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体系，运作并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全球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半个多世纪内，奠定全球体系、主导国际关系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其根植于意识形态，强调国际分歧是二元化的单维度断裂。以美国为金主的西方阵营，自认为天赋使命就是维护、扩张上述全球体系。
这个时代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二战之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对峙。历史决定主义，即宣称一切人类社会都会朝着某一必然的目标发展，是两大对立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理论主旋律。苏维埃共产主义宣称，阶级作为超越一切文化认同的基本单位，必将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几乎别无二致的是，民主自由主义鼓吹个人权利是神圣的，在此基础上的民主选举足以建立自由的天堂。这两大意识形态全副武装，跨越五湖四海，在全世界散播火种，直至苏联崩溃，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大获全胜，迎来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
第二阶段从冷战结束开始。冷战的胜利使西方认为，美国将领导西方阵营高奏凯歌，把民主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带向世界的每个角落；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是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石；60亿理性的个人，都将在投票站和自由市场中做出正确选择。全世界不分国家、民族，将釆用一套同样的政治、经济甚至道德规则。在全球化的喜悦中，很多人深信同家主权概念即将过时，世界大同近在眼前。在西方的眼中，唯一的对立和断裂，存在于民主、市场开放的支持者与拒绝或暂未转型的顽固分子之间。对后者，西方阵营迄今为止釆取的手段有三：直接的军事遏制或侵略，如对朝鲜和伊拉克；鼓动颜色革命，如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北非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或遏制，如对中国。
基于上述的意识形态框架，美国领导建立了诸多国际联盟和组织。现实政治外交即使偶尔被提及，也不过是对这种历史决定主义宏观战略的一种战术性补充。近25年来，为了在陌生的土壤上培育普世价值之花，美国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财力、智力资源、道德资本，牺牲了无数生命。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政府中所谓的外交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要么被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牵制，要么被自由派的干涉主义拖累。比如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为了保护和推进本国利益（如遏制苏联，保护输油管道，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长期支持中东地区的军人领袖或教权国家。但是，阿拉伯之春期间，革命者打着民主的旗号起来推翻政府。美国忽然发现，除了抛弃老朋友之外别无选择。长期以来，美国都是这一叙事的受益者，最后也难免作茧自缚。普世性意识形态威力之不可抵挡，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几乎所有的国际冲突和许多国内冲突，都被渲染成正义与邪恶，或至少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决：民主对独裁、人权对暴虐、自由市场对保护主义。当然，西方阵营自认必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遭遇困境的二元叙事
这个短暂的时代正在我们眼前缓缓落幕。由于这套二元对立的叙事不能反映世界现实，构建于其上的全球体系自然便无以为继。当代的根本性冲突的成因已从二元化演变到多元化，多纬度断裂取代了单维度断裂。中国迅速复兴，以世界大国姿态出现在全球舞台上，根本性地改变了维系全球体系的基本构成。由于这两大变化，20世纪的旧范式面临嬗变。
关于旧范式面临的挑战，当下中东北非的冲突是再好不过的例子。美国及其盟友耗时十年，试图推动中东转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明根本不存在，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计划便成了伊拉克战争的道德合法性来源。当然，世界要比美国想象得更加复杂。事实证明，教派、宗派间的断裂，要比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更具决定性。两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也曾被视为自由民主与暴君专政间的决定性斗争。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埃及，期待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在开罗解放广场上重演。当然，历史的发展令人失望。
中东问题让西方的二元叙事整个颠倒过来。在埃及和大多数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民主选举的结果是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上台。军队推翻民选政府，被解释成再造民主。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理屈词穷，白宫发言人被问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是否是“政变”时，回答道：“我们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几个星期后，这一幕在叙利亚再次上演，这个国家中引发冲突的因素更复杂，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叙利亚等地发生冲突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多元矛盾，这导致西方国家今日在中东的盟友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既然无法分清敌我，依赖于二元对立叙事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就面临瘫痪。美国的瘫痪让俄罗斯乘虚而入，后者恰到好处地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与中东相比，亚太地区也在发生范式的转变，尽管形式更缓和。冷战之后，原本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西方阵营继续扩张，并将目标修正为巩固、拓展西方全球体系。美国、日本、韩国结成同盟，以对发展核武器的朝鲜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甚至准备必要时直接加以打击。在朝鲜半岛，西方的二元对立叙事呈现得无比赤裸。美国通过“邪恶轴心”、“暴政”、“核贱民”等标签，将朝鲜这个人口仅有2500万、积贫积弱的边缘国家，成功地描绘为与全球秩序水火不容的危险敌人。与此同时，韩国不得不将领导其经济起飞的威权政治制度转型成西式选举民主制度。在韩国的南边，还有更多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历史性转型，加入了西方阵营。冷战时期与西方结成同盟的东南亚独裁者纷纷垮台，“民主政府”一个个登场。这一波转型涵盖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独立。西方与印度恢复友好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的民主信誉有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道路别具一格。在冷战的高潮阶段，中国主动自我调整，超越意识形态，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与“老大哥”苏联分道扬镳，与美国结为事实上的准盟友，为后来的经济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打下了政治和外交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保证了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有效地防止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中国具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西方阵营只能以最温和的策略对付中国，也就是和平演变。具体而言，这一策略是在经济层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其根本假设在于，根据西方宏大叙事的线性史观，随着经济的自由化，政治必定将走向民主化。在经济领域之外，西方阵营建立了具有针对性的攻守同盟，以期从政治、军事上遏制甚至孤立崛起中的中国。一旦中国隐约出现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西方阵营会毫不迟疑地从旁煽风点火。一言以蔽之，西方阵营认为，中国终将被纳入由西方设计的全球体系和制度规则当中。但是，中国却有自己的计划。冷战落幕时，中国在胜利者的阵营中处于边缘地位，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中国决策者明智地认识到，只有加入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才能发展经济。此外，只有依托于美国创建和维护的全球安全结构，中国才能在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中优先发展经济，以及保障能源、产品进出口航路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强国，除按照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二元对立叙事转型外别无选择，但中国却成功地按自己的立场与全球体系接轨。稍加回顾不难发现，中国一直尽力使全球体系为己所用，但拒绝向其中隐含的西方叙事屈服。入世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和贸易大国。然而，中国依旧完整地保存了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和外交独立自主权，大幅提升了军事力量。
龙：再跃于渊
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中国摒弃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世界观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在国际上的作为，常常被西方过于简单地说成是现实主义外交，其实，其反映了中国对文化主导性的深刻认识，即认为文化而非意识形态才是现今主导国际事务走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视角中，各国已不再按照意识形态站队，世界是各个国家、民族、机构互相竞争合作、制约平衡的竞技场。全球化也不是各国走向同一预设目标的进程，而是多方面、多层次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中国的宏观战略中，中国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保证自然资源的来源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整合；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
仅仅30年间，中国就从贫穷的农业国变身为世界级工业国。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一直是、未来也将继续着眼于保证原油、工业原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冷战结束后，苏联的退出在非洲、中亚、拉美和东南亚等许多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而这些地区的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人们曾轻易地推测，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以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些地区内真空，大幅度扩张其战略资产。但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却热衷于在这些地区推动符合西方宏大设计的国家转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实力仅仅体现于武断地拔苗助长，引进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在非洲，是否满足西方制定的政治标准，成为贫穷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条件；在缅甸，由于军政府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合，美国企业拓展当地业务的禁令长期得不到解除；在拉美，美国向规规矩矩采取选举民主、开放市场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同时惩罚那些自外于此的国家；在中亚，美国的策略尤为激进，直接策动“颜色革命”更迭政权。这些代价不菲的扩张计划，结果却打碎一地眼镜。
在此期间，中国却以更为谦逊的姿态，安安静静地深耕细作，如今在这些地区已堪称西方的有力竞争者。许多分析人士指责中国与当地独裁政权勾兑，对腐败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能后来居上。这种观点过于肤浅、片面。在尼日尔，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遭受西方国家以及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谴责。西方一直认为尼日尔政府虚弱且腐败，其垮台必然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2010年，西方的预言实现了，尼日尔政权发生更迭。但令西方大跌眼镜的是，两周之后，新政府就公开宣称，有意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津巴布韦，中国在长期与被西方视为非法的穆加贝政府保持合作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反对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穆加贝政府倒台，尼日尔的一幕就很可能在津巴布韦重演。
由于指责苏丹实施了种族灭绝，美国政府与喀土穆的关系陷于破裂。与此同时，中国却努力与这个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拉近关系。在西方看来，发生在苏丹的悲剧孰正孰邪一目了然。而在中国的视角下，这是种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复杂的国内冲突，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外部势力难以带来实质性改善。因此，中国在苏丹问题上釆取灵活立场，在合作的框架下静悄悄地推动苏丹政府接受南苏丹公决独立的结果。由此，中国既抵御了西方的压力，参与了苏丹重建进程，又较早地给予了新独立的南苏丹有力支持。事实证明，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现实态度，比西方的敌视政策更有利于当地的稳定。最近，新独立的南苏丹总统访华时两国达成的新意，足以佐证中国的利益不会受损，甚至还会进一步提升。
西方很多人谴责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釆资源，事实上是在“强奸”非洲。这种谴责毫无意义。在近代史上，非洲的确被“强奸”过很多次，但罪犯并不是中国。中国努力在非洲争取商业利益，但其中没有强迫因素。至于非洲人的利益，必须靠非洲国家自己来保护，其中许多国家正迅速干练起来。比如尼日尔的政府日渐成熟，坚持要求修订许多能源、矿产合同的条款，而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让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期间，除了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外，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表态是，中国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回到亚太地区，美国与朝鲜之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后者隔绝于世。许多现象表明，朝鲜希望与美国增进关系以求达到某种平衡，但美国的做法却断绝了朝鲜的出路。反观中国，与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美国不同，中国很早便与韩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中韩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久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打破惯例，就任后未去日本先访中国。美国为了抗衡崛起中的中国，一直强调在东北亚强化与日韩两国的民主联盟。不过，日韩间的意识形态同盟，显然远远弥合不了两国之间由于历史造成的重大民族主义裂痕。
许多分析者宣称，中国近年来在南海与东海问题上犯下了战略错误，认为中国在领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度，使众多邻国对华关系变得疏远，甚至令中国成为地区内其它国家眼中的威胁，导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重新平衡”战略。此类判断大谬不然。正好相反，历史或许会证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手段之灵活，是这个时代所有其它大国都难以匹敌的。由于中国没有参与亚太地区现行安全秩序的建立，这一结构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地区战略目标是在不触及军事冲突雷池的前提下改变现状。随着中国海军的军事存在抵及黄岩岛，以及中国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常规化出没，国际社会开始讨论海域边界的争议，这证明中国的战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中国刚柔并济，除釆取强硬立场外，还通过包容、慷慨的政策，争取与邻国建立共同利益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东盟国家的中流砥柱，中国与这两国关系的提升，对在东南亚地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延伸将起到促进作用。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或许是成功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不是被这个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立并维持的体系消融吸收。中国没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创建，国际经济体系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们耗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曾一度坚信，资本主义将遍及全球，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的全球经济基础之上，在美国海军的保驾护航之下，将产生一个顺应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
此后，“资本”确实走向了全世界，而“主义”却没有。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利用了西方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错觉，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争取到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仅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已经从全球经济中不起眼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巨无霸”。中国在不过多放弃政治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体系增进了本国利益。在特惠贸易地位的保护下，中国的国内工业得以生存，其制成品通过出口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作为获取中国市场的交换条件，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和引进技木。封闭的资本账户使中国免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毁灭性打击。
在遭到失败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抵挡住了西方的攻势，保住了发展中国家专享的贸易特惠待遇。迄今为止，中国的判断是正确的，西方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在较小改动下继续获取利益。只有中国或欧美国家的政策出现大幅调整，这一格局才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者只有在西方国家放弃全球秩序的宏伟梦想，转而维护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利维坦与搭便车者
西方许多人指责中国“搭便车”。或许对这种指责最好的反驳是，只有傻子才不搭便车。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在其人作《利维坦》中的精辟论述，能很好地解释冷战后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的设计原理：在缺少主导性权威的社会里，遵循原始丛林规则的个人意识到，适者生存的自然状态最终将毁灭一切。所以这些个人共同决定放弃自由以寻求利维坦的庇护,利维坦是秩序的担保者、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有人必须服从于利维坦的裁定。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扮演起利维坦的角色，追求普世化世界秩序的宏伟愿景。美国建立和强化了国际法、密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与国际机构网络，以确保冲突在规则范围内而不是通过武力得到解决。为管理全球贸易和金融，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类似体系。
当然，如果缺少法庭仲裁纠纷，没有警察部队维护法律权威，商业合同便不具有意义。同样，如果没有终极担保人维护规则，没有人不惜动用武力惩戒违约者，所有国际协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内，美国担当起了终极担保人的责任，对大量国家许下安全承诺；巡航世界各处航线；包揽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为惩罚自己眼中的“流氓国家”，有时甚至不惜违背自己建立的原则——例如发起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5%，国内产值占全球总产值不足20%，然而军费开支却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体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则维持了较高的福利水准。
唯一的问题是，美利坚利维坦不过是个庞大的幻象，并侵蚀着自身利益。所谓利维坦，是公正无私的统治者，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而不是参与世界的行为体。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既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便一定与世界上的利益紧密相关。在冷战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既扮演了统治全球体系的利维坦，又作为民族国家参与了这个体系。美国确实从其世界霸权中获益良多：美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美元成为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货币，使美国大规模扩张的消费型经济得以维持。但作为历史的瞬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由于企图同时扮演全球体系的统治者和参与者，美国付出了髙昂的代价，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便债台高筑，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产业空心化严重，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教育系统资金匮乏，社会契约岌岌可危，政府面临瘫痪。美国社会的团结面临结构性威胁，这在大萧条之后尚属首次。美利坚利维坦维持着大量全球化项目，处于对其中巨大既得利益的考虑，美国精英阶级仍在坚定地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性角色置于次要地位。其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人民的财富不可逆转地缩水，未来利益被严重透支。美国人民从精英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利维坦退却，新未来开启
叙利亚可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美国对出兵再三犹豫并最终作罢，这在冷战后尚属首次。美国人民迫使政治精英擦掉了奥巴马划的所谓“红线”。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世界。在一种陈腐的范式背后，二元对立的话语虚泛地描述着一个已是名不副实的全球体系。21世纪的冲突源于文化、宗教、经济、历史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多重裂痕。然而，处于全球体系顶端的西方联盟死守一套只承认单一裂痕的话语，这套话语是西方国家所有政策与战略的源头或基础。如果时代需要，目的论话语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武器。―元对立推动了西方联盟走向全球实力的巅峰，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套老话可能成为禁锢西方的牢狱。随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在全球各处步履维艰，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所以，许多人开始问，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有人甚至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基辛格、弗格森等重量级人物还曾在多伦多就这个话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中国最大限度地成为全球化的受益人。然而，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或许都不会接受民主自由为普世性意识形态，也将断然拒绝将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许多西方人原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秩序的接轨，中国将皈依“现代性”这个西方宗教。正因如此，他们对当今的中国深感困惑。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的行动都必然遵循国家利益的导向。在这个“后意识形态”的世纪里，中国一方面不断通过国际体系获益；另一方面捍卫自主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蚀。西方曾宣称，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不接受普世计划就不可能走向繁荣；而今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未知的海域里航行。世界并没有在统一的体制下走向大同。世界体系的担保人无法继续为这样的体系买单。或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新的“战国”时代。中国似乎开始展望未来并构思新话语框架——也就是习近平在加州峰会时向奥巴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中国相当明智地认为，当前的全球体系虽然不可持续，但中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否则，冲突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默许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对邻国做出的种种妥协，正是和平崛起的体现。或许，更加可持续的国际结构终将出现，但与过去不同，新的结构将不是某大国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独立行动的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作与竞争的综合结果。
本文原载中信出版集团主办月刊《经济导刊》2014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