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正是这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规定着人们走的多远跳得多高！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 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左与右之间从意识形态到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争，不管以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名义，都围绕着近代以来的“宏观走向” 与“两个企图” 一次又一次地展开着。

有人从词源上考察了左右，认为左派右派是舶来词，所谓右派用的是right其原意倒是正确，那么指称左派的left原意当然就是错误的了。不过单独提出来其实他们都自称是左派，对方是右派（从词源上说应当自称right，对方是left才合原意）。这样看来，左派右派原本也就是一个标签。有人从某一派理论上来看左右，如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左右派，也有人从世俗的观点上来看左右，如当下民众及网上流行的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另一派是右派，以《炎黄春秋》为代表。

我在文（十七）中，结尾是这样写的：

——如今，GDP正高速增长着，按现有速度，要不了几年会重新坐上老大位置。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但却有一个寻找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问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不以GDP论成败，应该重新审视那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历史课题，在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进化与社会内生组织的成长发育的过程中重新培育发展意识的新种子。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将左与右界定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我倾向于这么一个说法，左右其实是庄子说的万物一齐的，左右关系其实是攻击对手的一种策略而已。

回往20世纪50年代，中央高层第一个支持并倡导“包产到户”的是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50年代合作化运动时毛泽东把邓子恢批成“小脚女人”。 按当时的说法，邓子恢副总理是犯了右倾错误的。事实上，建国之初中央高层曾经有过关于合作化的争论，无论左方与右方都赞成合作化制度，焦点在于一个什么时候搞的问题。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是巩固不了的。如，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一个在互助组织中釆取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专题报告。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报告。但是，中央高层在这一点上又是高度一致的，即由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社再到土地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的高级社，被认定是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左方与右方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回往20世纪50年代，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这个“缩天地于玉壶，收山河于针尾” 的《纲要》，在今天看来，仍有合理的內核。不幸的是，这个《纲要》曾经左右着社会历史宏观走向。毛泽东在1955年11月的“十七条” 中有一个合作化进程的时间表：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75%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80-85%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1960年基本上完成，也期望缩短一年，争取于1959年基本完成。廖鲁言在1956年1月25日 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纲要》的说明报告。26日《人民日报》刊印了《纲要》及廖鲁言的报告。报告指出，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957年或者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比 毛泽东在1955年11月的“十七条” 中有一个合作化进程的时间表又缩短了二到三年时间。这个合作化进程的时间表，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反冒进。从1956年到1958年经历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这么一段插曲。这里的“反冒进”， 说的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副总理犯了右倾错误。有记载周恩来差一点丢掉“宰相” 之位。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就是那个时期的主流声音。按此评判标准，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国务院）从总理到副总理多数人犯了右倾错误。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也犯过右倾错误。

回往20世纪50年代，高岗、饶漱石的名字是跳不过去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点到高岗、饶漱石的名字时说，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众所周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调子是邓小平陈云等定下的。他们两人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的关键性人物。1980年，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正因为如此，在今天，高岗、饶漱石依然是“野心家”“反革命”的代名词。多年来，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后人，不应忘记，高岗、饶漱石的名字，他们两人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是非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品德问题，而是中国应该终结一个什么样的体制问题。高岗，1949年开国时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又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3年的高岗确实走到与刘少奇周恩来平起平座的地步。从现在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高岗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背地里都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没有反对当时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的。恰恰相反，高岗在关于农村合作社的及工业发展建设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有分歧。按照那个时期的评判标准，被毛泽东作为阴谋家、野心家抛弃之前的高岗，无疑是一个坚定的左派革命家。

上面点到的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人和事，我已经在文（三）、文（四）、文（六）及文（十三）中作了交代。作这个交代的理论动机，并不是想重新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是非问题及政治品德问题，而是试图为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左与右之间从意识形态到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争寻找一个共同底线，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当代中国的宏观的社会历史走向。

今年4月，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即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问世即聚集了各方关注。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式民主的右翼知识分子说他左；要求回归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左翼批他右，张木生本人的概括是：“多数人说我是中左”。 自那以后至今，思想界曾多次围绕这本书展开讨论。

可以说，正是4月的这则新闻促成了我开通新浪博客。我赞成“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的说法。觉得张木生的大新民主主义放到老祖宗那个特定的时空中，确实有合理的内核。然而，回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用张木生的大新民主主义或《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升级为2.0版的在新民主主义前再加一个“新”字新新民主主义，能行吗？我确实是有疑问的。

我的新浪博客是5月3日开通的。我关注着网上色彩纷呈的流派，关注着中国未来走向的各种不同观点。我发现博客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纽结——都想破解现实中堆积如山的各种矛盾。我不怀疑博客们的真诚之心，我所关注的是博客们在争取未来中国走向的话语权时，为什么会得出“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 的理论解释？今非昔比。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说的就是拨“文革” 之乱，返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之正。如今却成了返“文革” 之正，拨改革之乱了。如，“乌有之乡” 向世人宣示的就是这套东西。

客观地说，当代中国，从1949年起，激流奔涌六十余年，前三十年由毛泽东的路线左右着，后三十余年由邓小平的路线左右着。前后三十年确确实实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评判标准，邓小平时代的非毛泽东化的改革确实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如今，毛泽东曾提出的“两条道路” 的斗争问题，又被召唤到“战场”上来了。但若冷静地思考，毛与邓追寻的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也是在中国在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的共同之梦与时代的宏观历史走向。这就是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走向的共同底线。

多年来我思考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被遭到抛弃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真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吗？

前段时曰，在网上看到一个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榜，几位因8963+1跑到海外身不在大陆的人都榜上有名。在百度搜索某报吿文学作家时，看到这么一则消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2009年国庆60周年节期间釆访过他。这位报吿文学作家说：

——当年曾经提出了蔚蓝色文明，就是要对外开放，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这种看法曾经被批评为〈全盘西化〉，可是连我们也想象不到，在八十年代以后到九十年代，也就是说在8963+1以后，中国真的走上了一条，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道路。当然它这种〈全盘西化〉并不接受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但它在其他方面全部地向西方学习。这里头主要的是和西方做生意。而且在中国进行了一种没有人权、没有劳动保障、低工资的，这样一种廉价劳动力的生产。然后向西方提供低廉低价的产品，使中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年里飞速的起飞。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国家。这个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提出蔚蓝色文明时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这位报吿文学作家还说：

——毛泽东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邓小平搞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大跃进。两个大跃进，一个在毛泽东时期，一个在邓小平时期。

我同意这位报吿文学作家的两个大跃进的说法，但不同意毛泽东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邓小平搞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大跃进这个说法。

关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那次大跃进，我已经在文（七）及文（八）中作了交代。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我是这么想的：

——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要搞工业化建设、要保证国家安全这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比谁都清楚吃饭建设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的基础上。问题是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使农业剩余丰富起来，反而加剧了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农村再掀起以“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形式的反右浪潮与再改造的动机是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这个动机被表面的轰轰烈烈掩盖着。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他们手持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大跃进” 的豪言壮语下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古运动——尽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

原先只知道“乌有之乡” 那些人老是说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要重新靠毛泽东思想，要中国重新回到极左的、文革的那种环境里面去。想不到的是，因8963+1流亡海外的一些人土也会说，邓小平搞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大跃进 ？！

前面已经说到，毛与邓追寻的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历史底线。毛与邓无疑是同代人，他们坚信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并且成功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了这一完整的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上，毛与邓并不是矛与盾。 1942年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大跃进” 之前，毛泽东确实说过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大跃进” 降温之后，毛泽东又说，没有一百年是赶不上发达国家的。这两个一百年中隐含着这么一个逻辑：

——在毛泽东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架构中，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他心目中的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目的的手段！

历史的实际进程是，毛泽东那代人通过从1956年到1958年实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级跳远，这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三级跳远：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曾经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一百年缩短为二三十年再缩短为五六年。这段历史可以称作“阶段浓缩的超级起飞”！

邓小平生前讲得最多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管基本路线一百年，反对自由化等等。他的施政纲领是把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参与领导的“阶段浓缩的超级起飞” 重新拉回到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的原点重新拉长时空，设定了一个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釆取了非毛化的手段。邓小平时代的大跃进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大跃进。因为，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至少在胡赵邓时期人们是这样理解的。邓小平时代的大跃进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绝非因8963+1流亡海外的一些人土说的资本主义的大跃进 ？！也绝非像“乌有之乡” 向世人宣示的那样，邓小平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就应该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重新架构“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而不是在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的近现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中架构大新民主主义或升级为2.0版的在新民主主义前再加一个“新”字新新民主主义（本文上篇完）。

2011-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