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看待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重要事情。由于毛泽东有“吃大食堂”、“大跃进”、“反右”、“文革”的错误，而倍受贬议。但是，毛泽东所犯错误都是马克思理论带来的后果，这是扬弃马克思的实践根据和理由。然而，党的思想理论界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人们认为，扬弃马克思就意味着中共失去存在的思想理论依据或灵魂。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中共作为中国强大的政治实体，应当采取与时俱进的立场和态度，更新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错误和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苏联东欧剧变的实践，足够表明马克思理论超时了。所以中共应确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 扬弃
由于有了《共产党宣言》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日本、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然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执政党地位呢？显然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与意义，如同马克思对于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与意义是一样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能够有今天，完全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仅不是有马克思，而且恰恰相反，是由于有了邓小平理论。当然，毛邓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当他们的实践证明与中共承担的振兴中华民族历史责任需要扬弃马克思时，理性、智慧、勇气、决心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个错误
1、《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判断是一个错误
《决议》：“（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这段表述是对文革定下的基调。它的后句是正确的，即毛泽东 “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但前句是错误的，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比如，1875年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化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恩选集》3卷，21页。）再看一下列宁《国家与革命》也会更加清楚了。除非把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看成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过渡时期”。而且《哥达纲领批判》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加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发动"文革"只能更加进一步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了“反修防修”，而不是某些人认为是为了整人，毛泽东是“秦始皇式”的专制。
2、《决议》有关毛泽东思想2个错误
《决议》第（29）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笔者认为《决议》这段话中隐含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二个错误：一是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资源局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一个错误没有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包括“国学”精华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很大的成分。这是《决议》起草者们严重的失误。《决议》的失误是造成党的思想理论界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或把中华优秀传统思想马克思化的主要根源，它造成一些人不知不觉地做出了思想“卖国”的行为。
第二个错误的后果是导致毛泽东思想被虚化。我们从2011和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数字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直接用“马克思”及著作为题名的，共计118个，经费1770万元；有“列宁”为题名6个，有“毛泽东”为题名6个，均为90万元。），造成了马克思和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重要性关系的颠倒。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逻辑错误，因为《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功过，错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成分。这样，就是说毛泽东的成就是集体的智慧，而错误就是毛泽东本人的。况且，人们不仅都不去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是什么，反而在极力宣扬造成毛泽东犯错误的那个思想理论永久性正确。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郭道晖先生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决议》起草的讨论。据郭先生记述，这个小组最后对《决议》提出了建议：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
这说明当时《决议》起草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资源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还在于它与反右和文革的错误是一种悖论。既然认为吃食堂、反右和文革是错误的，那么怎么不说一说毛泽东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是什么呢？根据郭道晖先生提供的情况看，大多数参与《决议》起草者认为，毛泽东为了达到整人的目的才发动文革，这是一种狭隘思想观点。主持《决议》起草者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又没有找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的思想理论根源是什么，而是归结为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这只是当时一种政治生活的现实性问题，而不是指导发动文革的思想理论。这样就造成了两种错误倾向，并且至今仍然在党内外流行着：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或是永远正确的，二是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达到他整人的目的这种错误的观点。比如，郭道晖等人至今仍然主张对《决议》进行修改，要增加有关毛泽东工作作风和权谋等方面问题，以此揭穿有关毛泽东的神话。
然而，我的看法与郭先生等人截然不同。《决议》所犯上述错误，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实践的限制有关。因为这时离苏联东欧剧变还有10年时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未受到苏联东欧剧变的强烈挑战。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忽略苏联东欧剧变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就不是一种客观态度。因此，如果要对《决议》进行修改，就不是要将毛泽东在工作作风种种毛病加进《决议》中去，这类事情不应是党史和党的《决议》所要记述的内容；而是要阐明毛泽东“吃食堂”、“反右”和“文革”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在哪里和是什么？
现在，我们有责任消除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苏联东欧剧变对前一种倾向作出了证明，但却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威胁，形成理论危机。显然，党的实践需要理论做出解释。
二、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性和独立性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出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又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超越了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的观点，（《马恩选集》一卷•261）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即实行没收地主土豪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而不是实行消灭私有制的政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验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中共领导中国走的就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1944年3月22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文集》•3卷•110页，1996版）。在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里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 （同上，384页）（于•34页）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艰苦探索，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制定了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提出并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等等。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和讲话中。
（三）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把它上升为军事理论，在人民军队建设上，毛泽东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毛泽东运用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思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还提出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主要军事著作及有关重要讲话中。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
毛泽东精辟论证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论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毛泽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精辟论述了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以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毛泽东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大作用。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许多名著，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出》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政党。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从思想上建党，概括了理论和实践相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把这三大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关于建党学说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总之，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个体系具有四个明鲜特点：科学性，独创性，完整性和发展性。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道路、前途、步骤及转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果。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将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看，中共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根据地政权，还是建国初期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和路线，而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只是在1954年农村实行互助组、初级社、在城镇实行公私合营等运动始，至56年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20年间，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路线。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党内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简言之，那时还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然而，在毛泽东实行马克思主义的20年间，却是毛泽东犯有严重的错误的时期，比如“吃大食堂”、“大跃进”、“反右”和“文革”等。被冯友兰先生称为毛泽东的“荒谬期”。
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各个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构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有八个方面：
（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价值观思想指导下，可以不受《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坚持公有制的限定，不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尊重群众突破禁区的首创精神。比如，承认、支持、推广“小岗村”农民自发的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农民自由支配劳动时间，自主创造经营手工业、副业等，农民在自己的份田上可种植经济作物，活跃农村集贸市场等，进而扩大到集体、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等，推动了改革经济体制。〖2章〗
（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邓小平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民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理论。邓小平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础上，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国有、集体所有和股份合作制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
（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世界经济理论的一次突破性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六）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指出对外开放是当代世界生产社会化、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对外开放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认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采取分步骤、分层次、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吸收和利用外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进展。
（七）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八）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制”的思想。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我们再来看邓小平实践。邓小平面对党内外强烈的公有制信念，提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当时有许多人不乐意接受，提出“姓社姓资”的争论。在中国，工人和贫农占人口大多数，我们对私有制带来各种痛苦心有余悸。但是，要发展经济建设富强国家，必须对内改革公有制生产关系，对国外资本主义开放，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模式。这是《共产党宣言》理论所不容的。只要悉心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回顾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深化的过程，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许多人宁可守穷，也不愿离开国企参与社会竞争；一些高高在上既得利益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改革开放是砍红旗灭信仰。没有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序进行。有西方学者认为“东欧剧变”的导火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我国保留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民享有均等的使用权；在国民经济中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领域保留国企，并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而使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然而，赛先生与德先生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一部分精英请来了马先生。由《共产党宣言》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的成员。
中共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根据地的政权，还是建国初期都是实行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的政策和路线，而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毛泽东实行马克思主义的20年（1956～1976）间，却是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的时期。
中共高层领导人无一不是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中共执政30年（1949～1979）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仍不如意。比如，工人每月工资40元，农民年收入仅40元。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或动机，就是出自于使国力强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崇高责任感，同时还有一种迫于在国际上“落后就要挨打”的紧迫感。邓小平深遂的洞察力，看到了一种人性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在50年代就提出著名的“离经叛道”的“猫论”，因而受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批评。虽然毛邓是同样具有那种责任感与同一种信仰的人，但主张的路线的确是大相径庭的。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的拥举下，逐步取得主导中共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共高层集体路线的转换。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他主张的路线取得了党的理论逻辑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回顾中共历史，1956年全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即消灭了私有制，特别是1958年“吃大食堂”达到了消灭家庭的程度。中国社会进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状况，也被一些人称之为“乌托邦”。然而，它却是当时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使中国由共产主义社会状态回归到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由是中国社会生产力欠发达。但什么样生产力标准才能满足共产主义社会呢？目前不得而知。
根据邓小平的“初级阶段论”需要至少百年以上的时间。当人们将上限推到约200～300年应当满足邓小平“初级阶段论”，即便300年在人类社会长河中并不算遥远的将来社会。那时，中共还要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在中国社会现实的生活里，人们心理上对这种革命的恐惧与期待并存，即富人的恐惧心理和穷人的期待心理。而且人们都感觉到似乎不需要邓小平所预期的那么久远革命就会来临。尤其是富人的感受更加强烈一些，近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富人移民潮就是对革命恐惧感的证明。穷人对革命的期待似乎没有富人对革命恐惧感那样的强烈，但这种期待最容易被某些“英雄人物”利用，比如重庆的“黑打”，将重庆市首富、二富、三富都“绳之以法”。并且由富人的恐惧心理异化出现一些企业采取超原始资本积累的恶性行为，即超低工资、生产条件不达标，超时工作成为普遍存在现象；剥削工人超额利润，以达到快富大富的目的。中国30年来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亿元富翁的景象，实为人类经济史上罕见。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恩格尔系数超标。如果300年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将全部的富人纳入革命的对象。最终使社会形成一种既没有资产者也没有无产者相互对立的平等状态，这种状态是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呢？如果没有过苏联60余年共产主义实践，人们还可能处在马克思时代的那种幻想状态之中。现在，理性的人们不会忘记苏联东欧阵营崩溃的历史事实---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竞争，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受到限制，利用国家机器消除异己的专制等。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由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就能消除这些现象吗？
根据富人移民潮和重庆“黑打”的现实性以及苏联东欧阵营崩溃的历史实践，是否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做出扬弃与否的选择呢？笔者认为是要考虑做出判断的时候了。虽然离正式扬弃可能还需时日，但必须现阶段上提出扬弃马克思的议题，进行必要的思想理论宣传的过程。
有人认为扬弃马克思就是失去立党的灵魂，会导致否定中共存在的思想理论逻辑性、合理性、合法性，这是不正确的认识观点。本文提出扬弃马克思则是为了保存中共这个政治实体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逻辑性，消除中共思想理论与实践政策间发生的巨大悖论。笔者普通党员，考虑到中共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政治实体，历史将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赋予了中共。只要中共扬弃马克思，她将是一往无前的胜利者。因此，笔者对中共为什么要扬弃马克思的理由简要阐明如下：
1、马克思主义是偏执于工人阶级地位、作用和利益的政治思想理论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最具先进性的人类社会发展决定性力量。这样，马克思就分别对农民阶层、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首先，资产阶级是要用暴力消灭的对象。如果按照马克思理论，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
其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农民划归“中间等级”，认为农民阶层“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马恩选集》1卷，261页。）如果按照马克思理论，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
第三，马克思理论中没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直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才真正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最近，笑蜀先生发表《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一文。然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根源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过分偏执。中共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纠正马克思理论这种严重缺陷，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重要作用。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多次针对党内有关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制定知识分子的政策。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起草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劈头就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据以要求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严辞批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最后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虽然，“文革”将他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几乎全部抵消了，但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思想及其实践和成就，并不会在历史的记忆中消失。“文革”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理论带来的恶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越穷者越革命越先进即工农最革命最先进，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阶级的教育。郭道晖先生说，“我经历的最早一拨运动是1951年—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以后运动就由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领导。在清华，学生对老师开展起群众性的严厉批评，老师们说“洗澡水是滚烫的”。 记得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刚回国不久，检讨老过不了关，硬说他回国是投机。当时的党委书记何东昌找了数学系党支部书记，批评了他们，才让华罗庚过了关。”然而，这正是由于马克思理论带来的必然后果，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最革命的最有先进性，其他所有阶级或阶层都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改造。秦始皇没有这种思想理论。
我们当然不反对重视工人阶级地位、作用和利益。然而，将工人阶级看成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力量，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导致忽略、轻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成为“嗅老九”，学校全面停课。“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理论根源都在马克思理论。直到七十年代由成思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观点，被邓小平所重视，形成全党的思想。
至于“文革”中造成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伤害，对中国教育造成的断代性损害，但并不完全否定毛泽东重视对知识分子政策理论。只能被看成是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看成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的高度，不得己而为之的。“文革”不是伤害了大批的老革命老干部吗？总不能由此来证明毛泽东不重视或敌视老革命干部吧。毛泽东在“反右”和“文革”中得罪了政界、学界的二代人，并波及到他们的后人。他们都把“帐”记在毛泽东身上，从不知道追究在毛泽东背后那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责任”。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地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提拔干部学历文凭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并导致假文凭成风。现在，由于高等教育普及，知识分子队伍人数有了巨大的增加，已经由一种社会阶层发展成为一种社会阶级的力量。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几乎都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学历。知识分子已经实际上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力量。“悲剧命运”只是历史上发生事情了。如果现在还有什么“悲剧命运”，只有“文人”才有可能发生。然而，文人只占知识分子小部分而已。
我们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学理论，是工人阶级、知识阶级和资本阶级共同作用的结构，而不是唯一由工人阶级创造的世界。我们要纠正一种片面的狭隘的非理性思想心理障碍，即马克思主义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如果否认马克思主义就在背离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似乎就缺乏了正义感和人道精神，似乎理不直、气不正、胆不壮。应当说，马克思就是依赖这种人气优势，使它能够轻易得到许多合理性或合法性。然而，这里正是需要理性思维的力量，才能解决许多方面的思想理论障碍。难道知识阶级不要自由平等，难道社会生产不需要资本要素和资本管理的人们参与其中吗？难道社会发展不需要知识、科学技术，只要有工人阶级生产就能完成实现吗？
2、马克思主义时代性问题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说：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恩选集》1卷，265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恩选集》1卷，271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恩选集》1卷，285页。）
根据以上马克思的话语可以看出，如果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永远不过时。因为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占有和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它将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产物，它是不是需要消灭？能不能够消灭？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动机、目的和社会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本文不可完成的任务，但还是要简短说明。如果回答了这些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问题就有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了。
首先，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产物。
自从人类生产有了剩余产品，私有制作为一种人性本能利己性要素即自发的力量，就开始了它的生命历程。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品越来越多，那么私有制就越具有必然性，除非人们的意志要将它消灭之外（如暴力剥夺），它就绝不会自行消亡，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比如，人类社会不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私有制始终是一条恒定不变的社会财富占有、生产经营管理的方式。那种认为私有制像任何事物都有生产、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将被新的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即公有制所代替的观点是错误的。私有制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宇宙规律的消亡而消亡。因为私有制是人性利己性力量与他们创造的财富相联系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每个人天赋的财产权利，虽然他们所创造的占有的财产中或许有原罪的因素和痕迹。私有制、资本中含有某些原罪的因素，可以通过法制手段加以限制、减少或消除，而不是要消灭私有制本身。
其次，私有制是否能够或应当消灭？
由于私有制是人的本能对财产占有的自发性力量的产物，它产生了少数强者对社会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剥削、压迫和奴役，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所以先后有圣西门、傅立叶、莫尔、普鲁东等人主张限制或消除私有制带来的人与人不平等的思想理论。并且英国莫尔还无私地拿出了巨额的私有财产办工厂，历时达十多年之久，工人人数达数百名之多。因此，社会主义也称之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与他们不同处在于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无产阶级的力量，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达到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建立公有制国家制度，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与自由。由此在20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产生了20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苏联东欧剧变的实践证明，私有制是不能被消灭的。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占有和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它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张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思想理论，即便消灭了也是暂时的现象。
私有制具有满足每一个人利己性需求和愿望的普适性价值，它具有长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自觉性的功能作用。
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诸多动力因素之一。 社会生产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三大要素共同构成。资本占有是私有制的显著特征。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要有两个方面负面作用，一是形成对工人的奴役；二是由于资本的贪婪性形成不定期的不同形式的经济危机，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暴力消灭私有制才能克服它们，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减少或防范或制约或消除由资本产生的诸多负面作用。
私有制不应消灭的理由，还有由公有制产生的许多弊病来证实。公有制具有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即大多数人利己性需求的属性，蕴藏着“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利己性倾向，它将导致劳动者普遍缺少长期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和献身精神，导致长期的生产效益低下、浪费等弊病。
第三，单一公有制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恩曾用原始公有制形态来证明公有制的客观规律性，其实，这种观点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原始社会人类还没有能力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只能说在地球上，人人生而平等地享有共同占有或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它并不能证明公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公有制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国家强制力推行呢？只有在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自发产生和形成的财产占有或所有、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产物。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和通过劳动将它们转化商品的生产资料等两个部分构成。其中自然资源既有全人类共有，如宇宙空间、大气空间、公海等，也有依国家领土（领海、领空）主权疆界为限的国家即国民共有，如土地及地下矿藏资源等。如果依据全人类向度的标准看，国家领土主权也是一种私有制。国家主权涵盖的资源所有权具有神圣的不受他国侵犯的性质。公有制是一国内由全体公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主要是通过劳动转化的商品性（包括货币）生产资料所有制。目前，宇宙、大气空间和部分海洋属于人类共有，是因为各国家单位能力不及而形成的；或者说公（共）有制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如果在社会生产的状态下，发生的公有制就意味着强制剥夺了部分强者的劳动成果。比如南极洲，有能力到达的国家就建立标记或划定区域，将来如果收归联合国所有，不给予先期到达国家经济补偿，那么就造成了剥夺这些国家的劳动成果。
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是一种社会财富占有、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但是它并不是由社会生产和经营管理过程中必然性产物，而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大多数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关注出发，提出来带有革命性质的进行实验的产物。或者说，它纯属人们的主观意志强加给社会的财产占有、生产经营管理的方式，即《共产党宣言》方式。正是由于公有制是一部分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的东西，所以公有制就是在一定情况下成为自行消亡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有没有所谓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呢？马克思《资本》认为社会生力高度发展后，必然导致社会资本公有制；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断。社会实践已经由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一是苏联科学技术先进，却终结了公有制。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证实它可以容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至少目前还未显露要向公有制演变的迹象。现在资本在全球流通，并不导致公有制；恰恰相反，公有制制约了资本在全球的流通。那么，是不是当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预期的那种高度呢？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中“阶段论”的逻辑，其中蕴含着“二次革命”。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律。
那么，还有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呢？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集公有制与私有制各自的优势于一体的社会形态。中国目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个体经济、私有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它有利于遏阻上述私有资本的两个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发挥资本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优越性。从而使社会发展处在一种健康成长的状态。毫无疑问，这里面有莫尔和马克思等人公有制遗产。
第四，公有制并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的理论，所以他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解决了人的自由权利问题。《共产党宣言》说：在公有制条件下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一卷，273。）这句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受推崇，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60余年没有达到马克思理论的社会状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何伟先生甚至说，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学习、教学与研究50余年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宣称要“回到马克思”。
什么是自由？自由内涵是极其复杂的：人有本能自由即人身自由等，智能自由即创造发明自由等，意能自由即思想言论自由等。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幸福包括创造富裕的物质条件。公有制及其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工农阶级就获得了全部自由。试想像一下，建立在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基础上，一个百分百公有制的革命社会，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即民众，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革命”制度化了的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的自由会受到局限或损害。怎么会是自由的社会呢？在公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问题是不是都随之完全解决了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广大农民从那个没有自主性的低效率的集体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得了空前的自由，生产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形成个体经济活跃，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
马恩在多个文献中讲完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种计划（产品）经济（见下文“6”中）， “商品”包含剩余价值，剥削由商品生产开始，所以要取消、消灭商品经济。怎么说计划经济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呢。中国20年（1956～1976年）计划经济的事实告诉我们，企业和民众的创造性自由都没有调动起来，既然没有把他们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生产力就发展不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自由竞争的机会，人员也不允许重新配置。在这些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自由与公平的，既然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很穷，就说明“公有制”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一种普遍的贫困而已。马克思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想象。
实际上，对大多数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不一定要通过消灭私有才能解决，或者说只有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实现。比如，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保障劳动者的平等与自由的权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政策和措施，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福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福利普遍高于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证明。然而，按照《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即“多劳者多得，不劳者不得”的观点，那么残疾人、老弱孤寡就不能生存，是一种非人道的社会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即懒汉也能获得“高档”消费品，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状态。
第五，马克思“千年思想家”的美誉只能说明过去
在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发起一个倡议，选举谁是人类第二个千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首先在剑桥大学内部进行了推选，结果马克思第一位，爱因斯坦屈居第二。后来BBC又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争取投票，还是马克思是千年排名第一位的思想家。郭道晖、衣俊卿等许多人认为，他们那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怀疑和反对马克思，但是他们承认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所以，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呢？
但是，马克思获得了“千年思想家”的美誉，只能说明过去。因为这时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苏联东欧剧变已经10年，人们为什么投马克思的票呢？这说明人们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共产党宣言》主导了20世纪人类社会变革的运动。这次变革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盛况空前，形成了一个由20个左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150个左右的共产党，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1／3的共产主义阵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验，使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推翻封建或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都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比如，苏联一度成为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第二强国。勿容置疑，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成功，所以马克思获得殊荣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它们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就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中、越、古、老等国实行改革开放都是部分向私有制经营管理方式回归。也就是说，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只能属于过去，而不是确定它具有永久性的根据。就像中国评劳动模范，是以已经取得的成绩为依据的，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将来，实践是决定性的要素。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应当结束，而不是继续。
衣俊卿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是“勇于直面每一时代重大问题的批判性理论 ”。说马克思主义很像医生，人们在身体好的时候常常看不到它的作用，但是一旦资本逻辑发疯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会发挥它特有的批判作用。所以金融危机时，很多人会回过头去读《资本论》。这里可能有一个逻辑问题，即果真如此，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社会制度的理论。并且，资本主义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不是按马克思的药方才治理好的。列宁根据马克思理论曾经论证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因此，一方面不能够以私有制的存在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另一方面我们应以私有制不会被消灭和公有制实验胜利结束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应当终结。即马克思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马克思给人类留有公有制的遗产：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国有企业。但是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共产主义制度，不利于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劳动创造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尤其是在服务业表现更加明显。私有服务业极大地改善了对普通人的服务态度，增大社会和谐的氛围。
3、“共产主义的幽灵”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这是一句优美的诗。
它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 它居然成了众多人追求的不朽的信仰。
还有人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最终结局。 然而， 幽灵是什么?
幽灵是客观事物规律吗? 幽灵是科学真理吗? 或许， 幽灵 只能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许有人说这一种比喻，但为什么不比喻成太阳、月亮呢？
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赞同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单一的公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因此，公有制只能是一种革命性的措施，而不是科学真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的本性活动规律，因此共产主义怎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呢。
有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已达八千万之众，说明中国约有百分之六以上的人信仰共产主义，如除去儿童少年人数，成人比例可能达到百分之十以上。这是不是一种误解呢。由于中共的执政党，许多人出于投机而加入进来了。苏联东欧解体后，其共产党员人数的变化就是证明。
4、马克思说：“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2007年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传出马克思这句话。随后在国内引起争论。怎么样评价马克思这句话，现在有多种看法。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讽刺。笔者同意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真正实行起来是不可能实现达到的目标。这就如同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某些理想愿望的东西，然而却很少真正的实现。马克思这句话有4种表述：
（一）梅林在《马克思传》写道：在马克思逝世前一年即1882年，当法国工人党表现出“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于是他“脱口”而说“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在他致其他友人的书信中还有3处引用过这句话。
（二）1882年11月，恩格斯在写给伯恩斯坦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法拉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5卷，385页。）
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记述：“马克思对法国的原来追随他的人的评价如此之低，以至于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婿由于缺少政治敏感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戴维《马克思传》，410～411。）
（三）1883年9月23日，俄罗斯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记述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中写道：“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
（四）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写道：“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4。）
根据以上对马克思说这句话有四种语气的记述上看，你能够看得出马克思是一种幽默，还是出于内心真实情感呢。并且人们还可以反问一下，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多年里对这句话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多次转述呢？最适宜的解释是他作为学者、思想家探讨理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资料百分之百的公（共）有制，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认为公有制经济是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起决定性的因素，由此全社会成员就能够自由、平等了，民主、人权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马克思自己认为难以实现，它足够说明“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性社会形态，而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5、中国富人移民潮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看，2011年私有经济产值占GDP百分之六十多。据胡润财富研究院2011年报告：中国亿元以上资产富豪有6万人，千万元以上富翁有96万人，超过20亿资产者达1000人。然而，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富人移民潮，移民去向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该文引用的另外一个数据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而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到73%。”由此可见，在中国，移民及资本外流的增长趋势可谓极其迅猛。
如果我们以媒体报道的“2009年中国移民加拿大人数2万5千人，移民美国6万5千人”作为粗略的估算基础，以每个移民带走1000万人民币计，中国每年通过移民所导致的资本流出约有数千亿人民币。这表明资本外逃的暗流在蓬勃涌动。参与移民行列中的人，除了贪污受贿的党政官员外，有资本家或国企高管等富人，还有演艺界的大腕。这些人手持“绿卡”拥有双重国籍，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中国是允许拥有双重国籍的国家，但没有规定双重国籍者不允许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限制。这种法律的缺陷，不利于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度，应当予以纠正。
中国为什么发生富人移民潮？一些媒体对许多移民者作了采访或调查，移民者谈了诸如海外投资、养老、子女教育等条件优于国内的移民原因。《光明日报》2011年11月12日发表记者邱玥、温源《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在想什么？》一文。该文对中国富人移民的状况，与其他媒体报导的事实差异很大，明显带有“大事化小，小化了”的倾向；并且，经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解释，更是增加了国民是在“杞人忧天”的意味。读者的确感到主流媒体“博大的胸怀”。然而，民间不少有识之士则对“富人移民”表达了忧心忡忡或不能容忍的心态。但是无一人将“富人移民”现象与宪法规定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改革开放政策形成的巨大悖论必然结果。后者酿造出数以万计的富翁，而前者犹如上方宝剑在手随时可能发出问斩令。邓小平理论的“阶段论”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富人移民”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因此，富人有两怕，一怕“二次革命”，二怕增设遗产税（高税率变相共产）。他们以不同方式说明移民理由，都是掩盖。对于任何一位富人来说“二次革命”都是极其的恐惧。最好预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最不想发生的是“红色高棉”对富人的杀戮，其中柬埔寨的华乔，由60万人降至30万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实践最终都导致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谈“富”色变的社会心理，虽然它不是马克思的初衷，但有其理论的必然性。
有人说，中国富人移民将起到一种保护作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回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但意味深长。希望在中共扬弃马克思理论后，这些外逃资本会回来，而不是发生出乎中共意料之外另一种情形时回来。
6、恩格斯：公有制“将根本剥夺”生产管理者的竞争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有一段话回答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原因。“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17～218页，1972年版。）
恩格斯这段话语，基本上揭晓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即公有制极大地限制了人性竞争的力量。在经济生产管理中竞争有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竞争无处不在，竞争无时不有，竞争无事不生。比如，人们乐此不疲、乐不思蜀的种类繁多的文娱体育项目，无一不是竞争的表现形式——打牌，打球，下棋，麻将，等等。恩格斯所谓“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的观点缺乏逻辑性和不可操作性，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效率低下和浪费现象。 这进一步说明了公有制即共产主义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是一种革命性质的理想主义社会形态。
有的人认为，达尔文进化论的竞争是“丛林法则”，是优胜劣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者将失去生存空间，使工人阶级受到剥削和压迫。这种观点应该是落后于时代了。“丛林法则”是人的本能竞争方式，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智能形态的竞争方式是“博弈”。博弈论的竞争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合作博弈，二是非合作博弈。后者分别有完全信息动态与静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与静态博弈等四种，但即便是后者四种博弈方式，它们最后都必然产生某种“均衡”状态。而不是“丛林法则”中狮子与羊的关系。博弈论的竞争方式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比如各种类型的民主竞选都是合作博弈，参选各方都是按照已经制定的公开的选举规则进行竞选活动。体育竞技是合作博弈。在社会经济生产经营机制与管理活动中，现代国家制定了数以万计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保障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还制定了超出按劳分配原则的低保、残疾人福利等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马克思语，267。）已经不需要用暴力剥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奴役的现象，已经由健全的劳动法规、社会保障体系、政治民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制度所摧毁。
中国改革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机制，就是引进竞争机制，增加企业活力。因此，竞争是社会生产经营管理机制的活力的源泉。事实证明，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较快的发展，国家有财力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制定就是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就是证明。
7、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形式根源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马克思1848年《共产党宣言》主张消灭私有制和暴力夺取政权，实行共产主义，并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恩选集》•3卷，21。）这是马克思经历1871年“巴黎公社”实践的总结。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不能够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列宁1917年《国家与革命》中将“这个过渡时期”称之为“社会主义”。（《列宁选集》•3卷，251。）这就是通常所称“社会主义”的来历。然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毫无疑问，由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即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形式也是采取根本性的排斥与全盘否定的立场和态度，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使得全世界凡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元首是采取一人一票的竞选民主制度产生出来的，就不足为奇；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开国元首无一例外的终身制，甚至发生朝鲜和古巴等国的世袭制。
这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推论的或期望的在公有制条件下的那个“自由的联合体”不仅没有出现，相反却产生一种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转移的新型“专制”，比如“终身制”、“世袭制”、“一党制”、“党国一体制”等。正如保加利亚执政35年日夫科夫总书记在自传中总结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是由于“三大垄断”造成的，即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发生“阶级斗争”、“清洗”、“反右”和“文革”也就不是偶然的事件了；政治民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民主集中制，公民包括工人阶级的参政是一种间接的、名义或荣誉性的过程。
现在，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所犯错误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秦始皇派，这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必须承认斯大林毛泽东无一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并且人们至今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实践有另一种结局。难道人们还可以企盼有一天出现“真正的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实践。按他们的说法，人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形态，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哪个政党的实践来证明。这就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期盼吗。
马克思主义研究教授王铁群认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是没有政权和国家的社会，因而忽视了民主和人权对于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都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形成绝对权
力，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8、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质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说，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归纳起来，除了①坚持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主张之外，还有②社会存在论、③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④物质本体与实践本体论、⑤客体本体论以及⑥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人的存在相统一的本体论，⑦生存论本体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本体论言说虽名谓与意蕴并不一样，但都紧紧扣住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并从态度、存在方式、思维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读实践的本体论意味。因此，在这些不同的本体论定义之间，尽管也存在争论，但实际上多数时候分歧并非想象的那样大，只是在物质本体论与其他本体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为这关乎马克思主义之唯物主义基础的理解。（胡大平，2012。）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哲学？人们至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还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照搬前苏联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文革后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政治思想路线乔装打扮的新娘。因此，从学术的严格的哲学范式来说，马克思不是哲学家。近几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投入千万元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由于学者们采取研究方法论与思想创造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更加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莫衷一是。这将是人类哲学史上罕见的场面。
（二）“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不能构成实践哲学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命题。（《马恩选集》第1卷•第18页）但是，马克思并未对感性的物质的活动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及理论做出专著性的阐明，或者说根本没有形成感性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然而，《提纲》被信仰者推崇为圭臬。比如，中国马克思哲学家认为《资本论》是“感性的物质的活动”的实践哲学代表作，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哲学。
请问：“感性的物质的活动”跟动物有区别吗？没有逻辑思维，没有语言文字理解交流信息的理性实践认识活动，能写出《资本论》吗？
因此，“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命题，是一种荒谬的观点，是一种动物层次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
事实上，马克思没有对什么是“实践”做出概念性定义，一个实践哲学创始人连什么是实践的哲学概念定义都没有过，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呢。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得出无产（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的结论
冯友兰先生认为，“无产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王克明，2009。）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集中为两个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照这样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是怎样的状况呢？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的原则并没有被贯穿到底。在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却
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人为地改变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这就与唯物史观相矛盾了。
事实上，如果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先进。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和摧毁了封建社会。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立面，还没有新的生产力革命，还未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所以无产阶级并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建立起更高一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未将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或空想，而不是科学真理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是不是由于这个理论错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少提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了。
马克思是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现在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福特生产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生产。如果依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标志，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生产标志着知识分子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拥有知识产权的人们就是知识分子阶级。知识阶级在新兴产业、高科技行业的地位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并且高科技产品在不断地向传统产业渗透。高科技行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同时，知识阶级在第三产业中也是举足轻重。知识阶级在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占据着决定性地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比拟的。消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要靠知识阶级的力量，知识阶级通过立法限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比如，限制使用童工，规定休息日、日工作时限，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生产条件、环境条件，规定医疗、公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退休金等福利待遇，制定税收政策等。但是，知识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收买；知识阶级似乎不会像历史上“先进阶级”那样采取暴力手段搞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在发达国家里，知识阶级已经建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以知识产权为生产要素作为依据参与社会生产和流通的资本投资、盈利分红。而且知识产权是现代物质生产与效率、效益的决定性力量、成分。知识阶级已经名副其实地占据着领导阶级的地位。由此，知识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自的地位、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动力学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本人没有当哲学家的意愿，怎么就成了哲学家呢？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多次提出“取消哲学”、“终结哲学”的观点。试想一下，一个要“取消哲学”、“终结哲学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位哲学家呢？
并且，经历一个世纪几代优秀人材的努力，人们至今仍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哲学，就是一种证明马克思不是哲学家。
9、历任党的领袖犯错误无一不与马克思理论直接相关
我党历史上，领袖之所以犯错误，就必有马克思思想理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党思想理论界，从未有过将领袖所犯错误的原因与马克思理论联系起来。错误总是党的领袖，胜利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理论总是真理。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或者说总结毛泽东、邓小平实践经验，有这样一种结论：只要是“放弃”马克思理论才能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建设富强国家。建党初期，马克思化者将十月革命方式当成中国革命的楷模，但屡遭失败。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放弃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方式，转向农村开辟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而遭到马克思化者的讥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又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进行了土地革命，剥夺土豪劣绅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而，土地革命与《共产党宣言》和十月革命理论相矛盾、相对立。在中国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农民革命运动政治口号，包括孙中山，始终没有变成现实。土地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成功经验，并为工农政权和我军提供了经济来源。但马克思化者责难毛泽东并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没有犯错误正是由于他没有按马克思理论办事的结果。然而，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犯错误正是按马克思理论办事的后果。毛泽东主要的四个错误，都是在建国以后发生的，吃大食堂（消灭私有制、乌托邦），大跃进（公有制计划经济），反右（阶级斗争），文革（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都是马克思思想理论带来的后果。
近百年来，党的领袖犯错误无不因马克思理论引起，无一不是马克思理论不适于中国的结果；党的胜利无一不是扬弃马克思理论的成果，改革开放政策无不是扬弃马克思理论的成果。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论，按照马克思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是不能实行无阶级专政的，恰恰相反，是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些称之为富翁的人们不但不是“专政”对象，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足够证明马克思理论必须扬弃。
五、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执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就是连续犯了“吃大食堂”、“大跃进”、“反右”和“文革”四个大错误。如果一种主义、思想和理论一用起来就使党的领导人犯错误，使党受到挫折，使革命失败，使建设事业受到损失，那么这种主义、思想和理论意义何在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惊天大逆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中国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1年私营企业产值超过GDP百分之六十，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也要面对实践，而不是相反地将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扬弃马克思已经成为中共的历史性决择。
有的人认为，中共扬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失去立党的灵魂，这是不正确的认识观点。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是一种渊源于对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科学的理论。一定要克服那种一说扬弃马克思主义就理不直、气不正、胆不壮的心理状态。其实，只要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我们顾虑是多余的。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有了这个宗旨就有了党的灵魂；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江泽民提出中共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先进文化”；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等都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如果一个执政党只为某一阶级谋利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社会是由多个阶级或阶层组成系统，必须兼顾各方利益，才能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建设强大国家，并且才能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况且，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为社会弱势群体谋利益，并不一定要消灭私有制。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私有制优势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积累的财富，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
扬弃马克思，不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不等于不要或放弃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没有公有制成分的国家制度，我们采取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可能相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具有优越性。比如，适度的公有制可以遏阻资本贪婪的本性带来的对社会经济负面的影响或破坏。我们使用“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就包含有马克思遗产，但并不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特征是消灭私有制，然而，消灭私有制会损害公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被消灭的。
中共扬弃马克思是思想理论领域重大变革，既能消除中共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与现实政策形成的巨大悖论，也是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责任。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理论足以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经历中国实际检验的。
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仍然需要探索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不同领域中的比重关系，而不是要继续私有化。有的人在喧嚣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这是一种极端方式，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实行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私有化，违背邓小平理论。如果彻底私有化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完全是私有化的结果，那是一种片面性，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共谋发展的合力的结果。
因此，笔者主张扬弃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中共指导思想。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地位应采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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