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网络媒体上的“方、韩大战”，方兴未艾。韩寒在他的休战书中说：“我是一个很性情的人，失望和情绪低落时甚至还说过如果能让我再选择，我将不做一个作家，现在想来，完全是扯淡。作品见。”

其实，韩寒是自己在露“馅”了。他先说，如果今生有第二次选择，他将不会做文学。这次才改口说回来，或许是出于自己的感悟，或许有人指点迷津。一位真正有文学天才的人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呢？所谓天才文学家就是性命注定了要以文学为生的，他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会放弃文学创作，否则，他就不是文学天才。韩寒能说自己不是文学天才吗？如果你是今天出版《三重门》的话，还有谁说你是天才呢？比如，贝多芬在双耳失聪的情况下，仍然创作出了《第九交响乐章》；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在狱中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实践哲学》。韩寒在不在神坛？不是你今天个人说算的事，也不是你说的“方舟子才是在神坛是教主”算数。这都是要由社会舆论公众的评价来决定的事情。人们并不是因为某人在神坛，就一定要把他拉下来。在言论如此自由开放的和媒体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质疑任何一位公众人物，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问题是你能不能接受质疑，这就不是别人的问题了。

在中国，名人拥有写作团队成为时髦。对于那些知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教授之类的人物来说，什么枪手、写作班子的指责，则可以置若罔闻、不屑一顾。相反，在一些人看起来是地位的象征，是一种“荣耀”的事情。韩寒为什么对麦田质疑的反应如此强烈呢？因为韩寒既没有高学历文凭，也没有学位和职称。韩寒的资本只有文章。所以韩寒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文章发出“真”与“假”的质疑（水平高低的质疑，则可在所不论，人们已习惯了他是高水平的）。总之，韩寒的表现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现在，有必要谈一谈人们为什么对韩寒是否有“枪手”的事情，如此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在凤凰台主办的他与方舟子的对话中说，方舟子质疑韩寒的行为是“无聊”的举动。当然，人们对任何事有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但是，“方、韩之战”关系社会公正和诚信的公共道德底线，这可能涉及参与评论者的立场了。当然，你可以不参与进来。即便“方、韩之战”毫无结果，但公道自在人心。

笔者曾写过《思想的诈骗犯》的博文。须说明“诈骗犯”是一个借用刑法学的概念，并没有过所指对象是“犯罪”的意思。因此，请读者都不要误解。任何个人都没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在相应的立法机关。显而易见，借用这个概念是有贬毁、谴责之意。 “思想诈骗”概念，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过。但思想诈骗的事情，可能在全世界都存在。只不过是在中国尤其突出罢了。那么，什么是思想诈骗呢？简单地说，就是著书立说者或长期大量发表文章形成思想职业者（文学家就是思想职业者），这类人请“枪手”写出文字商品，以自己的名义出售谋取物质的或思想精神的利益。但思想诈骗不能完全归属于请“枪手”的人，它是包括“枪手”在内的混合物。参与思想诈骗者双方都有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向大众读者索取物质的或思想精神的利益。所以受害者是大众读者。因此，思想诈骗是一种侵害社会公德的行为。为维护社会公德的需要，提倡和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是必不可缺的社会道德机制之一。有的思想诈骗则需要社会公权力的介入。比如，《著作权法》规定的抄袭、剽窃行为等。

一个能够相互监督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在现实中，那些知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教授之类的人物，为了出书或完成项目组织写作班子的情况（集体署名除外），并不是合乎诚信的道德底线的，但是社会容忍了。原因就在于他们默认了，而且法律无明文规定。为什么抄袭、剽窃是违法的呢？因为《著作权法》规定了引用他人成果要注明出处，你不注明出处，就是不承认是他人的成果，就是思想诈骗。“默认”这一条很重要，它意味着“枪手”与请“枪手”者双方都同意了，它蕴含有对非道德行为承担道义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对于公开操作或承认枪手的人，大可不究。因为读者已经知道明了事宜，思想诈骗机理已经自行消除。比如，《论语》就不是孔子一人写的，《庄子》也不是庄子一人的作品，《吕氏春秋》也不是吕不韦一人完成的。这是铁证。正是它们已经被公知公认了的，所以就没有思想诈骗的危害性了。但是，对于那些不承认有枪手参与的人，则要进行澄清。一方面以正视听，另一方面还社会的零点诚信度。所谓零点诚信度，就是社会起码的基本的诚信价值量。如果社会没有了零点诚信度，社会道德危机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假如请了枪手而不敢承认，就说明了其中有更大的非道德的利益，这正是思想诈骗对社会的危害性。思想诈骗不同于财物诈骗于有形，思想诈骗成功于和危害他人于无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