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四）中讲到，毛泽东那代人始终坚信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且成功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了这一完整的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
我在文（四）中也讲到，比起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毛泽东是最缺乏士大夫书生意气的一位。他踏踏实实地践行在社会主义理想及反帝反封建的大业中融合进农民的理想，夺取国家政权。这是一条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比起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城市中心论”—— 企图实现一举攻克“巴土底狱”（ 法国大革命）或克里姆林宫（十月革命）式的激进的革命来，毛泽东算是老“右”。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搞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的二十一条说的就是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
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也无疑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我记得，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 作为过去时代的神圣历史不容否定。不少人为否定“文化大革命” 都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上寻找突破口。有人考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说过，是陈伯达等人提出来的。在我看来，陈伯达并没有理解错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在当时有这么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而陈伯达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得否定。
多年来，我是这么想的：
——毛泽东思想，质而言之就是不断革命论。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很明确，武装斗争时代，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国家领导权；和平建设时代，也以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工业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为夺取国家领导权还是为实现工业化都以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道路一以而惯之；马列本本上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毛泽东那里是手段而非目的。可惜直到今天，反与挺“文化大革命” 的双方都没有弄清这一点。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写了一个在互助组织中釆取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专题报告。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刘少奇不同，毛泽东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关于这一点，我在文（四）中已讲到，但没讲清毛泽东支持的理由。
毛泽东在了解华北局与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即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以及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他们。
毛泽东的这个“道理” 并不足以说明他的左倾。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也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1942年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大跃进” 之前，毛泽东确实说过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大跃进” 降温之后，毛泽东又说，没有一百年是赶不上发达国家的。这两个一百年中隐含着这么一个逻辑：
——在毛泽东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架构中，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他心目中的工业化的目的的手段！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文。我时常想，当目的与手段都没有弄清的情形下，怎能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而事实上，人们往往着眼于手段将毛泽东的保守而非激进的革命定性为左祖宗师爷！这实在是开了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
我在文（六）中已经讲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出台的前前后后。“三年困难期间” 即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向大会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执行情况和争取提前实现这个纲要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这个报告指出:“一九五七年十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再一次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事实完全证明，这个纲要是一个群众性的纲领，它能够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来发展我国的农业，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不但造成了农业战线上的跃进形势，而且通过农业的跃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形势的发展”。 这个报告又指出：“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不但是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人民公社现阶段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所有制，而以生产队的所有制为基础。但是它的公有化程度已经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高，已经存在着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所没有的部分的公社所有制，而且这部分公社所有制，随着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逐步扩大。在将来，人民公社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 这时的人民公社比1958年“倒退” 了一步。这是一个手段的变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与小集镇崛起后，有不少认为这是人民公社化时代打下的基础。这个说法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有道理，说的是比如长三角发达地区江苏苏南地区，集体所有制企业，大都与人民公社化有血缘关系，当然“文化大革命” 上海企业一段时间较乱也给苏南地区提供了历史机会。没道理，说的是比如当时还不通铁路的浙江温州地区却以地地道道的私有制的家庭企业起步，跟人民公社化时代毫无关系。不管怎么说，农村工业化毕竟在人民公社化时代起步了。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就包含着农村工业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没有机器与资本的条件下，用经济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大规模组织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站在历史的视角，就是再现西欧在蒸气动力机械以前的工厂制的集体劳动生产方式。
就起源和本质而言，工业化的历史就是先由劳动分工形成工厂制的集体劳动生产方式，后由机器与工厂制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机器发生以前，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欧的历史实际上都在重复罗与在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走过的路——失去土地的“自由”劳动者、集体劳动、庞大的地产和财富。正是劳动分工形成工厂制的集体劳动生产方式，使英国茣尔有一个让贫民在集体劳动中谋生的《乌托邦》（1516年）的想法。机器与工厂制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历史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着眼于工业化过程的“三农” 变迁，可以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过程描述为以下三个历史性变迁：
——传統农民——城镇居民——现代市民；
——传统农村——城镇——现代城市；
——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
或者说得直白一点，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过程就是消亡传統农民传统农村传统农业的历史过程。
工业化在近现代中国已经历了清王朝的中体西用，也经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以外资为主导的民国时代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按理，历史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应该理解人类史上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过程就是消亡传統农民传统农村传统农业的历史过程。而一次又一次地改造农民，似乎又理解工业化（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么一个整体的过程。
令人费解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围绕着工业化的目标并以农村工业化为出发点，最终通过比1958年“倒退” 了一步——三级所有制，而以生产队的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终结了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历史。传统中国数千年，在微观层次地主——商业——高利贷能够三位一体运行，就是建立在投资农业土地可以获利这一基础上，更是基于农业是一个获利产业基础上。人民公社化时代的农业是贡献与义务的产业。农民为工业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却又隔绝于工业化之外。在此基础上社会又建构了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新身份等级社会。这些陈旧的东西，正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过程西方所“消亡” 的对象，现代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却一点一点地发展并巩固着！而农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的终结连同城乡二元身份屏障一起，再加上宏观的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大背景，“人民公社”无异于中世纪的西方庄园。
着眼于人类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等等，使现代中国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可惜，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用苏联斯大林模式为自己开脱历史责任。说到底，不敢正视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了新传统的历史悲剧！？
2011—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