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国家化的社会——社会国家主义时代，消亡个人立足的空间之后，，如同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抽真空，在社会真空的条件下，验证了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社会主义鸟托邦。

社会主义除了要有社会之外，还要有彻底的个人主义作基础。在毛泽东的国家化的社会——社会国家主义时代，社会被国家掩抑着（见文十），个人主义则是一个被灭绝的对象。一 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后，使个人成为单位的人，使个人依赖于单位，摆布于单位。从这一点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人民公社” 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易于进行社会整体动员组织，除了个人既非自己的主人又非社会的主人——个人被动地置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国家化的社会之中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一向无私有制，只有家有制！所有制在中国从古至今一直逡巡于国家所有制与家庭所有制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在中国，如同家庭所有制一样，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精神遗产。

在西方，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犹太教认为人是上帝的最后一个创造物），且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种价值体系与希腊、罗马和希伯莱文化有深刻的渊源。中世纪后，资产阶级及启蒙家们强调要以人为中心，开始重视个人与竟争。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个人在现实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竞争不断得到青睐，重视个人与竞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追求。这在约翰•洛克（1632.8.29~1704.10.28，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在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有重要影响）那里就是高扬个人主义旗帜的。可以这么说，是个人主义在西欧中世纪庄园封建社会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只不过这个时期的个人主义是以劳动为依据的。那时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就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与社会直接“ 对立” 的个人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中囯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在中囯，人人都是天子（皇帝）的臣民。人人之间有一道人们无法看清的也难以抗拒的划分高贵与卑贱的天然屏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历史印章，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个人以家庭为中介“归属” 社会。提倡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强调内部的等级序列与协调，倡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照。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均为安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公平，要求天下为公。然而拆除历史上人们无法看清的也难以抗拒的划分高贵与卑贱的天然屏障之后，可以看清的那个无所不包的“天下” 是万万之上的朕的天下！天下为公之“公”实为由朕把持的国家——无所不包的“天下” 的家都“归属” 于朕家！

在前面十一篇拙文中，我花了很大的精力目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也想把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这一问题，紧密地联系着要保证人有饭吃、要搞工业化建设、要保证国家安全这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讲得彻底些。

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说：

——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前面的一个就要为后面的做准备。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下一步的共产主义做准备。

……….

——什么是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很有道理。为共产主义做准备，就要一手抓“电气化”，即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搞大跃进就是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另一手要抓“苏维埃”，即改造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小社并大社，目的就在于此。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老前辈，马恩列斯以及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都谈论过、设想过，有的还试验过。我国的康有为写过一本《大同书》，把未来美好社会设想得很具体，虽然他没叫它‘共产主义社会’。陆定一最近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邓力群编了一本《空想社会主义》，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很好。可以读一读，看看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八大二次会议后，刘少奇十分忙碌，紧跟主席。他各处视察、发表讲话，宣传“乌托邦”，给大跃进的烈火浇油，其强国富民、向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1958年8月6，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毛泽东那代人确认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日子，会超前苏联的，西方的“乌托邦”会在世界的东方变成现实，共产主义对于中国，已经不是多么遥远了。

我在文（七）结尾指出，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那代人手持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大跃进” 的豪言壮语下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古运动——尽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

这是因为个人立足的空间被消亡之后，如同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抽真空，在社会真空的条件下，使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毛泽东那代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抽掉了个人与社会矛盾是现实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逻辑后，却将“社会主义” 置于道德化的基础上。这既非前苏联的道路，也非马恩本本上的道路，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 的道路。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更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发展的理论。这两者是统一的。

在个人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早先在西欧是从反庄园封建为目的，在本文前面己经讲到，那时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就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真正摧毁封建统治的力量。资本主义不再以劳动而以资本为私有财产和自由为基础。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不可能由分散的个体独自占有，从而形成了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否定，同时也限制?了劳动者个人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只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选择支配其生命活动的雇主。劳动者个人要全面发展，不仅要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还要有劳动过程的个人所有权，也就是说，劳动者个人必须拥有人权与产权统一的劳动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就是劳动者的个人主义的实现, 是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也是个人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社会保证。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就是：“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1卷，第273页）。

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的毛泽东那代人的“社会主义” 通过公有化的不断升级兴无灭资在中国创造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成为单位的人，依赖于单位，摆布于单位。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形同虚设，党国统治体制退回到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统治的方法仍然在天下太平天下公平的名义下，釆取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三大手段。

传统中国数千年农民包括流民造反与地方政权从来都是国家——皇帝的两大克星。这表明在中国社会历史走向中，在某些非常时期，“民间” 或“社会” 与“国家” 是相异的，潜在性的决定性力量不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而是潜存着“民间” 或“社会” 对抗推翻“国家”的力量演化为现实存在的力量。而在中国社会历史走向的常规时期，在国家的主导下，“民间” 或“社会” 与“国家” 又是同一的。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旧传统时代，个人以家庭为中介“归属” 社会。新传统时代，个人以单位为中介“归属” 社会。而这个社会不再是传统中国那个“民间” 或“社会”， 而是国家化的社会，于是乎，个人以单位为中介“归属” 国家 。正因为如此，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的毛泽东那代人的“社会主义”， 抽掉了个人与社会矛盾是现实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逻辑后，无异于将国家赤裸裸地对立于个人面前并将国家退化为君主专制与压迫平民的工具。

说到这里，也许大家已经明白，“中国特色” 的理论原点，竟然是儒家理想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 地合壁的毛泽东那代人的“社会主义”。 后毛泽东时代以至于今曰仍然接受着这份历史遗产！正因为如此，中国依然前进在有“中国特色” 的道路上！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