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曰至29曰，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 将建国头七年，界定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关于建国头七年，30年前，我们听到的主流声音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三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攺造的一曲胜利凯歌”、“ 合作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胜利”、“ 八大” 的历史功绩不容置疑，1956年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都可归结为偏离了“ 八大” 的路线。当然，我们也听到相反的声音：原来说十五年，不到五年，一下子就把国家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个阶段抛弃了，持这个说法者，认为把资本主义攺造为社会主义，不但不是一个进步，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
若冷静地观察30年前的中国思想理论界，除去极少数外，还没有人敢于公开举旗反对社会主义。正方与反方的声音基本上左右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以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的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时空差”， 并在这个“时空差” 中推演当代中国的历史时空。对与错，只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自那以后至今30年后的今天，关于建国头七年，主流声音依然是主流声音，反对声音依然是反对声音。不过，无论是主流声音还是反对的声音都不再像30年前那样“单纯”了。中国大地上自由宪政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已崛起，“四个坚持”“ 五个绝不”们深信已经找到绝对正确的“中国特色”。 而且，他们都声称自已的理论已同国际接轨，己“现代化” 了。也就是说，人们不再从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 而从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中去看待建国头七年了。
记得，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编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书，全书收录胡乔木邓力群等23篇论文。这本书的开篇是胡乔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接着是邓力群的《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下面都是当时名人名家权威人士的文章。
这本书总的思想背景是，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四个坚持” 中每一项都包含着很大的争议。胡乔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点到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重点讲了建国头七年。当时，胡乔木当时有一个愿望是：“我们确实很需要写出一部很好的、很详细的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 《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笫8页）。
时光倒流，历史倒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革命、改革、变革、改良都会唤起人们很高的期望，但是后来者的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革命、改革、变革、改良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错误和不可推御的历史责任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历史有真实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之分。在我们写的历史中，不说远的，就说近现代以至于当代，几乎是一部“骂” 的历史。我们从骂祖宗十八代开始，从骂大清到骂民国，从骂“毛” 到骂“邓”。 在我们写的历史中，也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者，用骂这个挺那个。之所以如此，是人们远离于真实的历史用当代的新新“大同” 或新新“桃花源记” 重新解读以往新“大同” 或新“桃花源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重复忘记历史的错误。
前面讲到，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 与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是什么意思呢？
30年前，胡乔木等人认为，我们建国以后所遇到的情况，与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设想，基本上是相符的。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也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特别是革命以后多次说过的道理很接近（ 《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笫8页）。
而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报告起草人之一）代表了另一个说法。他认为，建国以后，我国的历史带有一种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渡性质。“带过渡性质的历史时期” 和“过渡时期” 是两回事。“过渡时期” 不是泛指带有过渡性质的历史时期，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它的涵义已经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有了明白的说明。他认为，我国并不存在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或者我们五十年代所说的那种“过渡时期”（《 东方之子-大家丛书-于光远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笫1版，笫232-233页）。
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 可以理解为正方与反方都在作马列本本的“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那么，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呢？
30年前，包括1980年代，除去如同帝王春秋史记的《“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尚没有一本由国内学者自己撰写的共和国史书，还找不到一部由国内学者写的完整的“共和国史”书。我笫一次读“共和国史”书是1989年，由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写的。1988年，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杜蒲等人，根据莫里斯-迈斯纳1986年纽约自由出版社《Mao，s China and Aff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的版本，全译出《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全书分上下册共42.2万字，1989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新的意蕴。因为，从最近30年西方传入中国的译介书本来看，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用“现代化” 的历史时空来套用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而莫里斯-迈斯纳的视角却是现代中国，不单纯是“现代化”， 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可以理解为正方与反方都在企求同西方学者对接对话的“现代化”的历史时空中，所作的“理论联系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无论怎么说, 从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 到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迁。1990年代，为迎接建国50周年，国内学者才正式开始撰写的“共和国史”。 如，1999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肖冬连谢春涛朱地乔继宁等著的90万字《求索中国——“文革” 前十年史》的大部头。2000年代，为迎接建国60周年，2009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陈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一书。中国当代史研究组编箸的《国史读本》，也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2011年2月出版。为迎接建党90周年，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当年，胡乔木那个愿望即“我们确实很需要写出一部很好的、很详细的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 也算是实现了。
然而, 虽然有过一个从马列本本上那个“时空差” 到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的变迁，但对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文革” 前十年史、“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认识，依然滞留于30年前的水准上。如，2011年1月1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就代表了近30年的一贯的说法。肖冬连2010年1月2日在“共识网” 发布的《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对改革前30年发展轨迹的重新梳理》一文，就为近30年的那个一贯的说法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按肖冬连的观点，仿佛历史的原点起于1956年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肖冬连认为1956年是笫一次危机，第二次是60年代初的大灾荒；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外来的传导性的危机，后两次是中国自己酿成的危机。这个结论隐含着中国自己酿成的两次危机，与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是无关的，1956年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是关键。
十多年前，我笫一次读到肖冬连谢春涛朱地乔继宁等著的90万字《求索中国——“文革” 前十年史》的大部头时，似乎觉得他们用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局限等来作历史大架构的。这本书第一版199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又重版了此书。读了肖冬连《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对改革前30年发展轨迹的重新梳理》一文后，觉得当代中国史学界，有一个不良的倾向，就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用苏联斯大林模式为自己开脱历史责任！正因为如此，至今不敢正视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而正是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为60年代初的大灾荒、文化大革命及后来的改革埋下了种子。人们无视这一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从这一点看，包含着近30年的正方反方的合理內核的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还没有写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还没有走出处于“悬浮” 于真实历史之外的困境！？
我在本文中，之所以用了两个令人费解的的“时空差”， 目的是提醒大家，无论是30年前那个马列本本上的“时空差” 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同国际接轨的“现代化” 的“时空差”， 都是“悬浮” 于真实历史之外的“时空差”。 由于存有对现实批判的禁忌，我们所处的历史空间，类似于具有数学抽象的几何学空间，而不是本意上的物理学空间。我们的理论家们并不研究真实的历史空间，而热衷于以“悬浮” 于真实历史之外的几何学空间为基础的“先验” 的“公理”。 一切马列本本上的理论，一切“现代化” 的理论都是“先验” 的。“先验” 能证明真理吗？在一个真实的历史空间，能以“公理”的形式规定“空间”是什么样的吗？近来，顶层设计是一个高频词汇。与顶层设计相应的，肯定是顶级理论。人们不敢正视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无异于不敢正视当代中国的顶级理论“始点性错误”。
从制度层面看，数千年来，中国虽然一直维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但它并不担负直接组织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职能。共和国，围绕着“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第一次担负起对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管理职能。20世纪50年代，如果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畅顺，何必放弃新民主主义呢？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已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时企图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就是说，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的等等问题造成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首先 从农村展开！而人们又一次又一次迷惘错失于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之中！
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要搞工业化建设、要保证国家安全这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比谁都清楚吃饭建设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的基础上。问题是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使农业剩余丰富起来，反而加剧了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农村再掀起以“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形式的反右浪潮与再改造的动机是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这个动机被表面的轰轰烈烈掩盖着。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他们手持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大跃进” 的豪言壮语下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古运动——尽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中国特色” 的理论原点，竟然是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的毛泽东那代人的“社会主义”—— 而马列本本上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详见文十）！后毛泽东时代以至于今曰仍然接受着这份历史遗产！正因为如此，中国依然前进在有“中国特色” 的道路上！当代中国的顶级理论“始点” 就在这里。 正是这个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使现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的两难困境之中。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的彻底的“革命” 以及后来的“不断革命 ” 以至于改革的內涵深蕴于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之中！？后人总是用“头脑发热” 及意识形态陷井来评价毛泽东那代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作所为。直到今天还少有人从潜存的沉重的历史负担及企图摆脫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动机来重新检讨。说到底，不敢正视1949年到1956年期间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了新传统的历史悲剧——不敢正视当代中国的顶级理论“始点性错误”。！？
历史有真实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之分。
一切写的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必须推倒重写！？
2012-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