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六零初期出生的农村青年来说, 从吃“ 生产队” 工分饭到吃“包产到户” 的自家饭, 如同经历“新旧” 社会两重天。那时，城市青年怎么看待“包产到户” 我们不得而知。但，共和国激流奔涌三十年，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块贫困交加的土地。我们期望着通过劳动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亊实上，“ 生产队” 连吃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还留恋他干什么呢？
我的老家浙江省衢州市（辖衢江区、柯城区、龙游县、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是1983年春天普及“包产到户” 的。在老家，极“左” 危害越深的地方越穷，农民对“包产到户” 的抉择越快越彻底。如，常山是衢州最穷的县，1968年曾将2025个“ 生产队” 并成1001个，333个“生产大队”（ 行政村）全部实行“生产大队”（ 行政村）一级核算。在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以前，常山五里这个闻名的“讨饭村”， 就开始实行“包产到户”。 在中央笫一个“一号文件”（1982年1月）下达之前，常山全县的“包产到户” 已普及。这在当时的浙江乃至全国而言，都是走在改革的前列的。
我从小耳听力较差，但念书时，班长从小学一直干到高中。高中时还多了一顶团支部书记的帽子。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上大学。1980年17岁的我参加高考达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以上，只因耳听力较差无缘进高校大门。那个时代，农村青年跳出土地的门路还是很狭窄的。陕西路遥的成名作《人生》就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农村青年的命运。当时的我，既看不清自已的将来，又没有回家乡吃“ 生产队” 工分饭的心理准备。
我亲历了家乡的分田分地，见证了男女老少兴奋的劲头。除去一些可以脫产不劳动的农村干部外，哪个农民不拥护“包产到户” 呢？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小学高年级起，只要学校不上课，就得到“ 生产队”赚工分。“文化大革命” 时的“ 生产队”，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辛辛苦苦摆弄土地的农民竞然连怎么摆弄土地都不知道？！土地上种什么种多少有一个“资产阶级法权” 界限，全由“人民公社” 或“生产大队”不下地劳动的人来规定！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接受新旧社会“忆苦思甜” 教育中长大的，时常要参加村里批判地主富农大会。那时说，旧社会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贫下中农辛辛苦苦劳动因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却常常吃不饱饭。可是，村庄还是这个村庄，土地还是这块土地，而且人人都占有这块土地，为什么辛辛苦苦劳动的人们还是吃不饱饭呢？
在1981年秋天，我是这样理解农民拥护“包产到户” 的：
——农民不仅需要占用土地，而且更需要在土地上真正实现当家作主！
说实在的，一个18岁的农村青年怎么能理性地思考“包产到户” 呢？
1982年，我到家乡初中学校当了代课教师。我高中的兴趣在理科数理化，学校却按排我教政诒思想课。这一年，为了自已能在全校8个班级中向学生们“吹牛”， 我确确实实花了很大精力为自已补上“政诒思想课”。 好象在某一天，我突然喜欢上哲学政治经济学了。
1983年初被浙江省衢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招骋，到了离家乡40华里路的村庄工作。当时，浙江省衢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设了一个红壤(中国亚热带及热带丘陵山地属红壤带)开发研究课题，实际上是一项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正是这项工作把我引向农民农业农村的新天地。
1984年全国发生了“粮食仓容危机”。 农民家里及国家粮仓的粮食多得没地方放，不说有史以来，至少是宋明以来第一次发生！“粮食仓容危机” 在过去是不敢想像的，但却促发我去考察“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及弄清“包产到户” 的魔力究竟何在？
“文化大革命” 中刘少奇的罪名之一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这个“包” 就是“包产到户”。
如今你若问80后90后的这些对“文化大革命” 的“ 生产队” 一?丁点印象都沒有的年轻人“包产到户”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会立马回答你安徽凤阳小岗村。就全社会而言，除去“三农” 学界及政府政策研究圈子，直到今天还少有人知道“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文化大革命” 中刘少奇、田家英被逼死，邓小平被打倒都与“包产到户” 有关。这是一个不错的说法。最近，看到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相关报道，上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的是 1962 年陕西户县农村党员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的《当前形势的感怀》，要求中央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发展农村自由市场，恢复中小工商企业。其实，那时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等人，也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今天看来，如果没有1958年“大跃进” 成为上世纪50年代未60年代初的“天灾人祸” 大跃退，就没有从田间农民到中央高层相同或相似的意见。
其实，中央高层第一个支持并倡导“包产到户”的是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50年代合作化运动时毛泽东把邓子恢批成“小脚女人”。
现在学界公推1956年原浙江温州永嘉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为“包产到户” 首创人。我同李云河有一段时间的交往。按照李云河的说法，他不是首创人，在他之前其他省已有人搞“包产到户”， 他不过是在1956年执行了邓子恢副总理的主张，并在 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漏毒” 的范围广一些。李云河还告诉我一件事，被毛泽东称为“半社会主义理论家” 的浙江其它三个力主“包产到户” 的基层干部都在牢房中度过漫长的岁月。“文化大革命” 中江青把温州看作“封资俢” 大杂烩，并以永嘉等地为原型拍摄电影《苍山志》。而在温州也有农民因“包产到户” 受牵连 判刑死在牢房中。
1978年11月24曰（请大家记住，这时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36天会议”） 中国——安徽——凤阳——小岗诞生了一份为“包产到户” 的生死契约。如今这份“包产到户” 的生死契约以GB54563代号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不过，1956年中国——浙江——温州——永嘉一个县级区域的实践，倒是让我看到了署光的源头。对于小岗，因为故乡有常山五里，心中不存有“振憾” 的东西。
昨天已成为昨天。若再去考察发生在昨天的“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就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包产到户” 的劳动组织方式而言，农民远远地跑在中央“红头文件”之前，先行者都曾担当杀头坐牢的风险，几乎是由农民一步步“逼迫” 中央下达“红头文件” 承认“包产到户”的。
1978年，都被后来者看成是思想解放与改变国运之年。此后，“真理标准大讨论”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显词。
历史的真实是：
——“真理标准大讨论” 还没有认识到“包产到户”的历史真面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批评极左路线的同时, 继续强调用法律保护“人民公社体制”；
——1979年，国务院在京召开的七省农口和安徽三县负责人会议形成的精神是“不许搞包产到户”；
——直到1980年9月才在“贫困地区” 为“包产到户” 开了一个口子。
多年来，我对“包产到户” 的思考得出一个如下结论：
——1978年“洋跃进” 宏伟规划滑铁卢之后的三年，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的修理型的“改革” 终究未能再现农村曾经有过的繁荣，“包产到户” 成了一条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农民无声无息不停地抗争的结果。
这样看来，“包产到户” 根本不是什么“英明决策”， 也是最不值得替高层“歌功颂德” 的一项由农民自己创造自自选择的历史性政策。
2011—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