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一个从“文化大革命” 到"拨乱反正"的时代。

从“文化大革命” 及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 下台到1981年“拨乱反正” 结束，我们正处在青春少年的学生时代。"拨乱反正"说到底是一场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说句实在话，对于“文化大革命” 及"拨乱反正"除了会按照老师的解释写几篇作文外，不可能理解其中的“革命意义” 的。昨天是革命的，今天却成了反革命了。这无异于头脑急转弯。

若干年后，阅读了《资本论》及马恩列斯毛的“选文” 后，才慢慢地理解“文化大革命” 与"拨乱反正"的黑白分明的“革命意义”。

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起因有多种解释，在这里不作一一评说。 最简洁的说法是，共和国风雨坎坷进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体制内的左右交锋在毛泽东看来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参照系，发动了一场实为打倒“中国赫鲁晓夫” 而名为“文化大革命” 的运动。如果没有打倒“中国赫鲁晓夫” 这一真实的目的，发动“文化大革命” 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依据。

这里的问题是，一个以“民主集中制” 为组织原则的执政党，为什么不将打倒“中国赫鲁晓夫” 限定在体制内，而是在体制外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空前绝后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进而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控制权转移？

而事实上，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 下台到1981年“拨乱反正” 结束，“凡是派下台”，实际上又再现了“文化大革命” 的先意识形态的“革命” 进而实现国家政权的控制权转移的一幕。

“四人帮” 下台，可能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不流血的“宫庭政变”。 这一次，同样也不是按“民主集中制” 组织原则，不过是釆取了体制内部秘密行为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控制权转移。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仍然为“文化大革命” 高唱赞歌。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 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 作为过去时代的神圣历史不容否定。

可是，“好” 景不长，随着被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归队，体制内就凸现了“文化大革命” 既得利益集团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的交锋。

今天回过头来看，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的序幕。国家政权的控制权还在“文化大革命” 既得利益集团之手时，“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还是釆用“文化大革命” 的套路——利用了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知青大返城风波等，将社会中潜存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力量推向前沿阵地。

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形对“两个凡是” 实为反“文化大革命”。 起源体制內的“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为自已寻求掌控国家权力合法依据以及社会潜存的广泛的但却是自发性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两股力量至少在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还没有契合。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已经不再是南京大学那位哲学教师的原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并不是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充当了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的先导，其真实的意义在于使体制內的“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为自已寻求掌控国家权力合法依据的动机与社会潜存的广泛但却是自发性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之间确立一个契合点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个直接的成果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最终掌控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意义无需赘言。这次全会也有不少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重新获得党内重要领导职务。这无疑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

而真正意义上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全面展开。

多年来，我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集中在这么一个问题：

——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起源于政治领域，哲学领域也曾掀起第一个浪潮，但在“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政治领域与哲学领域却没有成为主战场，文学领域倒成了主战场。其背后究竟潜存着什么呢？

对于我们这些六零初期出生的青年来说，比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及“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类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事件，文学对我们们思想定型的影响更为重要。可以不夸张地说，文学塑造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灵。我们既领教过刘心武卢新华等人“伤痕文学” 之剑的锋芒，我们也曾同潘晓一起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道越走越窄？

曾记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曚胧诗问世，令学界惊骇万状。在中国诗歌几千年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因为诗歌的创新而导致如此猛烈敌对的状态。全国报刊都卷入了感情冲动的大辦论。事实上，体制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是在这个时候，由“文化大革命” 的主力军转而成为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的生力军。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体制集团，也不“称臣” 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他们心中充满着愤怒的呼唤与抗争。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某种意义上，在政治生活中形成“文化大革命”体制集团——“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知青集团三角结构。此三者潜存着的意识形态目的指向的矛盾的集结。

正因为如此，从1942年“延安整风” 把文学直接拴綁到政治的战车上起，中国当代文学就与政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这一历史发展的惯性解释不了文学领域成了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主战场。客观地说，具有苦难历程的“老三届” 上山下乡知青的觉醒与自觉的结果，而不是“响应”“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的结果。如今曚胧诗派（今天诗派）的骨干成员大都流亡海外。这无疑可以引证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真实的心态。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 既宣布了结束“拨乱反正” 又对“文化大革命” 作出了不无仓促性的论断。

今天回过头来看，至少在党的十二大之前，“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因此，他们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只能限定在巩固刚刚谋得的权力范围之内，绝不允来自体制外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新建立的权力结构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可能彻底反“文化大革命” 的。如在法律上明确宣布废除“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封査西单“民主墻”， 朦胧诗“爆炸”后，查封《今天》文学杂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的目的指向与行动纲领的具体表现。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 ，从而被动地为后来30年的社会历史走向铸下一个大漏洞，使人们迷惘错失于这个漏洞之中！

2011-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