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高岗、饶漱石的名字是跳不过去的。但在前面十二篇文章中, 我没有点到高岗、饶漱石的名字。2009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陈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一书。这本书上面没有点到高岗、饶漱石的名字。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点到高岗、饶漱石的名字时说，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54年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服“速可眠”自杀身亡。亨年49岁。高岗生前不可能预知，在他死后，不断地有反党联盟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暴露”出来：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界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打击。1957年反右斗争，几乎每一个从1949年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家庭都受到牵连。1959年庐山会议又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62年又出现了“习仲勋反党集团”。一部没有出版的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等一大批原陕宁边区的老干部老党员都受到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1965年底又出现了“彭、罗、陆、杨”事件。1966年又出现了“三家村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政阎王殿”案件，几乎所有同刘少奇、邓小平有工作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共和国主席、党中央的总书记在劫难逃，悲剧达到了高潮，成千上万为此付出了无辜的生命。当年同高饶反党联盟作坚决斗争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陈毅等人，除周一人外，几乎统统被打倒。当初他们信誓旦旦如何防止党内分裂，防止出野心家，结果自己却莫名其妙地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首脑人物。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讽刺玩笑。1970年后又出现了“陈伯达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露出水面。1976年4月5日又出现“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事件，邓小平被认为是暴乱的“总后台”第二次被打倒。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共产党内高层领导，除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到“反革命集团”中走了一遭。
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从党内外出现的这么多“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悲剧中觉醒过来。在今天，人们将高岗、饶漱石尽附风中“遗忘”的潜意识是：
——不敢正视1949年以来从高岗、饶漱石事件开始的历次党内斗争都在左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同历史上朝朝代代宫廷斗争没有太大的区别，以胜者王，败者冦收场；
——不敢正视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也不敢正视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这一历史悲剧。
众所周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调子是邓小平陈云等定下的。他们两人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的关键性人物。1980年，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正因为如此，在今天，高岗、饶漱石依然是“野心家”“反革命”的代名词。
直到今天，高岗、饶漱石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是：
——高岗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些一名堂，如在背后封官许愿，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企图在党内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才有了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
这不过是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历史表象。平民百姓不明历史真相也分不清真假猴王，但把高岗、饶漱石事件说成权力斗争，亊实上也触及到潜在性的部分问题。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毛泽东信任高岗在党内高层是人所共知的。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 应该说，1953年，毛泽东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当时的政务院属平级单位。
高岗，1949年开国时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又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3年的高岗确实走到与刘少奇周恩来平起平座的地步。从现在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高岗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背地里都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没有反对当时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的。恰恰相反，高岗在关于农村合作社的及工业发展建设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有分歧。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信任高岗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今天看来，高饶事件并不复杂。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及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饶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引伸为“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继而被引伸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说得直白一点，高饶一唱一和就是为了促进改组中央和政务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52年秋，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常委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当时的形势是，由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成熟。从1953年年初开始，中央己开始筹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组中央和政务院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正是毛泽东改组中央和政务院的一个重大人事按排。1953年3月，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未经中央授权，就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这一事件，至少可以说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期间的1953年，中央高层为分配权力，展开过一场或明或暗的政治逐角，都在促进改组中央和政务院。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高岗，不过是这场或明或暗的政治逐角的一个失败者，而不是作为阴谋家、 野心家 的失败者。高岗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及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同会后寻求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从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力和义务来看，无论背后或公开，高岗都有这个权力。高岗，在1953年的政治舞台上，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公开的，绝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谋家。1953年的高岗已经走到与刘周平起平座的地步，敢于公开同刘周叫板并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家。
那么，导致高岗走向“灭亡” 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有人将毛泽东对高岗与蒋介石对新疆盛世才作了比较研究。言下之意是，蒋介石用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中央农林部长，将盛世才从新疆骗至重庆，从而解除了新疆之患；毛泽东用蒋介石对新疆盛世才的办法解决了同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北高岗问题。这是一个不合历史逻辑的说法。
高岗， 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时仍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无论怎么说，
高岗绝不会是新疆盛世才式的人物，对中央人民政府也绝无二心。
1953年，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也跑到杭州见了林彪。高岗在杭向林彪道出了毛泽东改组中央和政务院的设想：高岗主持政治局，刘少奇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从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象是造谣。对于高岗的这些活动，毛泽东虽然对他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高岗是“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否对高岗说过“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之类的话。总之，如果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事件不发生，那么高岗无疑会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高岗与蒋介石对盛世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问题的焦点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将高岗作为阴谋家、 野心家抛弃？
这不是一个毛泽东那代中央高层领导个人政治品德问题，而是一个毛泽东那代中央高层领导处于什么样的体制之中以及必须按照这个体制作什么样的运转问题，从而规定着每一个个人的政治命运问题。
在前面的十二篇文章中, 我已对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这一历史悲剧作了交代。毛泽东那代人用党国制度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同时，也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帝王将相之间矛盾自我同一的怪胎。
1949年以后，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已经基本上分开，行政官僚集团与军功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政治干部逐渐转型为行政官僚，军队里也迅速地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就形成了建国后的官僚体系。在建设的年代，行政官僚明显处于优势，而军事官僚处于劣势，军事官僚集团的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所以军事官僚是不太满意的，时常会向行政官僚集团发难。，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为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就是高岗的罪名之一。但是，“军党论”，在当时党内获得彭德怀、林彪等不少人的认同。毛泽东曾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军队就没有党。“军党论”并不是高岗的捏造。但高岗的“军党论”， 事实上隐含着，在1953年的政治舞台上，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为分配权力的或明或暗的政治逐角。
可以这么说，1953年并不复杂的高饶事件，是新中国的“帝王将相”之间为分配权力而进行的或明或暗的政治逐角的一个插曲。中国共产党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来解决两位党内高级干部所犯错误的问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过的，足见其规格之高。后人，不应忘记，高岗、饶漱石的名字，他们两人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是非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品德问题，而是中国应该终结一个什么样的体制问题——历史终将对所有步高岗、饶漱石之后尘的一切“反革命者”重新作出评价，当然，也会对一切“革命者”重新作出评价！
2011-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