对现场的问题,并采取实物的操作解决;通过语音交流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做出决策;通过阅读文本知晓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做出决策。在第一种情形中,或许不需要语言思维的作用。在后两种问题解决的情形中,你的思维必将转换为对物体、事件的物象思维的认知心理样态;因为实际的、虚构的问题都在语言之外。

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心理转换,是决策思维活动的一种常态。决策的优劣或是否正确,是智力高低的行为指标,它主要是物象思维能力。

决策往往是通过回忆语言理解语义即物象达到了控制、掌握、改变事物的目的。这样,我们可以断言:是心灵意识将语义转化为实在者物象。这种情形更能证明了物象这一内在心理中介物的确实性。因为使用语音文字从来就不是人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对事物进行非语言的了解、掌握、控制或改造。语言必然在心灵意识思维中有一个向事物物象的转化,才能指导行动或操作动作去直接改变事物。只不过是这种转化极其地迅捷,人们难以感受体验出来罢了。

生活中的决策需要经验。然而,经验的心理样态就是物象的,而不是语言的。对于个人来说,经验性知识的心理样态并不是用符号表征,而是以物象表征的。

五、创造过程中思维转换

创造性思维是从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革新、文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然后,根据认知心理学对非语言思维所采取忽视的态度看,创造性思维是指语言思维。但是,心理学家们也认为,“创造性思维与想象的有机统一”。(林崇德,153。)“想象是人脑对原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林崇德,1366。)而“表象是基于知觉在头脑内形成的感性形象。” (林崇德,73。)这表明心理学在思维理论上的矛盾。想象是非语言思维方式对事物结构、性质、关系、作用的观察与思考,即它是物象思维方式。

虽然,个体经验总是以物象心理表征的。几乎所有的创造都离不开前人的经验,但前人的经验总是以语言传承下来的。因此,语言理解、语言思维是创造活动必要条件。语言理解是再造想象,再造性想象是物象思维(参见8•2)。创造性想象具有物象思维的特征。张述祖、沈德立认为“创造想象是由思维而揭露出或建立起许多形象之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因而产生新的表象组合。”(张述祖,526。)这表明,创造过程中包括物象思维与语言思维交替运用的转换。

创造性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建构新物象的物象思维活动。认知心理学很久(Wallas,1926)将创造的过程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1、准备期。表述问题,初步尝试解决。2、酝酿期。放下问题,考虑别的事情。3、灵感期。产生解决问题的灵感。4、验证期。检验并/或实施问题的解决方法。根据科学技术和艺术创造(不适于文学创作)的过程四个阶段中思维活动的特点,除了准备期的“表述问题”是语言思维的方式外,其余阶段均属非语言思维的创造活动。当一位理科博士走进实验室,就必须把公式定理方程的符号思维转换到物体物象思维的过程中来。并通过物象思维指导肢体操作,接触实验物体。

文学创作过程是物象思维与语言思维转换。文艺理论家把塑造成人物形象称为形象思维。事实上,作品中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民俗风尚、故事情节、心理情绪、人与人复杂关系等,是不适用于形象思维,而适宜用物象思维。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创造性想象虚构故事,另一方面必须运用语言思维形式进表征。因此,思维转换是创作认知心理过程的重要内容。

六、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转换假设的脑神经心理依据

大脑左右半球优势是区分语言思维与物象思维的认知心理生理依据。(寿天德,413。)

人类大脑左右半球不对称功能

功能 左半球优势 右半球优势

视觉 字母及单词的识别 复杂图形及相貌的识别

听觉 语言性声音 环境声音、音乐

躯体感觉 复杂形状的触觉识别

运动 复杂随意运动的控制 运动模式的空间组织

记忆 词语记忆 形状记忆

语言 听说读写 语调

空间能力 几何学、方向感觉

其他功能 数学能力

经过数百次实验,研究者们终于弄清了大脑两半球能力的不同模式,即两半球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思维着。左半球作为一个语言专家,不仅用语词进行思维,而且还在作为语言基础的、以一次一步方式进行的逻辑思维方面优于右半球;而右半球则用形(物)象进行思维,它在再认和处理复杂知觉模型方面占有极大的优势。

我们认为,所谓半球优势,并不排除左半球接收、加工与其功能性质相关的事物信息;也不排除右半球有相应的语言加工功能。在此基础上,物象思维主要是右脑的功能,语言思维则是左右半球联合、协同的功能活动。因为语义即事物物象主要存储在右半球,而语言符号系统主要存储在左半球。换言之,语言思维是最高等级的人类智能。

现在,有大量的关于右半球与语言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左半球为语言优势已经得到确认,但近几十年来,尤其是CT、MRI、PET、SPECT等定位技术的应用,已认识到右半球在字词、语句、篇章各层级均参与语言活动。而且,右半球主要表现为参与语义即事物物象信息的提供。例如:

⑴基亚雷洛(Chiarello)等(1990)采用自动语义启动模式对正常人进行三种语义关系即单纯义近、单纯联想和义近加联想在两侧大脑半球的激活扩散进行研究,他们对结果做出推论:相关语义范畴的自动到达主要是在右半球上发生,右侧半球上的激活扩散是更为分散的。

⑵威克斯(Weekes)等(1999)认为两半球上均存在双路径,一条是词汇路径,其过程是视觉编码→语义储存→语音编码→言语;另一条是非词汇路径(注:我们认为,这就是语言符号系统内部表征过程),过程是:形→音转换→语音编码→言语,即承认右侧大脑半球上也存在词汇路径。这说明右半球识别字词的过程可能是类似左半球的,只是加工特点不同。

⑶罗跃嘉等(1997)用ERP方法进行研究采用汉字形音义正启动和词义联想方法,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全视野和半视野系统研究,发现汉字认知始于100~160ms之间,大脑两半球在汉字认知过程中存在着差异,在约200~270 ms之间左脑加工占优势;左脑可能需要右脑传来必要信息(注:我们认为这是语义即事物物象信息即词义)后才开始加工,但是左脑开始加工后即占优势。张武田等(1998)研究结果也显示,当对汉字字音或字义进行匹配时,两半球之间的加工优于半球内的加工,即两侧大脑半球协同活动要比单侧半球加工效果好。

⑷霍夫质谱(Hough MS,1990)检查了两侧大脑半球损伤患者及正常对照组在用不同主题组织形式的叙事作业,结果右大脑半球损伤患者对延迟主题形式比正常主题组织形式的理解精确性明显差,且识别较少的中心主题。右前部损伤对两种组织形式的判断均明显多的修饰和虚构。揭示右半球损伤成人在叙事水平组织语言方面有缺陷,难以用中心主题信息理解和解释叙事(注:我们认为,这在相反的方向上,有力的证明了物象记忆在右半球,是物象表征知识即语义存储的优势。),尤其是这一信息在叙事后部呈现时。这可能是由于右半球损伤病人专注于细节而不是抽取叙事的整体意思(注:物象抽象能力减弱)。

此外,多个研究表明句法是由左大脑半球中介的,而语义和音韵则很大程度上受右半球的影响。

⑸Zaidel对右半球的阅读能力归纳为:①右半球具有很好的摄取图像化语义的能力;②右半球无字母-音素转换能力;③右半球阅读具有强烈的经验性(与左半球具有有明显本能的语言能力不同);④右半球还明显地参与了带有韵律的、感情色彩的或较多隐喻的阅读过程。国外学者观察右半球有言语的部分效应,读名词好于功能词;有明显的实词效应,读高想像力的词好于低想像力的词;有情感效应,更容易读情感词;另外右半球的语义激活不是精确的,深度失读的整词语义激活与之类似,整词携有词干的语义,但没有屈折变化和派生词缀的意义,因此可能将有后缀的词“flowed” 读错为带有假后缀的词“flower”。(注:这足以证明右半球承担着提供语义即直观事物物象、想象物象、抽象物象信息的优势。)

综上,物象心理学理论主张语义系统与物象知识系统是同一的。在这个假设基础上,我们认为,人脑有事物物象系统(包括语义)与语言符号系统。并认为双重编码假设是不经济的,因为它包含有知觉信息在表象系统和语义系统中重复。

参考文献:

1、(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 滕守尧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

2、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3、张述祖、沈德立:《基础心理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

4、寿天德 主编:《神经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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