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客是5月3日开通的。我关注着网上色彩纷呈的流派，关注着中国未来走向的各种不同观点。我发现博客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纽结——都想破解现实中堆积如山的各种矛盾。我不怀疑博客们的真诚之心，我所关注的是博客们在争取未来中国走向的话语权时，为什么会得出“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 的理论解释？

今非昔比。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说的就是拨“文化大革命” 之乱，返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之正。如今却成了返“文化大革命” 之正，拨改革之乱了。

客观地说，共和国激流奔涌六十年，前三十年由毛泽东的路线左右着，后三十年由邓小平的路线左右着。前后三十年确确实实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评判标准，邓小平时代的非毛泽东化的改革确实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如今，毛泽东曾提出的“两条道路” 的斗争问题，又被召唤到“战场”上来了。

多年来我思考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被遭到抛弃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真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里所说的“多年来我思考着” 并不是自吹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六零后出生的农民（家里世世代代为“贫下中农”）。 二十年前，年轻幻想张狂的我多少能够思考一些问题了。

那个时候，学界有个纽结，论证来论证去，叫做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能够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明明白白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消灭雇佣劳动及消灭商品等等为目的。怎么能够统一呢？只能“修正” 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只能是说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商品经济阶段不能跨越。我当时倾向于这么一个观点，商品经济有一个简单形态与发达形态的区分：

——简单形态，就是农业社会的货币商品经济形态；

——发达形态，就是工业社会的资本市场经济形态。

我们要搞的就是工业社会的资本市场经济。所以要斩断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能够有机统一这一“戈尔迪之结”。

1989年春夏之交。老家衢州市政府向各界征集关于发展战略论文。我向市政府提交了《市场经济十（加号）全息结构》一文。夏天，批“自由化” 热火朝天。可是《衢州曰报》还是将我文章刊出，市政府还邀请我参加战略研讨会。这是我当年26岁时的真实的思想。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真实的思想”呢？

作为一个农村中长大的青少年，在学生时代不可能怀有象马克思学生时代为人类工作的那种远大理想的。相反，倒是象父母亲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农民那种朴实无华的理想——为了儿子女儿摆脱一块贫困交加的土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

1980年，十七岁的我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达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以上，只因耳朵听力较差，没有被高校录取。回家乡后，我吃了一段时间的“工分饭” 就赶上了 “包产到户”。1982年在家乡当了一年的初中代课老师。1983年初被浙江省衢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招骋，到了离家乡40华里路的村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参加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函授学习拿到大学文凭。

我在浙江省衢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红壤(中国亚热带及热带丘陵山地属红壤带)开发研究基地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因工作性质,我们要经常阅渎省部级以上有关涉农的政策性文件,学术研究报告及领导报告等. 我函授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管理。那个时候学经济的大学生有谁不知道北京有《经济学周报》上海有《世界经济导报》呢？今天回过头来看，最初是“北周”“ 南导” 把我引向学界的天空。

1988年夏天，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解救哲学贫困需要热情》一文。正是这篇文章，使我结了原浙江省政府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山东惠民人，15岁参军，17岁入党，1949年随军南下，22岁任温州永嘉县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26岁任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首先在永嘉县三溪区燎原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并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人。1956年，在"反右运动"中戴帽的同时，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由行政15级降为19级，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1979年5月，李云河"右派"问题得到改正。1998年7月7曰离世，亨年68岁）。记得，也是夏天，在李云河家里，他将1956年以来自已写成的二十几篇油印文稿赠送给我。后来，我反复读着李云河的文稿，当时的读后感是：共和国的历史，就是苦难的中国农民悲壮地推进着东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

1988年冬天，我在北京《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 〈〈通过沼泽地带：挥起亚历大王之剑〉〉一文。左右这篇文章的潜意识的观念是：通过八年“包产到户” 的农民，已经偿到在土地上当家作主的甜头，农民将更进一步要求劳动主权——基于人权与产权统－的主权；改革的目的应该满足农民对劳动主权的需求；

出路只能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态的工业社会的资本市场经济形态；观念是实践的种子，要达到改革的目的，首先要求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学界结束“五十步” 与“百步” 之间的思维方式——再也不能“五＋步笑百步” 了，应走出姓资姓社理论体系。文章刚好以“五十步” 与“百步” 起头段，以走出“姓资”“姓社”理论体系为全文最末一句话。这篇文章发表后，收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数百封读者来信，使我神气激扬！

事实上，自1989春夏之交之后一直到今天，除了为家乡市政府写过几篇稿子，再也没有对外公开发表过文章了。我的心开始流浪了。

我曾在东北沈阳大东门（距沈阳故宫仅半华里之遥）待过四年。时间是1990——1993年。

在沈阳四年，发生二件重大历史事件：

——苏联东欧八国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说实在的，这二件重大历史事件并没有在我流浪的心中产生震动。对于前一件那是人家的历史性选择。对于后一件，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至少在此三年前，我已确信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想不到会来得这么快！

在沈阳四年，天天要步行到沈阳故宫门口。天天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

清入关前，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入关前也不过区区十来万兵马，为什么能够入主中原，一统中国？

我得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

——数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大一統的强大而又弱小的国家！

说强大，是因为有一个弱小的以家户为基础的臣民社会。有一个千古不变的民依附于国家的君——臣——民的社会结构。从制度层面看，传统中国数千年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

说弱小，农民包括流民造反与地方政权从来都是国家——皇帝的两大克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夺权国家权力并不是一件难事。历史上的农民包括流民造反都可以做到，地方政权也可以上升为中央政权，少数宦官也可以控制国家。

因此，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一部血腥的家国争夺的历史，谁能够驾驭国家谁就能够家天下！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套用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对历史的虚构。

这个结论隐含着，近代以来从儒家资本主义到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难产民主宪政的理想，也隐含着返回到“文化大革命” 同样也不可能让公民们真正当家作主！

这个结论也隐含着，在社会被国家掩抑的前提下，以往所谓的“阶级路线斗争” 都是虚拟的——势不两立的左右的前提都站不住脚！

前十七年（1949-1966）既为“文革” 又为“改革” 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传统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分别结出“文革” 与“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

在对共和国后前七年的改造和“文革” 前十年的建设的思考过程中，有这么一些问题困扰着我好几年：

共和国后前十七年通过不断革命，并不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建立了社会国家主义制度！请注意, 这里说的, 既不是被希特勒利用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20世纪30年代, 张君劢等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

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与要搞工业化建设这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再现了传统中国曾经有过的国家之策！而通过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战役”, 以顺着传统走出传统为出发地, 却倒流回传统目的地，而且把传统惯性力量放大到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 体制 的确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吻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史以来权力逼近无穷大的国家！

如今，我已不再青春少年，人到中年的我，已经磨灭了年轻时的雄心、幻想与张狂。我的心又流浪到广东佛山了。时常为学界至今存有的“五十步” 与“百步” 之间的思维方式而悲哀。

在今天，我们易于言说西方顶级理论“始点性错误”， 但很难言说当代中国的顶级理论“始点性错误”。

从制度层面看，数千年来，中国虽然一直维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但它并不担负直接组织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职能。共和国，围绕着“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第一次担负起对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管理职能。20世纪50年代，如果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畅顺，何必放弃新民主主义呢？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已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时企图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就是说，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的等等问题造成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首先 从农村展开！而人们又一次又一次迷惘错失于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之中！

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要搞工业化建设、要保证国家安全这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比谁都清楚吃饭建设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的基础上。问题是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使农业剩余丰富起来，反而加剧了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农村再掀起以“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形式的反右浪潮与再改造的动机是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这个动机被表面的轰轰烈烈掩盖着。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他们手持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大跃进” 的豪言壮语下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古运动——尽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中国特色” 的理论原点，竟然是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的毛泽东那代人的“社会主义”。 后毛泽东时代以至于今曰仍然接受着这份历史遗产！正因为如此，中国依然前进在有“中国特色” 的道路上！当代中国的顶级理论“始点” 就在这里。 正是这个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使现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的两难困境之中。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的彻底的“革命” 以及后来的“不断革命 ”的內涵深蕴于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走向之中，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用苏联斯大林模式为自己开脱历史责任！？后人总是用“头脑发热” 及意识形态陷井来评价毛泽东那代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作所为。直到今天还少有人从潜存的沉重的历史负担及企图摆脫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动机来重新检讨。说到底，不敢正视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了新传统的历史悲剧！？

最近，有不少远方的朋友用QQ鼓励我开通博客，想不到网民们的争论左右之间会如此激烈。这使我想起台湾已故圣严法师的－句话：

——你现在拥有的自我是假的，但是，将来找到的真正的自我也是假的。然而，你必须试着去找到它；如果不去找，你还是永远不知道它是假的。

当然，我不会忘记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是一个历史过程。以下是我近二十年的一个想法，今天公之于众，求教于愿意“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人们：

——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处于深刻的危机中。中国特色也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都解决不了危机问题。出路只有：

——批判自己改造自己！

近期我将发表自己写出的“博文”， 真诚地接受网友们的批评！

本文也算是自1988年至今23年笫一次公开发表言说作一个交代。

2011年5月9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