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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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

《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这不能不说《纲要》是一个“缩天地于玉壶,收山河于针尾” 的宏伟蓝图!

二十年前,我在浙江省衢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红壤(中国亚热带及热带丘陵山地属红壤带)开发研究基地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当我笫一次读到《纲要》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剔除其中的唯意志的唯心主义成份,《纲要》中的拟走的农业技术路线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路子,对今天的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工作仍然有指导意义!

问题是毛泽东那代人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与要搞工业化建设这两个最为现实最为实际的问题而出台的《纲要》,不但左右了农业发展,而且还左右了工业发展并最终左右了国家政治活动。这个意思不是从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这一关系层面来理解,而是从《纲要》曾经左右着社会历史宏观走向这一层面来理解的。

毛泽东在1955年11月的“十七条” 中有一个合作化进程的时间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年基本上完成,也期望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完成。

廖鲁言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纲要》的说明报告。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了《纲要》及廖鲁言的报告。报告指出,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957年或者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比 毛泽东在1955年11月的“十七条” 中有一个合作化进程的时间表又缩短了二到三年时间。

《纲要》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反冒进。从1956年到1958年经历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这么一段插曲。有记载周恩来差一点丢掉“宰相” 之位。

《纲要》还左右着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题。1955年上半年合作化及粮食统购统销,在农村遭到了抵抗。 1955年7月,毛主席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10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使我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5年下半年的短短几个月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就由1,690万户增加到7,000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由14%增加到60%以上,有些省、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年冬天,毛泽东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这是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纲要》的总背景。而《纲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而中共八大的主题正是这一指导思想。

历史的实际进程是,从1956年到1958年实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级跳远!这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三级跳远: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革命时代,毛泽东那代人坚信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在这里遭到否定!

史称,1956年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春天。这样,曾经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二三十年缩短为五六年。《纲要》的初衷是用十二年时间巩固发展合作社,但不到两年时间人民公社就取代了高级社。这段历史可以称作“阶段浓缩的超级起飞”!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京举行。但这一年的秋冬,天空并不晴朗。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曰用品短缺。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演变为闹事的风潮。在农村,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波。在知识界,“双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曰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及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干部作风等问题,并提出不少尖锐的意见。针对这一情况,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发生了一桩至今仍令人费解的轶事:

——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囯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中宣部召开了党內外思工作者800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也发表了讲话。这两个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的反响;4月,中央决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按照“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针,开展整风运动;历史的真实是,1957年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出发点,但却走向以处理敌我矛盾为目的地。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报告,其中提出凡是不应划为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予改正。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对55万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作了改正。这是一个比较精确的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右派分子” 的数字。

最先引起我对1957年发生的这桩至今仍令人费解的轶事的思考的,是于光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纪念“双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的长文。我是一个农民,总有这么一个思维定势,即老是喜欢将中央高层的政策同基层农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我思考的结论是:

——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复活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之后,并不能消亡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只握有一把锄头一条偏担两只粪桶,农业还是传统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效率尚敌不过家庭劳动,从而限制着农业为社会提供剩余。基于脆弱的合作化的集体劳动效率基础上的工业化只能加剧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

——起于1956年秋冬的城乡“风波” 演变为1957年夏天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并不是表面的阶级斗争问题与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的认识偏差,而是潜存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与传统中国的农业剩余积累于农业之外的城市与乡村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得到空前的暴露!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理解1956年到1958年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也就不能理解一场新的“革命” 重新从农村展开!

我在“(五)”文中讲到,围绕着要保证人有饭吃,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有一个“合理” 而又“现实” 的预期:

——希望合作化以后,从一亿多个农户变为几十万个合作经济单位,粮食工作总会好做一些。关于这一点,同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陈云于1957年9月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上讲了一句话:“过去希望合作化以后,从一亿多个户头变为几十万个合作经济单位,粮食工作总会好做一些,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完全对头。至少一个时期内并不如此。”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情绪,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展开大辩论。当时,无论是冒进派还是反冒进派都不可能从劳动效率视角来审视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的。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次会议对1956年囯务院(政府)力主的反冒进再次提出尖锐批评。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发展目标。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回国前,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要求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广泛地展开一次关于这四十条纲要的大讨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回国后,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从制度层面看,数千年来,中国虽然一直维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但它并不担负直接组织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职能。共和国,围绕着“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第一次担负起对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管理职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所以能够左右着社会历史宏观走向,是因为历史前进到1957年,现代中国已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如果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畅顺,何必放弃新民主主义呢?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企图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就是说,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的问题。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首先 从农村展开!而人们又一次又一次迷惘错失于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之中!

201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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