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30日，新华社宣布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基本上实现了，广大农村到处在放鞭炮、敲锣鼓，欢庆公社成立。大部分省区都在庆祝国庆的同时盛大庆祝农村人民公社化。
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高级社土地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初级社被认定是半社会主义，高级社又被认定是全社会主义。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所谓"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分配制度,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商品交换,逐步取消社会分工等等制度和措施。
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三级跳远，折射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上空：
——从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跳上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再跳上马上建设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前，全国农业社约为七十五万个。当时的设想是，公社化后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约为二万五千到二万六千个。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成。这些农村的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人民公社运动的规模和速度都远远地超过1955年冬季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从7月各地试办、8月普遍试办到实现公社化前后不过两个多月。
各地农村在公社化的同时，还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仅据河南、湖南、河北、山东、陕西、江西、浙江、福建、辽宁、内蒙古和山西十一省区统计，公社所办的公共食堂就有一百四十五万多个。
其实，这场重新到农村寻求发展动力的“新革命”， 已在 1957年９月20日～10月９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前就已揭开了序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1957年50多万“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右派分子” 清除后，为这场重新到农村寻求发展动力的“新革命” 扫清了道路。冒进派与反冒进派按照“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针在这里已达到“团结”。 知识分子己遭殃。政治上经济上庇权没有一丁点的农民谁敢“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否定了自己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提高20-50%。二五计划一开始就抛开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而“大跃进” 了。
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空前绝后。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地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1957年10月９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讲到整风反右时，毛泽东认为，反右上了轨道后，不必提大胆的反，主要是县以下基层还要反右派，省、中央主要还是要改的问题。八届三中全会后，反右的重点由城市转而农村。但实际上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县以下基层两条道路大辩论已轰轰烈烈地展开。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讲话中，明确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及肃反和遵守法纪等问题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
八届三中全会后，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要求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广泛地展开一次关于这四十条纲要的大讨论。随后，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和整党、整团、整社将县以下基层反右推向高潮。
多年来，我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对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真实追梦，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可是，党已经通过“组织化” 将单干农民组织为初级社进而组织为高级社了，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农民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了，为什么还要在农村再掀起反右浪潮？
我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经讲到，建国初期, 毛泽东那代人所考虑的是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
——要保证人有饭吃；
——要搞工业化建设。
现在看来，还要加上国家安全这一条。
传统中国数千年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历朝历代（不管有能还是无能的王朝）都明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民安从来就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国家（皇权）的“国泰” 的一个巨大政治压力。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清王朝、民国、共和国三个国家形态。如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曾经构成“国泰” 的另一个巨大政治压力一样，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压力笫一次构成“国泰” 的巨大政治压力。
也就是说，毛泽东那代人所考虑的是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
——要保证人有饭吃；
——要搞工业化建设。
——要保证国家安全。
围绕着这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毛泽东那代人通过公有化运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这个体制的传铳与现代的区别就在于：数千年来，中国虽然一直维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但它并不担负直接组织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职能。共和国，围绕着“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第一次担负起对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管理职能。通过公有化的“三级跳远” 使这个体制不断“升级”。
尽管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体制形成有影响，但不是主导因子。主导的因子是，中共执政后的国家与社会仍然被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历史大惯性左右。前者仅仅是外因，内因只能来自自已的历史与现实。
如，反冒进派的周恩来陈云等在笫一个五年计划曾极力推行苏联的计划经济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但从1956年到1958年经历
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看，计划经济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实施。国民经济在我国亊实上一直釆取用这边压下去那边摆平的办法来“平衡”， 如处理城乡关系就是如此。
多年来，人们总是左右于冒进派与反冒进派之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这些表面性的左倾现象来宣判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
有人津津乐道，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是把历史责任推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说法。
有人认为，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打不开，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等从内心里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欢呼，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真要想在国际社会上挺起腰杆儿来，却并无底气。毛泽东搞“大跃进”，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这是一个为毛泽东推脫历史责任的说法。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也有人说，导致灾难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1959、1960、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三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是为那段历史作辨护的说法。
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我是这么想的：
——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要搞工业化建设、要保证国家安全这三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比谁都清楚吃饭建设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的基础上。问题是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使农业剩余丰富起来，反而加剧了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农村再掀起以“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形式的反右浪潮与再改造的动机是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这个动机被表面的轰轰烈烈掩盖着。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起新传统！他们手持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大跃进” 的豪言壮语下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古运动——尽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
2011-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