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比起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算是幸运的。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仍然肯定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高岗、饶漱石依然是“野心家”“反革命”的代名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做出的结论是：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夏天，我笫一次读《彭德怀自述》一书时，联想到姚文元那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心目中的彭德怀是一个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的海瑞。

1988年秋天，我又读到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篇纪实《乌托邦祭》。我不会赞成《乌托邦祭》中的一些说法，但《乌托邦祭》最先提醒了我：

——毛泽东不是那个嘉靖皇帝，彭德怀也不是那个嘉靖皇帝属下的海瑞。

对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多年来官方有一个盖棺定论：

——在会议之初，毛泽东定下的调子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并提出18个（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样就成了19个问题）问题供与会者讨论，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随着会议的深入，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自郑州会议以来纠“左” 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 而另外一些人则为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 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针对以上情况，彭德怀深感忧虑，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希望通过毛泽东的威望来解决问题。7月14曰，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已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彭德怀的信在会议讨论中也得到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的支持。毛泽东虽然要求总结经险，也要大家提意见，但他不能接受从根本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上对他提出的批评，因此，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強烈不满。由于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 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在全党长期亨有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毛泽东7月23曰讲话以后，会议的主题由纠“左” 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曰至16曰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又在大会或小会上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

如果是，那就意味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就这么简单：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独裁，容不得彭德怀，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继《乌托邦祭》之后，权延赤在《走下圣坛的毛泽东》系列丛书中也专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这之后，又出版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谢春涛的《庐山风云》等书， 在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也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庐山上空的迷雾至今仍然笼罩在那里，因此从《乌托邦祭》开始，这本书那本书所说的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统统尤如点水蜻蜓款款飞。

前面我已讲到，毛泽东不是那个嘉靖皇帝，彭德怀也不是那个嘉靖皇帝属下的海瑞。嘉靖皇帝属下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官员，彭德怀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高居十大元帅第二，而且刚刚在抗美援朝中浴血奋战，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旷世奇功，打得美国人惊呼“八国联军陷北京，十七国联军攻不动一个彭德怀”，在国内国外都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彭德怀是军事首领，海瑞离他的位子远着哩！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除了开头与结尾以外，主要内容有两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封信中讲的其实大多是“好话”，根本没有什么“坏话”。 在庐山会议之前，中间经历了高饶事件、反右、反教条主义等等，特别是1958年初周恩来，陈云挨批之后，中央高层无人敢于公开向毛泽东提批评性意见, 包括彭德怀在内。彭德怀那封信，怎能比得上海瑞那个批评皇帝的信（嘉靖四十五年即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

彭德怀论权力地位远远在海瑞之上，他给毛泽东写信时，根本没有海瑞那个思想准备，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会被打倒！

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隐含着要求中央笫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等作检讨并追究责任，这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不能否认，毛泽东作为中共决策层的主要领导人，应该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笫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等甚至一些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同样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彭德怀没有错！

毛泽东亊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结果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方面刘少奇等人，紧追彭德怀的历史问题不放。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的焦点竟然隐藏在刘、彭的冲撞之中。若干年后，刘、彭“同是天涯沦落人”， 又若干年后，刘、彭同时平反。毛泽东生前主动地承担着大跃进的历史责任以求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平衡，历史画了一个圈，在毛泽东离世后，不但大跃进的历史责任，以至于一切历史责任都由他承担着。给人们的印象，其他领导沒什么责任。

有人花了不少精力将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那些历史上的事情如袁文才、王佐事情、两次强打长沙、打赣州事件、百团大战等抖落出来。也有人认为彭与高岗打得火热，想把刘少奇，甚至周恩来拉下来，把自己搞上去。也有人认为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整过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教条主义，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妒忌而整过粟裕，这时候他就不想借机整一下毛泽东，或者是想整一下刘少奇，以竟高岗的未竟之业，乘机改组中央，把自己头上的官帽尺寸再放大一号。这些都是用帝王将相矛盾自我同一来解释共和国的历史的表现。

我以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悲剧，不是彭德怀个人的悲剧，是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做历史的悲剧！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点了吴晗的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其实，毛泽东不是那个嘉靖皇帝，彭德怀也不是那个嘉靖皇帝属下的海瑞。我们再也不能用帝王将相矛盾自我同一来解释共和国的历史了。只是不应忘记嘉靖皇帝的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嘉靖皇帝从十五岁登基前开始，通过为自己死去父亲就不应该再当藩王，而应该追认为皇帝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事件，以及十八岁时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左顺门事件”， 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轻易解决了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的遗风问题。此后的四十余年中，没有人再敢触动他的权威。他熟练地运用着权谋，操纵所有的人。他所在的时代“人才辈出”：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久经考验，深通权术的官场老手，然而他们和朱厚熜比起来，水平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是一个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耿直的夏言被阴毒的严嵩杀死，可严嵩也没有高兴多久，徐阶很快用更为阴狠的方法解决了严嵩。 我们往往会为夏言的死而叹息，为严嵩当政感到悲哀，为徐阶的胜利欢呼叫好。在很多人看来，严嵩是坏人，代表着邪恶，夏言和徐阶是好人，代表着正义。 他们错了。 真正的幕后人物是朱厚熜，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他用夏言来制衡严嵩，再用徐阶来制衡严嵩，在他的统治之下，没有人可以威仪天下，号令百官，除了他自己。历史确实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从1949年至1978年29年中, 中央高层发生的一连串人事变动, 使人眼花瞭乱。2011年1月1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认识不能到此为止。要有勇气重新检讨我们曾经确立的制度以及确立这个制度的指导思想。我想，这，应该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新视野。

２０１１－０９－０９笫一稿，２０１１－1０－1９笫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