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九）文结语中写了这样一句：
——前十七年（1949-1966）既为“文革” 又为“改革” 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传统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分别结出“文革” 与“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
在对共和国后前七年的改造和“文革” 前十年的建设的思考过程中，有这么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好几年：
——共和国后前十七年通过不断革命，并不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建立了社会国家主义制度！(请注意, 这里说的, 既不是被希特勒利用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20世纪30年代, 张君劢等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原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社会。直到中世纪末期，城邦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公元15世纪前后，相邻的城邦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孔子毕生精力为“吾其为东周乎！”——把西周的制度传播到东周来！在中国，早先国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分权制，但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
从思想史考察，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人们往往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在中国，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与社会是混沌的“一”。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 城邦”） 是“同等的人们” 为了“达到最优良的生活” 而结成的联盟，是一种以实现“最高的善” 为目的“最高而包含最广” 的社团。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把国家看成是“自由的人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完善的联盟”。 直到启蒙时代，不少思想家，也不对国家与社会明确加以区分。他们通常把国家的起源和社会的起源看作是一回事。无论怎么中西比较，在中国，形而上的价值观会体系与形而下的运行层次，都将国家与社会界定为万万人之上之朕之“我的”。
在西方，对国家与社会作有意识区分是近代以来的事。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制度” 与“社会制度” 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在不少国家，当国家制度还是专制主义的时候，社会制度已在慢慢改变，产生了与私人企业制度相联系的种种自由。这时，人们就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当“国家”还是旧的时候，“社会” 却大踏步地前进了！
在西方，对国家与社会作有意识区分，造成了近代以来思想史上两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潮：
——一种是关注国家及制度。这一思潮主要探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对近代社会中的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们相信，只要消灭专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就可以消除，美好的普遍幸福的时代就会到来。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甚至认为，国家制度的变革能直接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随着专制制度的消灭和共和制的建立，人压迫人和显著的财产不平等将不再出现。
——另一种是关注社会及制度。在西方，许多国家专制主义弊端渐渐消失以后，私营企业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社会问题曰益显著和扩大。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推翻专制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法国的空想家傅立叶甚至认为，成立“共和国” 这一政治目的也是荒谬的，“如果口袋里没有一文钱”，“ 人民主权” 也毫无意义。《公有法典》的作者德萨米认为，在保持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选举权越普遍，人民身上的锁链只会越沉重。“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有制度下才能达到”。
近代以来，民主主义思潮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及制度上。从16世纪托马斯摩尔起, 所有自称或非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在对建立在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进行抨击时, 都希望建立一个消灭贫富对立的公正社会。
在马克思以前，西方既存在着劳动与资本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资本主义鸟托邦，也存在着. 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社会主义鸟托邦。马克思在消亡劳动与资本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资本主义鸟托邦同时，却发展了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社会主义鸟托邦：
——当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向社会呼吁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时，马克思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家问题上，他认为，解决社会不公正们根本途径，是依靠最贫困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综上所述，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
在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三国五代十国等的动乱混战分裂而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与危机，但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的糢糊的边界一直没有被撕开。从运行程序看，自秦以后，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为常规。他若封建余波，郡县封建并行，封建势力复辟等，皆为变相。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势力，中唐藩镇的跋扈，元、清两朝实行的种族压迫等，都未能动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
鸦片战争后，中国再一次陷于动乱混战分裂而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与危机。在张之洞那里还是“中体西用”。到了梁启超的《新民业报》时代，西方工业化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民众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不能分家的。民国以共和的名义在大陆37年，党权取代皇权之后，政治的宏观指向一直企图复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不过，直到共产党取代国民党之后，在毛泽东时代才真正复兴了这个“国家”。
那么，为什么说，共和国后前十七年通过不断革命，并不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建立了社会国家主义制度？
依据如下：
——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消亡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那个对抗对立依附国家的“民间” 或“社会”。 一 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另一个后果是消亡了个人立足的空间，这使个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举一动都被动地置于公众之前，人与人之间直接相联系，个人受社会环境摆布没有独立性；个人的言语行动思想又直接是社会的，一人动就是全体动，全体动一人也必须跟着动；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一次又一次地易于进行社会整体动员组织却表明，个人既非自己的主人又非社会的主人——个人被动地置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国家化的社会之中。一个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怎配称社会主义制度？！
——起源于对社会及其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的关注的社会主义，从16世纪摩尔到19世纪时马克思其内涵有一个拓展过程，马克思与以往思想家不同的是关注社会及其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关注国家及制度，得出了与以往往思想家不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公有化改造。中共八大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那里，夺取政权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1956年以后的中国的确符合马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是，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社会主义鸟托邦在中国得到“验证”。 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从微观层次看，因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人均平的社会；而从微观劳动与社会总劳动关系的宏观层面看，因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国家化的社会笼罩着，却发展出诸如城乡二元的人人不平等。在公有制条件下发展的不平等的社会，又怎配称社会主义制度？！
——传统中国数千年，以一家一户为生产、消费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若干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定居在一起，组成一个对外界封闭的村庄。村庄各户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宗法关系，往往是一个同姓家族繁衍的结果。这种自给自足村社，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直到共和国建立前不久还普遍存在着。这种村庄具有内部坚固的结构，几乎不为政治风暴所触动。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的傍边，还躺着一个村庄单元社会。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 取代村庄单元社会成为国家化的社会单元或直接是国家的政治单元。从这一点看，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 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中国农民被国家化的社会束缚着，支撑着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沉重的负担。在中国，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 体制 的确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吻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史以来权力逼近无穷大的国家！
总之，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
2011-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