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文笫一部分，根据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腾讯公益网）的言说以及民间世俗对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分类（“改革派”或者“邓派”、 “传统派”或者“毛派”、 “社会民主派”或者“欧派”、 “自由市场派”或者“美派” 就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四大派”。这“四大派”之外也有一小派，这就是“新左派”——如果说欧洲的“新左派”是站在“社会民主派”立场上更多倾向于中下层利益，那么中国的“新左派”则既不属于以上阵营，又经常站在“社会民主派”的对立面，甚至成为“传统派”的同盟军），对思想理论界作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将那个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单例出来，并将除此之外的所有思潮（或中国模式论，或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或具有复辟倾向，或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或回归正宗马克思主义等等）统统称为“泛中国特色”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觉得上述具有相当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各大流派, 都有一个难以跨越的屏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就是每个流派中都存有逻辑或行动的悖论。

我在本文笫一部分非常肤浅地言说了那个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各自存有的逻辑或行动的悖论，并断言他们都存有导向南辕北辙的危险。在我看来，这两个“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 的理论派别的言说，都可以说是立足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上思考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的。从学术探讨角度而言，迄今，“泛中国特色”派中任何一个流派都没有达到那个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的“思想高度”。

我在本文笫一部分将那个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派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新左派单例出来并分析他们各自存有的逻辑或行动的悖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理论中存有的合理内核，事实上，“泛中国特色”派中任何一个流派都存有的合理内核。因为各个流派背后都存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纽结——都想破解现实中堆积如山的各种矛盾。必须指出的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各个流派都存有导向南辕北辙的危险。其背后也都存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纽结——陷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中的困境。我记得，台湾已故圣严法师的－句话：

——你现在拥有的自我是假的，但是，将来找到的真正的自我也是假的。然而，你必须试着去找到它；如果不去找，你还是永远不知道它是假的。

这句话，正好印证着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现状。

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言说，色彩纷呈。背后支配着他们的潜层的世界图景无非是以下三大类：

——沿着现代主义的足迹，或言说，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不能跨越的历史的必然，在共产党领导下返回新民主主义再干100年资本主义，或干脆多党制干资本主义；或言说，老马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或者言说老毛的“两个必然”（ 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必然，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必然），寄希望于农民及农民工等社会底层复兴“社会主义”。

——操持后现代主义的手术刀，解构历史，使历史成为无历史；告别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一无是处；解构工业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形态和全球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条件下社会组织创新与“领导力”（Leadership）内涵的思想理论，拓展共生主义理念。

——宣示全球化的悖论，以东方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神话取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神话。

借用佛家文化的术语，每个流派各有各的“我执” ，从而得出各自的“自我” 解释。他们开出的药方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但总有人喜欢接受。

下面对上述三个潜层的世界图景作一简要的评述。

如果将时光逆转三十年，像“生态” 一词在人们心目中还相当陌生的，如今，还有谁会否定自然环境生态危机这一事实呢？当人们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同时，又有相当一批人关注着人类心灵生态环境危机。而一些自然及社会科学家却从人的生物属性角度，揭示了人的生物属性的未来生存危机的问题。如果承认以上危机，就必然会承认这么一个悲观的结论：继续保持工业化以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三重大惯性使然, 现代化的极限已行将不远! 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观涛等人的“走向未来丛书” 译出过一本书叫做《增长的极限》。而上海复旦王沪宁等人的那个“编委” 也译出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这两本书的译出，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已经关注工业化以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三重关系的社会历史走向。 当然，书中的论点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本土学者还是提不出来的.，至多只能贩卖"罗马倶乐部"的未来学的悲观与乐观论点。现在，中国大陆本土学者终于有人敢提了。那个王文元的《人类自我毁灭——现代化和传统的殊死较量》（华龄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一书就宣称，要不了二百年也就是在公元二十二世纪人类会将文明毁灭! 他将目光投向了100多年以来，在西方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科学主义哲学，对“科学至上” 的思潮进行了批判，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为基础，重建对科学的价值评定标准，得出一个科学带来的技术发展不应当成为人类未来追求的目标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否隐含着，近现代过程中的“五四” 那代人追求民主与科学是劳而无功的呢？！

中国思想界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变化，可能同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百科全书式的启蒙、90年代现代性、后现代性、民族、国家言说以及世纪末的全球化、文化认同、大中华、民族主义等等焦虑有关。更广阔的背景是，随着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攺革由浅入深地推进，中国社会固有的潜层的国家与社会及城市与乡村等矛盾得到空前绝后的爆露，并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如同“文革” 的破产带来一系列的破产，从而启蒙着全社会一样，改革过程诸多导向南辕北辙的危险，同样也启蒙着全社会。

那个赛珍珠女士（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在学习英语前一直说汉语。她生长在大清帝国的末期，儿时的玩伴是中国农民的孩子。在八岁之前的她从不怀疑自己是中国人。大清义和团运动中，她与家人奔于逃命。洪灾、饥饿、旱灾、兵灾、匪灾成为她在中国生活的背景。她十几岁时见证了中国的改良和革命，后来在战乱中经历九死一生。她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将中国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她在小说《大地》中再现了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大地》发表于1931年，这部世界范围內的畅销书为她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她很早就预言，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曾为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林1935年在美用英文写成）写了一个序言。她写道：

——中国近来有一种新的倾向，------就是青年学者对于本国的热心探讨。上一世代，他们的父老中之前进分子，对于本国底现状，已骚然怀觖望。他们受了环境的激动，憬然自觉；中国倘墨守历来底故辙，真不足以当危险而带挑战性的西方现代文明之敌手。------这一辈父老，当代中国青年的父辈，是真正的革命分子。他们推翻了专制統治权，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更易了教育制度，用不屈不挠的精神，计划并建立了现代共和政体。皇帝统治下底守旧政府从未有能如此迅速以完成这样伟大的变革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现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就生长于这个大变革的环境里头，那时，父兄们吸收了孔教的学说，习诵着孔教经书而却举叛旗以反抗之。于是新时代各种学说乘时而兴，纷纭杂糅，几乎扯碎了青年们底脆弱的心灵。------侧身于顽固而守旧的大众之间，青年知识分子却受了各种极端的教育。精神和物质上一样，中国乃被动地铸下了一个大漏洞，做一个譬喻来说，他们乃从旧式的公路阶段一跃而到了航空时代。这个漏洞未免太大了，心智之力不足以补苴之。他们的灵魂乃迷惘而错失于这种矛盾里面了。这个缺陷的第一个结果是产生一批青年------不知道怎样自存于自己的国家里头，或生存于他们的国家所滞留的一个时代中，他们大部分系留学外洋，以致忘却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底实际。------倘西洋能继续繁荣而保持和平，中国人的心理又将若何，殊不易言。不过西洋却未能如此顺利持续，也就够了！中国人好象狠着劲儿地欣赏世界大战之爆发，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科学家尝试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然而在我们眼前，分明各处都是饥荒，遍地都有土匪，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好了些，照这样说来，或许古代中国倒是不错的，不妨追溯前代，看看中国的古代哲理如何，至少它教导了人民以恬澹、知足、乐天的德性，它教导人民享乐少量的物质财富倘不得较大者，它调整了人生而奠定了相当的稳健与安全的基石。近来西方研究中国问题之兴趣，以及西方学者之羨慕中国型生活底稳健，欣赏中国艺术哲学底高明，益使中国青年坚其自信心。今日所显现的结局，则又为古代经典格言的反复重演，父老吃了酸果，致令儿孙为之齿软。------

如果按主张宪政自由主义的陈子明先生的前19（1888—1918梁启超时代）、后19（1919—1949蒋介石时代）、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邓小平时代的近现代史分期，赛珍珠女士（1892年6月26曰——1973年3月6曰）横跨了前三个时代。按赛珍珠女士本人的说法，“所谓现代文明，指政治的倒不如指经济的、教育的和军事做变动底重要”。 她所指的“伟大的变革” 即教育和现代共和政体，发生在前19三十年。可惜她没有亲历后79中国的“伟大的变革”。 她在1930年代为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作序的言说，仿佛在天之灵，为当代中国潜层的世界图景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绘。也就是说，当下，不管人们的口头上如何现代化、后现代化、全球化及大中华化等等，某些意识观念思维仍然停留在赛珍珠女士所指的时代的水平上——这是对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陷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中的困境的最有力的印证。那些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方早己有现成的单子开在那儿了呢！？只是不要把赛珍珠女士所称的“中国知识青年”理解成年轻人。

如果再将时光逆转三十年，那个奈斯比特与托夫勒可是个响嘡嘡的红人。那时我们是在那种还要粮票、布票那种情况下，三大件还没有武装齐备的时候，每天我们冒着寒风要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看了《大趋势》，还有《第三次浪潮》之后，心中会发问，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敲开电脑、处理公文事情呢？《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的中心论点有三十余个：

——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我们现在大量生产信息，正如过去我们大量生产汽车一样；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知识不适用于守恒定律。知识可以被创造出来，可以被毁掉，而最重要的是它有合作增强的作用，也就是说整体的值大于部分的和；信息不仅可以再生，而且可以自生；在农业社会，人们习惯向过去看，依赖过去的经验。在工业社会，人们更注重现在。在信息社会，我们必须关注将来；律师和海狸一样，他们进入了溪流，就堵住了河水；我们被信息淹没，但是却渴求知识。信息处理行业提供一种中介，而不是信息本身；将来，读者不会接受编辑让他们看的东西，而是告诉编辑，他们想看什么；新的信息技术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上的问题，然后再发展出新的使用方法；在信息社会，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在电脑时代，我们所处理的是与电子有关的概念空间，而不是与汽车有关的物质空间；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的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这意味者软色调、浅颜色变得非常流行，民间艺术恰巧与电脑社会相平衡，难怪手工做的被单那么受欢迎；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连不安全感都维持不了多久；在高技术的信息社会，我们使用的是脑力，而不是像工业时代的工人那样使用体力，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的活动中，需要更多地利用手和身体以平衡工作中对脑力的不断使用；要想真正取得成功，你必须懂三种语言：流利的英语，一门外国语和电脑语言；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公司，它们像恐龙那样等待气候发生变化。气候不会再变回从前那样了。我们脚下的大地在移动。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其他一切都无助于事；终身教育的概念已经取代了对待短期教育的看法。许多大公司正在考虑向雇员提供终身职业。如果一个人的知识面太过专业化，一段时间后，他可能发现自己的专业已经陈旧了。如果一个人的知识面很广，在终身教育的配合下，他的专业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能够做长期预测的技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领袖是追随者创造出来的；过去的方式是，先找到群众队伍，然后站到前面进行领导。而今天，群众队伍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当然，类型增多了。今天，全国性的政党只是徒有其名，在国会山上有535个政党。新型的领导者是一名推动者，而不是一名发号施令者；等级制度目前仍然存在，但是人们对它的信心已经消失了。等级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这迫使人们互相进行交谈，而这就是网络组织的发端；网络组织是社会行动的有力工具，有心改变世界的人开始在本地做起，志同道合的人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等级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一个网络组织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除非我们建立一种信念，认为正在做那个工作的人就是那方面的专家，否则我们将永远束缚这个人；在未来的企业中，每个单位越来越小，创业型单位和参与型单位越来越多；等级制度迫使人往上爬，而网络组织则将权力赋予他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正由家庭变为个人；美国的大部分创新出现在5个州里，它们依次为：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

《第三次浪潮》对人类历史作了大跨度的划分：在农业和工业之后，第三阶段将是信息化社会，并准确预见到跨国企业、SOHO一族、核心家庭的瓦解等等现代生活的内容。在当时托夫勒的观点对中国人无异于“天方夜谭”，充满了最新鲜的关于未来的信息。书中的观点与《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互为表里。

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几乎完全处于白痴傻瓜的状态，对世界一无所知。无论是现代思想还是最基础的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极端缺乏。《大趋势》与《第三次浪潮》刷新了我们的思维和视野。当然也刷新了中央高层的思维和视野。当时的中央首长们言必改革与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如童大林在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上时，讲得最多的是新技术革命问题，而后在国家体攺委副主任任上时，就用人脑加电脑的革命来言说新产业革命。当然，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也通过尼采《悲剧的诞生》（1986年出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出版）等书，刷新了思维和视野。

如今，那些为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百科全书式的启蒙作出贡献的人，有的已作古，有的仍活跃在思想理论界及政坛上，有的已移居海外。我在这里回往20世纪80年代并不想涉及“千秋功罪” 的史评，只想指出的是：

——20世纪80年代，笼罩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上空的依然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但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式的启蒙下，中国思想理论界中隐含着一股涌动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潜流，且这股潜流越过“8963+1” 的险滩，并在20世纪90年代喷薄而出，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增添了色彩。

在中国，只要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就晓得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事实上，人们所持的世界图景就是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演生。

现代主义无论唯心也无论唯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即在界定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关系时，有一个思维程序，就是一方先于一方，一方优于一方，一方克服一方，一方高于一方，一方决定一方，或者说一方比另一方更为“基础”， 更为“本质”， 更为简单，更为“根本”， 更为“中心”。 这个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既强调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等基本对立面的统一、同一和整体性，又强调向基础、本质、简单、根本和中心等本原性回归。当然，这个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是“潮中有流，流中有派” 的。如，或主张世界的本原是存在或物质，或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意识或精神。又如，或主张世界有固定的规律，真理具有确定性，形而上的，或主张世界是辩证运动的。既然如此，沿着现代主义的足迹，可以得出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不能跨越的历史的必然，也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不能偏离的历史的必然，也就是同一个中国的社会历走向可以得出如同“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 的结论。这还了得，最后不得不用阶级利益争夺阶级立场坚定等来强制代表与统一。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

20世纪90年代风头最健、持续时间最久的思想文化现象可能要推“后现代文化思潮” 了。这股思潮的浪峰是退却了，但思维方式却留下来了。据考证，后现代一词1980年第1期的《建筑学报》就出现了。这之后，1981-1983年期间，建筑界几家杂志陆续登载了介绍了西方后现代建筑和思潮的文章。大约在同期，在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后现代主义也被淡及。不过这些早期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介绍者，并不真正了解后现代与现代主义的区分，往往把后现代视为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关注的是西方新思想同中国当代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后现代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1985年以后的思想理论界已具有后现代性的言说，只是人们一股脑地把他们纳入当时的“文化热”中。后现代思潮，在西方是对启蒙主义传统的解构和反动。可是，在中国，却是以“8963+ 1”政治风波作为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断裂的基本前提，来宣布启蒙主义的死亡后现代主义的延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中，隐含着一股涌动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潜流，但并没有对启蒙传统做任何有力的分析与解构。后现代主义的延生后，其中心策略是所谓的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与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这对于推动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百科全书式的启蒙的人来说，尤如播下龙种收回跳蚤。

从更广阔的范围考察，随着以牛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向以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转变，经典的决定论和规律确定性的世界同一性的图景，受到“相对论”、“ 测不准关系”、“ 理性有限理论”、“ 不完备原理” 等冲击。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后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后现代社会” 的概念广为流传，一个以摧毀、否定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为已任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针对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笫一性、本原、基础、本质、根本、中心及统一性的世界图景，给出了一个破碎的、非确定的、不完备的、多元性的世界图景。应当看到植根于信息化时代与现代科学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含有合理的内核。但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对现代主义思维方式，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结果导致对自己的否定。不要说，解构历史，使历史成为无历史，告别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一无是处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否定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后果是什么，在今已昭然若揭了。

如果理解了中国思想理论界存有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与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世界图景，也就较易理解中国思想理论界存有的那个宣示全球化的悖论，以东方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神话取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神话的“新世界图景” 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那个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反骚乱专家，后任哈佛战略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的一些论断展开了吵吵闹闹的讨论。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中心思路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主导世界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格局也随之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无冲突的状态，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并将文明的冲突定位于儒教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携手反对西方。1995年，上海出版社出了王辑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一书。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中国思想理论界有关亨廷顿的讨论情况。我特别注意到这么一个观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霸权主义思维的产物，不过已经过时了。过去，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现在它已经腐朽没落、曰薄西山，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正在崛起。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世纪，以后把人类从各种危机和苦难中拯救出来的，非中华文眀莫属。

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卢旺达的部族冲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对伊拉克的最后决战等联系起来，我想，那个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反骚乱专家，后任哈佛战略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本意是对美国政府送一记“闷锤”， 没想到又会给东方中国送来了大国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

记得，何新先生曾预言，苏联攺革将失败，苏联将解体。后来，国內一些媒体不止一次地重复称何新先生的先见之明。其实，苏联的失败破产最先的预言者是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先生。1988年，尼克松写了《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1988年冬天，那个后来被“取缔” 关门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曾经概要了《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并将全书目录一并刊出。这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和平演变” 证据才在国内公开刊出。老亨与老尼自然是同一路人。

说得再远些，笫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月，即1918年6月，德国出版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自那以后，时光倒流，历史倒读，苏联解体。那个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是1992年在国际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的理论著述。历史终结的话题对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感到欢欣豉舞。一年之后，即1993年老亨在一个纲领性的标题——《文明的终结？》中作了与福山截然相反诊断。并再接再励，于1995年夏天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老亨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向世人宣示，在“西方与非西方” 二元对立逻辑之间，存有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市场经济等价值的鸿沟，而是宣示：

——如果不能够在冷战结束后为西方意识形态寻找到新的二元对立逻辑的冲突结构框架，它就无地容身，也就谈不上通对它的坚持来转移美国国內的后现代多元文化冲突；老尼的那个自由主义旗帜就不能高高飘扬全球！

与老亨指向美国国內的后现代多元文化冲突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存有对现实批判的禁忌，避开中国社会固有的潜层的国家与社会及城市与乡村等矛盾得到空前绝后的爆露问题，编制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逻辑的冲突结构框架，做起了东方中国一统全球的乌托邦之梦？！这不是新时代的天朝帝国大梦吗？！

按照联合国那个人口2000万即是大国的标准，中国简直是超级巨型国家。如果让时光逆转到1820年，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超级巨型国家。人口与GDP都是全球的龙头老大。有谁会想到近现代中国会陷于自战国以来最为苦难与混乱的百年？！如今，人口与GDP重新登上全球的龙头老大的位置，已行将不远。可是，有谁敢断言当代中国不复存在“亡党亡国”（ “文革” 有一个“亡党亡国” 的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另一个“亡党亡国” 的言说）的危险？！有谁敢断言中华民族不复存在灭顶之灾的危险？！

行文至此，似乎已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当下中国社会思潮作了一个清算。下面回到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提出的那四个问题上来。四个问题即：

——当代中国，真的需要再返到新民主主义吗？

——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在当代中囯真的不容跨越吗？

——当代中国，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有利于发展呢？

——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呢？

这四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可参阅文十八上篇中篇）。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时，我承诺要给出我的思考结论，现回答如下：

——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源张木生已经做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考据（可参阅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四月，北京，第一版）。在我的视野中，新民主主义是近现代中国史上笫三条发展战略道路。因为在此之前，近现代中国实际走过的只有大清帝国末期的“中体西用”及民国时代的“三民主义” 的道路。除此之外的各种各样的道路，只能是言说形态的各种设想。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在有着深层文化背景的历史舞台驾驭了传统，最终取得了政权，并向着工业社会艰难地迈出了笫一步。比起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毛泽东是最缺乏士大夫书生意气的一位。他踏踏实实地践行在社会主义理想及反帝反封建的大业中融合进农民的理想，夺取国家政权。这是一条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比起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城市中心论”—— 企图实现一举攻克“巴土底狱”（ 法国大革命）或克里姆林宫（十月革命）式的激进的革命来，毛泽东算是老“右”。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100年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同样也是一条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无疑是毛泽东刘少奇那代人的一员，如果不将毛与邓看成矛与盾，那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虽然有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及后来的“文革” 曲折，历史的战车依然前进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上。尽管后79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言说，但并不能改变沿着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一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

关于新民主主义我不同意朱厚泽（贵州省织金县人。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2010年5月9日凌晨0:16，因病在北京逝世）那个说法。他认为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不同意朱厚泽的结论，并不表示不尊重他。1998年原浙江省政府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山东惠民人，15岁参军，17岁入党，1949年随军南下，22岁任温州永嘉县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26岁任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首先在永嘉县三溪区燎原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并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人。1956年，在"反右运动"中戴帽的同时，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由行政15级降为19级，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1979年5月，李云河"右派"问题得到改正。1998年7月7曰离世，亨年68岁）逝世后，他生前的领导以及好友们在他逝世一周年时，出了《李云河文集》一书。他的爱人包玉风师母也将此文集寄给我。我在《李云河文集》中既读到杜润生亲写的序言，又欣赏了朱厚泽以乌蒙山村夫名字的提词：“中国农民独立推进东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悲壮进行曲！”我是农民，杜老朱老都够我尊敬一辈子哩！今日的思考都来自他们曾经的思考。

我在文（十八上篇）中明确提出不同意张木生的返回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100年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我已通读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张木生在书中称杜老为智慧老人。早年那个曾经受过杜润生及邓力群资助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的人和事我都知道一些。我曾经追寻当年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的人的思路好些年哩。我为自已的结论感到吃惊——新民主主义，作为近现代中国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笫三条发展战略道路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回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在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的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行新民主主义，有可能导向“亡党亡国” 与中华民族灭顶之灾的危险？！

——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在当代中囯真的不容跨越吗？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么一个恒等式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已不怎么关心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囯不容跨越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拆除北京“西单墙”以来，从“清除精神污染” 开始，不知搞了多少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搞来搞去，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却来自共产党内部与一大批所谓的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资产阶级自由化”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在中国特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说）。眼下，最关心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囯不容跨越的问题恰恰是来自共产党内部与一大批所谓的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中国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变迁，我想许多当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移居海外的人土都没有想到的事。张木生的返回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100年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抛出后，一位自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立即作了回应，他说道：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社会民主主义即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当大踏步地作战略撤退，退回到资本主义。我想既然说到社会民主主义，要明白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对共产党是否握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领导权”这一点上是有明确的答案的。正是这一点同新民主主义有区别的。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有一个别称叫做“欧洲马克思主义派”，也就是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接受列宁主义也不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我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在当代中囯可不可以跨越的问题，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回答的，还是那个十三大报告。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专门说了一段话：“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据……”这里，十三大报告不仅明确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跳过的；而且指出，相反的主张是“机械论”，是“右倾”错误。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我时常想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接受列宁主义也不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否把普列汉诺夫当成祖师爷呢？！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只能来自对苏联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现实的判断，如今苏东8国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已灰飞烟灭，那个苏联也早已瓦解了，而中国毛式社会主义已不见踪迹了。这些都正好“验证” 了普列汉诺夫生前政治遗嘱中的预言。我不明白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既然敢于不接受列宁主义也不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什么将普列汉诺夫视若神明？！为什么不敢于对马克思那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逻辑的世界图景的历史大架构进行批判呢？！这样说，并不是说马克思过时了或错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瞧瞧这个小小地球中的东西南北，马克思提出问题并没有错也并沒有过时，但马克思及后来者们并没有找到答案。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历史的实际进程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突破与超越马克思那个以西方心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逻辑的世界图景的历史大架构中走来。十月革命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很快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赶上并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表明列宁突破了马克思那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逻辑的世界图景的历史大架构的“决定”、“必然性”和“不能跳过”取得了成功。至于这次变革，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去评估，究竟对俄国是有利还是不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讨论。这里讨论的是在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以后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取向的经济建设，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建设究竟是证实了还是否证了马克思那个以西方心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逻辑的世界图景的历史大架构，毫无疑问是否证了。继十月革命之后发生革命的国家，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除个别例外，简直是一个比一个落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马克思本人首先寄于希望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当代无人可比的美国这样超一流的发达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到处都是“特殊性”，即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期发生革命，那么，所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即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历史变革的总的顺序又在哪儿呢？

面对社会主义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走过的胜利和失败的曲折历程，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这些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理论家竟然不作任何实质性的反思，仍然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毫无保留地托付给马克思那个以西方心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逻辑的世界图景的历史大架构，这是令人吃惊的。

——当代中国，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有利于发展呢？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作一并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共同关注与言说的问题。

对于当代中国，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有利于发展的问题较易回答。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序言中，说到中国历史有两大特色，其一，是国家大一统；其二，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大一统的国家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意思是说，大一统的国家有时貌似强大实则弱小，不要忘记，一个处于山海关之外的小小满族，能够入主中原，一统中国260余年，至少可以证明小小满族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民族——当然，是传统中国数千年强大而又弱小的国家造成了这个伟大的民族！也不要忘记，1820年，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超级巨型国家，人口与GDP都是全球的龙头老大，距1820年不过20年时间，西方不过几条小船就轰开了国门。正因为大一统的国家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中国历史上有过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四个最为苦难与混乱的分裂时期。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那就是国家应该统一而强大，国家的分裂而弱小只能将中华民族导向灭顶之灾。这样说来，西藏能独立吗？！台湾能独立吗？！

最难回答的是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问题。那个当年同朱嘉明黄江南等一起闻名的翁永曦这小子，如今巳是花甲老人了。我在网上搜索到他在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讨论会上说的一翻非常“现实” 的话：今天在中国，咱们能举出一万条不合理，一万条，甚至更多的腐败、贪污、共产党毛病，但是今天谁能取代对中国保持基本稳定下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取代，这就是现实。翁永曦说的，其实大多数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中国产党也就是从那么几个人走向拥有今天8000万党员的世界笫一大执政党的。共产党拥有军队是不错的，千万不要忘记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核武器航天工程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将象征最高权力的核武器钥匙交给叶利钦新总统。

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这个历史使命，已由从陈独秀以来的所有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大众完成。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但却有一个寻找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问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中国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行将不远应该让位于多党制，将取决于她在寻找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这一历史性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行文此至，我已回答了本十八文中的一些问题，现在把自己的中心论点或言说的思路作一简单的小结。

我的经历可参阅文（一）。

人类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这么一个观念是童大林、吴明瑜等原国家科委领导移入我的脑袋中的。早年在老家市科委工作时特喜欢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编写的资料。

1988年，夏天，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解救哲学贫困需要热情》一文。正是这篇文章，使我结了原浙江省政府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记得，也是夏天，在李云河家里，他将1956年以来自已写成的二十几篇油印文稿赠送给我。

1988年,冬天，我在北京《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 〈〈通过沼泽地带：挥起亚历大王之剑〉〉一文。文章刚好以“五十步” 与“百步” 起头段，以走出“姓资”“姓社”理论体系为全文最末一句话。这篇文章发表后，收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数百封读者来信，使我神气激扬！

自1989年春夏之交之后一直到今天，除了为家乡市政府写过几篇稿子，再也没有对外公开发表过文章了。1990年代，是我人生最苦闷的日子，但幸运的是同浙江省原农业厅厅长兼黄岩县委书记，后任中国水稻研究所党委书记孙万鹏结缘。我在文（九）中说，将近20年我时时责骂自己：何新金观涛等人为我打造了半个脑袋，我却用另一半属于我自已的脑袋去批判们！其实，这另一半属于我自已的脑袋是用孙万鹏的数百万字的灰学著作武装起来的。

如同我深深爱着故乡的启蒙老师张荣宗朱子善一样，我深深爱着孙万鹏李云河两位为我插上思想翅膀的浙江农业界的领导！可惜，我亲爱的朱老师与李老师再也看不到我的文字了！

我是农民，自然首先要认识自己，批判自已，攺造自己！

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

我是农民，也许有资格责问当下中国思想理论界，你真的认识农民吗？！

现代中国发生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遭遇滑铁卢。其后，踏上“农村包围城市” 的武装革命道路;

——1956年，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毛泽东由农村合作化再到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次“成功” 的“农村包围城市”;

——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起由农村“包产到户” 再进城市。事实上，又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历史一幕。

这里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走向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为什么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

毛泽东那代人始终坚信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而毛泽东那代人，成功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了这一完整的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

“农村包围城市” 作为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的笫一节，是否潜存着这一完整的链条的信息呢？

矛盾的是中国农民为毛泽东时代贡献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却被隔绝工业化之外，中国农民首先踏上攺革之路，但终被改革边缘化。

理论，我们有世界级的《农业与工业化》重农理论。“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 那个张培刚就是世界级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六十年前的哈佛大学博士张培刚，博士论文就是《农业与工业化》。１９４９年，张培刚放弃了国外提供的优厚待遇，留在中国，期待着他的农业工业化梦想能获得实践。。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多次强调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就是张培刚先生。哈佛大学一些教授认为，刘易斯、舒尔茨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张培刚要晚好些年。张培刚对静态假设条件下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比库兹涅茨的论述也要早十多年。

那么实践呢？不说大家也明白。

时光倒流，历史倒读。当代中国巳不复存在张培刚那个农业工业化或工业化农业发展时空。

按照孙万鹏的农业发展新思路，既要解决工业革命遗留的问题，又要解决绿色革命遗留的问题。

工业革命后，走的是一条消灭农民牺牲农业利益的道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第三世界国家，曾掀起一场被称为“绿色革命” 的农业革命。大面积推广的高产品种比传统更依赖化肥，不仅导致农民去追求单一种植，而且还引起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

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不是一个年年叫喊需要关注的社会底层问题。那个李昌平式的呼吁是没有用的。各级领导大喊关注农民工——城市边缘人同样是没有用的。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隐含着农民是中国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的基础主体。这个基础主体不确立，在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市场经济等等都会导向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在人类处于深刻的危机中的时代，出路只有：

——批判自己改造自己！

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重新架构“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

201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