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被国家掩抑的前提下，以往所谓的“阶级路线斗争” 都是虚拟的——势不两立的左右的前提都站不住脚！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详见文十）！
我在（六）文中已经点到20世纪50年代那场反右运动并在文中说道：
——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之后，并不能消亡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只握有一把锄头一条偏担两只粪桶，农业还是传统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效率尚敌不过家庭劳动，从而限制着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基于脆弱的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效率基础上的工业化只能加剧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
——起于1956年秋冬的城乡“风波” 演变为1957年夏天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并不是表面的阶级斗争问题与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的认识偏差，而是潜存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与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得到空前的暴露！
多年来，我是这么想的，20世纪50年代那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在社会被国家掩抑的前提下的虚拟的“阶级路线斗争” 掩盖着社会基本矛盾。
对于20世纪50年代那场反右运动，十一届六中（1981年6月）全会决议是这么说的：
——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也就是说，从十一届六中（1981年6月）全会至今，中共只承认反右扩大化，并没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强调反右是一场资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资本主义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回往1957年从春夏之交到夏天，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入大鸣大放，他们是在共产党再三动员下才向党提意见的。如果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提意见看作向自己夺权，那么为甚么要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除非我们把反右理解为共产党为了铲除知识分子异己的阴谋，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
这本旧帐可能要从20世纪40年代算起。在鸣放中，民主党派首当其冲，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40年代末期，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高举人权旗帜在中国争取西方式民主，其声势之浩大，以致于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也认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亡在民盟手上。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1957年春夏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自由主义者卷土重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反右也就不过是共产党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我在（十）文中写道：
——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消亡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那个对抗对立依附国家的“民间” 或“社会”。 一 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另一个后果是消亡了个人立足的空间，这使个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举一动都被动地置于公众之前，人与人之间直接相联系，个人受社会环境摆布没有独立性；个人的言语行动思想又直接是社会的，一人动就是全体动，全体动一人也必须跟着动；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一次又一次地易于进行社会整体动员组织却表明，个人既非自己的主人又非社会的主人——个人被动地置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国家化的社会之中。
作为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如果共产党不再三动员向党提意见，他们肯定不会说话。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易于与工农结合也易于被社会整体动员组织。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为自己辩护时，一方面承认自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更强调在1949年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们在鸣放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言论也大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消亡了个人立足的空间的时代，失掉“独立性” 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工农的命运一样，左右于国家。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一些右派份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一些被打倒的右派份子竟然在为左开辟道路！无论怎么说，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特定的时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是对历史的虚构！
今天回过头来看，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后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只是回到1956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纲领。至少到1978年12月，“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除了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并没有新的独立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根据不搞个人崇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条文也从党章上删去了。 1956年1 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各种新办杂志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正酝酿着思想解放运动。刘少奇甚至指出，鉴于苏联计划经济只注重计划性的教训，中国还应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
但是，“八大”路线寿命不长。仅仅一年后，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推翻“八大”路线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在此之前的年初，即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囯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将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这个说法，从马恩列斯以来，是一个理论新综合。问题出在对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的理解与把握上。以往，我们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仅限于微观的占有层次，而不理解从微观劳动与社会总劳动关系的宏观层面的生产关系。在社会被国家掩抑的前提下，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掩盖着国家化的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也掩盖着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从而回避了强行剥夺农民以建立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工业体系的计划。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坚持“八大”路线，1978 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年。这是一个对历史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1978 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仍然被毛泽东时代树立起的新传统左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或日新民主主义秩序，巳经沦落为既得利益者卫道的挡箭牌！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但还没有建立起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真正的现代化社会。出路只有抛弃同传统中国有血缘关系的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国家主义！唯其如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信仰不至于被丢得一干二净！要知道，不少共产党人自已己经失却了这个信仰，沦落为既得利益的保卫者！
2011-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