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基本上“交代” 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本人认为需要重新认识的若干历史问题：
——土地改革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园了农民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真实追梦。但是，历朝历代王朝建立之初，土地都是比较平均的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因此“耕者有其田” 相对于历朝历代王朝建立之初而言，并没有什么改革或革命的意义。数千年来，中国虽然一直维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但它并不担负直接组织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职能。20世纪50年代，围绕着“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第一次担负起对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管理职能。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及粮食统购统销，至少自战国以来，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旳，相对于历朝历代王朝建立之初而言，是具有“改革或革命”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将亿万农民拴绑到宏观的国家政治活动战车上，使农村经济活动同宏观的国家政治活动紧密相联，使农村经济活动必然受到政治风波的左右，既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又成为国家担负对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管理职能的载体。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改革前以公有制为载体还是改革以来以公私混合制为载体的国家与社会仍然被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历史大惯性左右。
——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消亡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那个对抗对立依附国家的“民间” 或“社会”， 使 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吻合在一起。 又通过 一 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消亡了个人立足的空间，个人既非自己的主人又非社会的主人——个人被动地置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国家化的社会之中。在个人立足的空间被消亡之后，如同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抽真空，在社会真空的条件下，使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建立起一个社会国家主义。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后，曾经在“大跃进” 的豪言壮语下，手持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国家主义运动！毛泽东那代人的社会国家主义抽掉了个人与社会矛盾以及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是现实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逻辑后，树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将个人牢牢地束縛于单位(农村是生产队组)。个人成为单位人之后，使人成为对政治统治和单位的双重依赖，其自由度反而比传统中国更为弱小。这个社会国家主义就是毛泽东时代铸下的社会历史走向的一个大漏洞，并使后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仍然迷惘错失于这个漏洞之中！
——在20世纪50年代，继高岗、饶漱石笫一个“反党联盟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 之后 ，一直到1976年，不断地有人紧跟高岗、饶漱石的步伐。1959年庐山会议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62年“习仲勋反党集团”、1965年底“彭、罗、陆、杨” 集团、1966年“三家村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 中“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政阎王殿” 等；当年同高饶反党联盟作坚决斗争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陈毅等人，除周一人外，几乎统统被打倒；1970年后又出现了“陈伯达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露出水面、1976年4月5日出现“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事件、同年10月6日，又出现“江青反革命集团”。共产党内高层领导，除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到“反革命集团”中走了一遭。从高岗、饶漱石笫一个“反党联盟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 开始，中央高层发生的一连串使人眼花瞭乱的这些人事变动，都可以在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找到影子。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之后，又重新复活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组织程序。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就是通过这篇社论亲手点燃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火的。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一案。对俞平伯胡风批判的同时，身不在大陆的胡适也被揪出示众。当时，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名义下，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个批判，是对“五四”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判。很快，这场批判被扩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对胡适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今天看来，目的是通过对俞平伯胡风胡适等的批判，在意识形态实现“大一统”。 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出发点，但却走向以处理敌我矛盾为目的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真真实实地再现了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的一幕。对知识分子“焚书坑儒” 式思想改造连因对农民通过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整体化改造一起，结果形成了新的“大一统”。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展开一场同知识、科学技术脱轨的“大跃进运动”。 这时，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时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特别重视知识和人才，狠抓科技和教育。而我国却在思想大革命思想大解放，将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将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排斥知识和高级知识分子。
下面说说我关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理由及动机。
中国在近现代化过程经历了三届国家中央政府：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清王朝就是由关东的地方权力入主中原上升为中央权力的。清王朝兴于地方权力亡于地方权力。孙中山自光绪二十一年起事于广州起，历次运动都遭受镇压。辛亥八月，以川咢湘粤四省保路为导火线，在武昌的革命之举，孙中山并没有参与“领导”。而长沙、九江、西安、太原、云南、南昌、上海、苏州、杭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山东、四川、甘肃等十七个地方权力独立联合轰倒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可能中国是自秦以来的第一次！晚清也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指向，即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但清王朝终究被轰倒了。究其原因是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中国的国家既无力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无力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晚清的目的指向，即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也是民国的目的指向。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直到北伐南蒋北张携手联合国民党才拥有一个恐怕尚无晩清完整的统一的国家。而曰本的野蛮入侵又撕裂了这个国家。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的历史舞台上，国民竟然生存挣扎在无国家的社会中长达三十年之久! 无国家不等于无政府，国民处在军阀的独立王国及附属政府的重重压迫之下。以至于国民对无政府的社会向而往之。民国在结束了自秦废封建为郡县直到清朝这一专制一尊的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国家之后，却使国家成为立于军阀统治基础的专制一尊的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国家。军阀统治军阀割据军阀混战，使二千年前曾经的战国时代又在现代复活。其失败如同清王朝一样，国家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既无力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无力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晚清没有走出这个传统，民国也没有走出这个传统。毛泽东那代人却在有着深层文化背景的历史舞台上驾驭了这个传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目的指向还是自晚清到民国那个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1949年以后某些时期或阶段事实上走的是强化传统之路，只是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之所以关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若干历史问题，是因为总觉得在近现代历史提供的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剧还没演完。传统不是一无是处的，但确实有缺陷的。比如，近现代中国发展意识这颗种子，并不是传统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进化与社会内生组织的成长发育的结果。回往《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西方坚船利炮首先轰开的是国门，直到“洋务运动” 的扩充军备以强国体的破产，西方坚船利炮才轰开国人的脑门：近代中国才意识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在“中西方大比较” 中渐渐植入发展意识的种子。人们的情感与理性都将《南京条約》之后陷于自战国以来中华民族最为混乱与苦难的“全方位开放” 的百年归于“三座大山” 压迫，其实，这是历史悲惨的结局而非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又“全方位开放” 走市场经济之路，并不是什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的结果，仍然是在“中西方大比较” 中渐渐植入发展意识的种子的结果。
这里，引用傅军《富国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的统计资料，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而且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龙钟老态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
1820年是83岁的英国瓦特离世的笫二年。瓦持的蒸汽机到1800年英国有500台在各地哧哧地冒汽。而在这一年，特里维西克（1771——1833）又改革了瓦特的大气压大体积蒸汽机，发明了高压型小体积蒸气机。从瓦特到特里维西克为19世纪的动力机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人类劳动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人的劳动从以人的体力为主手工工具为辅转变为机器力为主人力为辅。从黄金与利益（剩余价值）驱使资本雄视全球那一刻开始，命中注定当瓦待与特里维西克的蒸汽机用于工厂之始，中国的人力加手工工具的农业社会行将没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过，这时的中国用林语堂的话说，仍然带着高傲的保守性与懒于改革的惰性，围绕着贫穷与饥馑的儿孙闲逸地吮啜着清茶，微微笑着。
19世纪20年代，清王朝在陆地上用长矛大刀弓箭平定内乱稳定全局还有足够的力量。1827年，即道光七年，二月底三月初，南疆重鎮喀什噶尔激战。清军三战三捷，迅速平定新疆并稳定了形势。同样是1827年，按那时的通迅条件，国人根本不知道发生在地球另一角落的一场在海面上用枪炮的国际战争。7月6曰，英、法、俄三国缔结《伦敦条约》，要求希腊土耳其双方停战。遭土拒绝后，三囯舰队在纳瓦里诺湾（今皮洛斯）歼灭了土埃联合舰队（奥斯曼帝国及属国埃及和突尼斯海军）。1827年，英国蒸汽公共汽车正式运营。二年后，即1829年，英国的史蒂芬孙将机车不断改进创造出时速达46公里/小时的蒸汽机车，开创了铁路时代。惯于用马车代步的龙钟老态的中国怎能意识到自已正在慢腾腾地赶路呢？
鸦片之战到八国联军之役中经六十年，其间历经太平天国及捻回事件内战，英法联军之役，中曰甲午之战。清王朝有能力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回事件 却无力对付外来武力的压迫。太平天国登台十余年之终为清王朝所灭，这表明至少在咸同时代，清王朝的根基动揺还没有到行将消亡的地步，还有足够的力量调动与集聚社会资源。－个GDP曾经是老大的帝国却陷于自战国以来最为苦难与混乱的历史时期。被动的内因是中国所保存着的传统的固有文化与组织制度中缺乏一个传统与近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
如今，GDP正高速增长着，按现有速度，要不了几年会重新坐上老大位置。当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时空，但却有一个寻找现代与后现代结合的有机动力载体问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不以GDP论成败，应该重新审视那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历史课题，在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进化与社会内生组织的成长发育的过程中重新培育发展意识的新种子。
2011-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