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人与上世纪的苏联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作终极目的。中国的崛起之路，恰恰与之相反。就未来的前景看，美国人的道路并不美妙。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还沉迷于狂妄自大的意识形态，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悬崖峭壁。

本周，在美国总统选战步入高潮之际，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华盛顿。中国是世界上新兴的超级大国，而习近平被视为这个大国未来的领导者。此次访问，意味着两国领导人在政府换届之际相遇。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代议制民主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一党制国家。许多人将中美两大国间的理念之争，曲解成民主与专制间的对抗，这一错误观念亟需消除。

人类社会的政治史长达数千年，在这一历史长河中点缀了两次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试验。第一次试验是古希腊的城邦雅典，其民主制度从公元前6世纪维持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实际上只能算是一次昙花一现的失败。第二次试验是现代西方世界，如果把民主定义为一人一票的普选制，那么美国民主的历史是92年，如果更严格地按诸事实，从1965年《选举权法案》颁布算起只有47年。这么说来，美国民主的寿命迄今为止还比不过元朝，后者是中国古代主要王朝中最短命的一个。

既然如此，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敢公然宣称，他们已一劳永逸找到适合全人类的理想政治制度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追本溯源，回到当前西方民主试验的精神源头。当今西方民主的滥觞，是孕育了现代性的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条基本理念：首先个人是理性的；其次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条理念在本质上都是基于信仰，而非现实的经验。比如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弗逊就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Creator）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Rights）。” 这个大写的“造物主”是谁？当然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与此相对应，“权利”一词也用了大写，以强调这条格言的神圣性。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一表述，与法国《人权宣言》中“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一起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信仰的基础，而“现代性”在政治上的终极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因素促发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不过，领导西方崛起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试验中天然蕴涵的致命缺陷，他们想方设法试图遏制其消极影响。比如美国的联邦党人就明确提出，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为此，联邦党人在宪法中竭力遏制大众意志的过度膨胀。可是，就像任何一个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最后总是压倒规则。民主的结果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无限膨胀，参与决策者越来越多，参与面越来越泛。在美国人们常说，加利福尼亚就是美国的未来。这个未来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只有无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瘫痪和财政破产。

对美国而言，这个共和国的开创者们有许多理由来限制民主，例如大众素质太低，缺乏见识，易走极端。但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这些壁垒都轰然倒地。归根结蒂，既然人们都是理性的，拥有上帝赋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一切知识都触手可得，那么他们为何不能参与一切决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城邦由于民众无限参与政治，导致了煽动家的上台。

煽动家西亚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起民众的狂热，让雅典派出其强大的舰队去远征叙拉古，结果被斯巴达所打败，这次致命的出征成为雅典衰亡的开端。再回到当下，现在金钱成了煽动政治的最大推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一语道破天机，他说美国的民主先后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最早是“一个有产男人一票”，接着是“一个男人一票”，然后是“一人一票”，现在正向“一美元一票”迈进。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当今美国都只是徒有虚名的宪政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堕落为雅典式的民主政体。被选举上台的民众代表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唯一关心的就是迎合一时的民意，好在下次选举时保住位子。当今信息的丰富和传播的迅速，都堪称史无前例，这诱使民众陷入自己什么都懂的幻觉。利益集团则从中播弄民意并操纵投票，结果是不断减税，提高政府支出，甚至发动自我毁灭性的战争。选举因此沦为游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利用这个制度寻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是因为这一试验的深层基因所致，即对个人理性和权利的迷信。不仅是美国如此，欧洲各国也在上演同样的戏码。相较于当今风雨飘摇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要长得多，这是因为后者从未自饰为民主，也从无这样的野心。

因此，西方与中国的理念之争，不是出于民主与专制的对抗，而是由于对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来，民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在后者眼中，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过是工具。美国人普遍相信，民主就是好，而且越民主越好。在美国，有哪位政治家敢对民主提出质疑呢？西方民主已走进死胡同，或许只有控制民主的泛滥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这一调整永远只能是天方夜谭。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正在政府引导下参与政治决策，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而近十年来的成绩也恰恰证明了此点。但如果国情和国家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将毫不迟疑地主动调整。在上世纪80年代，民众政治参与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当时的中国走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但凡事过犹不及，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最终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这就是天安门事件。

1989年6月4日，抗议活动被政府的坚决行动平定了。诚然，这次流血事件令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选择只会更糟糕，结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迎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可以更加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减少震荡，避免极端暴力倾向。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认为政治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因此也是绝对的；而在后者看来，政治权利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家需求和基本国情之上。

照此来看，今天的美国人与上世纪的苏联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作终极目的。中国的崛起之路，恰恰与之相反。就未来的前景看，美国人的道路并不美妙。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还沉迷于狂妄自大的意识形态，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悬崖峭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