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0日发表的「五十年来家国──我看台湾文化的精神分裂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针对民进党政府「去中国化」的文化立场提出质疑，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数十年来不曾见过的激烈的文化论辩。在两个多月的论辩同时，发生了几个争议事件：政府文官考试用闽南语出题，引起客家族群抗议；中国历史在教科书里被编入「世界史」而非本国史；「中华民国」则从台湾史中「消失」……
政治与文化在「民主实验室」台湾如何痛苦地拉扯，文化的认同在政治的现实丛林中又是否可能找到宽阔的出路，或许也给其它社会，譬如香港，在面对自己时一个值得沈思的参考。
边境
我在一九七五年飘洋过海到美国，半年之后有机会从美国到加拿大，在密西根的边界，只要走过一条桥，就是加拿大。站立在桥这头，望着那一头，别人轻轻松松晃过去，我的心里却有无限的震撼：怎么有国界是这样的？国与国之间不应该都是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吗？出国不就是「出洋」，不就是「飘洋过海」吗？外国不就是「海外」吗？
在政治封锁的台湾长大，我潜意识中以为所有的国家都是「孤岛」。
游泳
到了美国，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那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于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他为什么认为来自台湾的一定很会「海泳」？
「因为台湾是个岛啊。」他倒觉得我很奇怪。
背海的人
后来我到了希腊，到了赛浦路斯，到了马耳他岛，到了菲律宾，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看见很多很多的人在海里游泳，外国游客和本地村民的老老少少都有。我也学会了游泳，同时想通了为什么四边是大海的台湾许多人不太海泳。
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十四岁到二十三岁我住在一个渔村，晚上睡觉时听得见一阵一阵海浪扑岸的声音。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成人经常在海滩上痛哭，洒纸钱，祭奠死于海难的亲人。为了「国家安全」，通讯器材严格管制，渔民遇到台风时无法求救。
在「大门反锁」的国度里，天灾其实往往是人祸。
成长在大海边，可是对大海的印象很少是明媚的椰子林、艳丽的珊瑚礁、纵身大浪的舒坦狂放；比较多的是：节制与恐惧。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大海意味着自由，机会，创造，资源，力量，海阔天空的万种可能。靠海的港都往往万商云集，或是纵横天下。对二十世纪的台湾人而言，大海，却象征着隔绝与孤立，危险和威胁。谈到「台湾海峡」这个词的时候，立即的联想不是海阔天空的遨游──从台湾海峡到巴士海峡到神秘 浩淼的墨西哥海湾，海峡是开启全世界的一把神奇钥匙。不，「台湾海峡」所激起的立即联想是「两岸」，以及「两岸」这个词所蕴含的巨大的滞碍、艰难、困境。台湾人不是歌颂大海、面对大海、拥抱大海的人；因为历史的特殊发展，我们是背对大海、面向岛屿内陆的人。
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内陆」，但是历史的制约使人们习惯内陆思维。只有商人，因为利之所趋必须超越界线，任何人为的界线，他们不断地试图驶向大海。70年代的零件商人或者21世纪的大企业家，都在面对大海，可是备极艰辛，因为他们背后的社会，是内陆思维的。
晚至一九八一年，台湾人才有出国观光的自由。
高雄有一个世界级的海港，可是到今天市民都不能随兴去港边冶游，看远方日出，看万国船舶，去张望世界，把大海变成自己生活的院子。
二００二年我看见金门的许多防风林仍旧用警戒线围起，警告的牌子上画着骷髅，写着「地雷」。马祖有些海滩上还牢牢插着看起来极其险恶的防止登陆的锐利木桩。
譬如「绿岛」两个字，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地名，让人联想海鸥的雪白、森林的浓绿、地衣的清香。可是台湾人想到火烧岛政治犯，想到柏杨的眼泪，想到压迫和残酷。大海，对台湾人而言，仍是陌生的，不可亲的。多年的「锁国」，使我们习惯性地背向大海往内注视。
如果说，海洋通常可以孕育出一种比较开阔、大气、对外在世界充满求知兴趣的外向型文化，那么，历史所塑成的是，今天的台湾有海洋，但是并没有海洋文化。
政治解严易，观念解严难
任何有一点知识的人走一趟台湾的海岸线，都会看得出这个岛上的人与大海疏离到什么程度。海泳的人稀少不提，海岸毫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各种工程凌乱地切割海岸，抽沙填海，工业污染，海岸线节节后退，国土流失剧烈，这个四边都是大海的国家，至今没有宏观的永续的海岸专法，也没有保护海岸的专责机构。恐怕世界上找不到另一个海岸线这么长的国家对于自己的海岸会轻忽到这个程度。
这种轻忽凸显的是，政治解严容易，心灵解严、观念解严不容易。只要台湾人继续把海岸与「军事重地」联想，只要刺刀的阴影、孤立的不安，危险的暗示，仍然盘据心里，只要把大海依旧想象成一堵孤岛的巨大黑墙，台湾人就会继续地远离大海，背向大海，换句话说，就是用戒严时期的心态面对自己、面对世界。在这种内视心态的指导下，譬如说，统独公投法是否通过会成为全国焦点，而海岸法却无人问津。可以质问自己的是，如果国土都要流失了，海岸都要不见了，统独有什么意义呢？究竟孰轻孰重呢？
戒严锁国，扭曲了人对大海的认知，疏离了人跟大海的关系，窄化了世界观。心灵解严，意即认识到这种扭曲的存在，重新体认自己的海洋环境本质，建立开阔的海洋文化。大海，原来不是一堵死墙，而是一条活路，意味着自由，机会，创造，资源，力量，海阔天空的万种可能，可以为我们招来万商云集，可以带我们纵横天下。大海，是岛屿的无限延伸、家园的流动翅膀。
就如同「绿岛」，需要人的努力和时间的洗涤，才能回到它的真实本意。当珊瑚礁、热带鱼、湛蓝的海水印象渐渐加深，而政治迫害的恐怖和残酷的记忆渐渐淡去，「绿岛」就又是一个「绿色的岛」了。解除了观念、心灵的戒严，我们才可能重新看见大海本色，才可能把背对大海的内视眼光收回，转身面向大海，开阔远眺。
文化是大河
眼光一放远，什么都不一样了。
「绿岛」需要解禁，「大海」需要解禁，「中国文化」更需要解禁。
「五十年家国」的主旨是：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要用加法，不是减法；要把浩瀚深远的中国文化吸纳进来，为我所用，而不是将它排除。在多篇反对的文章里，我看见两个突出的论点，一是，中国文化等于封建、落后、霸权统治，所以应该排除；二是，中国文化等于菁英文化，与台湾所拥抱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乡土文化不兼容。
中国文化等于封建、落后、霸权统治吗？中国文化只是菁英文化吗？
或许我们可以参考哲学家卡尔波普对西方文化的说法。他认为，与其说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思想构成的，不如说西方文化是由反基督教思想构成的，因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正反思想不断矛盾、激荡所形成的过程。它今日的相对开放也是长期的反抗、磨合、激荡和冲击的结果，不是它所「固有」。中国文化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文化里，相对于统治文化，有长期的反抗文化；中国历史只有一半是统治者写成的，另一半却是由反抗者、异议者、离心者写成的。有秦王，就有荆轲；有汉武帝，就有司马迁；有曹操，就有祢衡孔融；到了近代，有慈禧，就有谭嗣同，有毛泽东，就有储安平陈寅恪，有蒋介石，就有雷震。中国文化里，「文死谏，武死战」的为「谏」而死一直是一种超越统治权力的信念。
更何况，儒家之外有道家，道家之外有佛学，更何况，连儒家思想本身都是一个两千年来波涛汹涌不断辩论、不断推翻的过程。更何况，相对于汉族有无数其它民族，相对于中原有各方的边缘边疆，相对于大传统有种种的小传统，相对于朝廷有层次复杂的民间，相对于知识菁英有强悍旺盛的乡土风情、流民习俗、游侠传统、娼妓传奇、庶民文化、流行文化。有圣人孔丘，就有流氓盗跖，庄子更认为盗跖可能比孔丘还「正统」。颠覆传统的庄子难道不是中国文化吗？激烈地要打倒传统的五四运动不也是中国文化吗？反传统不是任何传统的不可分割部分吗？
文化是大河，吸纳无数支流的涌动，河里有逆流、有漩涡、有静水流深之处，有惊涛骇浪之时。不歇止的激荡和冲击形成一条曲折河道，就是文化。文化不是一块固体，无法被「一言以蔽之」地描述为封建霸权或者菁英文化。但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台湾那么多人看见「中国文化」这四个字就起这样的联想和认知呢？
供在权力的神桌上
难道不是因为，过去五十年里，国民党把「中国文化」的大河，用意识型态僵化成一小块固体，将它神圣地供起来，而引致许多人今日的反弹？难道不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台湾带来的威胁和不安，使得我们对「中国文化」也连带地反感和厌恶？难道不是因为五十年来政治权力，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文化扭曲、疏离、窄化，使得即使政治解严了，还是以戒严的心灵在看待文化？如果说，当年国民党，和以往的多数统治者一样，把本来是多源分流的文化汤汤大河抽取其有利于巩固权力者缩减成一个简单的固体，那么今天民进党政府在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中华民国」，用闽南语考试等等作法，是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把文化大河窄化缩小成固体，供到另一张权力的神桌上？
我可以了解民进党试图把树枝扭回来的心情，可是，强扭的话，有一天他放手时，树枝又会强烈地弹回去的。如果艰辛学习了五十年之后，人们所学到的不是认识到文化的大河本象，反而是把原来的固体换成另一个固体，只是在固体的表面涂上不同的蓝蓝绿绿的颜色，让文化继续为政治权力与意识型态服务，让「海岸线」继续做「警戒线」──台湾根本就没有解严。
大海国际观
「绿岛」已经在海中绿了几万年几亿年了，不是只有那五十年的悲情。「大海」白浪淘尽古今日月，不是只有那五十年的封锁。「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并列人类文明遗产，大河滚滚，不是只有那五十年的小小的堵塞。时代在考验的是，台湾人有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制约、政治的禁锢，看见大海其实不是围墙，中国文化其实不是哪一个政权所塑形的固体；有没有智慧以文化的本质、本象来思考问题，讨论未来？
如果能够，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怎么面对中国文化，当然是国际观的一部份。当我们去除了观念的戒严，心胸开阔到能够正视中国文化这条大河，看见大河本色，我们会知道，大河也能招来万商云集，也能带我们纵横四海。如果我们的母语是希腊语或印度语或希伯来语，我们难道不去拥抱那古老浩瀚的大河文明吗？源远流阔的汉语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少数主流之一，而我们凑巧是汉语的使用者，这岂不是一种智能秘籍的馈赠？
懂得汉语，有如手中握着一把钥匙，容许我们开启一扇不轻易开启的门，进入大河，泅泳其中。台湾良好的教育基础、小康的经济体质、民主开放的价值结构，使得我们从大河出来时，很容易创造出新的花园。故宫的藏品──不管政治的争论──使台湾成为世界博物馆重镇。云门把台湾的名字带出去，是因为云门让世界发现了中国旧传统最活泼的的现代诠释。蔡志忠的老子漫画可以用各国的语言进入国际市场，是因为他让人们发现东方最古老最菁英的文化其实也可以最现代最通俗。
当我们不用这把钥匙时，别人会用的。卧虎藏龙和花木兰让好莱坞用了；三国演义让日本人用了，用得炉火纯青，使玩计算机游戏的欧美少年人人熟悉刘备、吕布、诸葛亮，甚至间接促销了三国演义小说原著的英文版德文版。文化的输出换取利益的输入，用的却是中国文化的资本。
二零零八和二零一零年就在眼前，前后好几年，北京和上海都将是全世界的焦点──北京人和上海人将怎样把中国文化的资源利用得淋漓尽致？对错好坏是另一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手里有把钥匙是确定的，钥匙将引发的风起云涌是可以预测的，中国文化更加速地成为国际资源──不管你喜不喜欢──是可以料见的。面对这样的前景，台湾是顺势搭中国文化的便车、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是把脸转向岛屿内陆拒看呢，还是，继续争吵历史课本要不要删除中华民国、国文作文要不要废考、用汉语还是通用拼音、公投像不像文革？
没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台湾的唯一「处方」。如果一定要有「处方」的话，台湾的「处方」是开阔的大海国际观，而如何善用中国文化根本就是在考验我们的国际视野与能力。
台湾文化的核心精神
台湾文化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要和中国文化有所区分，恐怕不仅只在于我们所乐谈的歌仔戏、布袋戏、宋江阵、烽火炮或者放天灯。这些都是重要民俗技艺，我们要全力保存、发扬，但是他们不是源自中国，就是和中国各地方或东南亚各国极其相似。要和中国文化区分，更不是将「中华民国」删掉或者把中国史编成外国史就能做到。相反的，由政治权力来主导历史和文化，反而凸显此刻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和集权中国是一种文化。
我相信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上。走过日本殖民和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台湾已经逐渐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虽然还不是非常的扎实稳定。那个共同的价值观包括，譬如说，相信个人价值不低于集体国家价值，相信政府必须受到严格监督，相信决策过程必须尊重民意、而且公开透明，相信公器不能私用、权力不能滥用，相信弱者必须受到保护，相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相信文化必须依靠和平的累积而非激烈的革命，相信多元的信念、语言、文化、种族等等，必须，绝对必须，受到平等尊重。
使今天的台湾文化和今天的中国文化不一样的，是这些价值，还有这些价值真正落实的程度。在这个价值的基础上，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等，得到它不同的发展面貌；也是在这个价值基础上，邻里关系、公民行为、商业伦理，城市风貌，得到它不同的氛围。自由或不自由，对人尊重或不尊重，开出来的现代文化就是不一样。华语的中国传统文化落在这些新的人本价值基础上所开展出来的新文化，就是台湾文化。
以民主自由、开放多元为最高价值，优先次序就会很不一样：海岸法可能比公投法还迫切；根本解决原住民的劣势处境、对原住民文化与生存哲学谦卑地去了解和学习，还给原住民平等和尊严，可能比改不改国号来得重要；公民素养的培养、国际观的建立、全民艺术教育的落实，基础科学和高科技的研发，经济政策的彻底国际化以提升竞争力等等，可能比在教科书里更改历史急迫重要得多。
历史当然可以更改，但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历史的更改要经过长期的论辩与沟通之后而行。那个寻找共识的过程就成了凝聚社会的力量。民主社会与极权社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在前者，过程比结果还要受到重视。
歌仔戏还是京戏，闽南语还是北京话，台湾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是表面形式罢了；如果开放、宽阔、容忍、多元的价值不成为文化的核心内容──譬如说，如果台湾人觉得从中国大陆偷渡来台的孩子们落水溺死是活该，如果还是以一个新的固体取代旧的固体，僵化狭隘依旧，观念戒严依旧，锁国心态依旧，我不知道谈台湾文化有什么意义。
绿岛是绿岛。大海是大海。中国文化是文化。让我们心灵解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