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到目前为止，已有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基本的状态。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是专制，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有了工业革命才有工业文明，这种文明的演进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更高级。在工业化的时代，民主已是普世价值，民主制度是唯一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政治制度。
但是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一文（于2012-2-16在爱思想网上发表后被删掉）是反民主的力作。当然，这篇文章也有许多观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更多的是反民主的观点。
（一）在文明演进中偏离内在结构的情况是暂时的
由于农业技术的出现产生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核心，农业社会的一切都围绕这个核心转动，尽管有的地区、有的民族、有的国家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过偏离，但那时暂时的，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核心。农业文明也是一个系统，农业文明系统的内在结构就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纵观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其特征在政治上是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是一元化文化，这三大特征构成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统一整体。只要农业文明这个核心不变，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也就不会变。在历史上，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早期，有过几百年的“偏离”（即社会结构脱离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运动，比如，在政治上，出现过民主制度。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产生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比如，血缘纽带的冲破、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诞生，等等。正如方朝晖教授在《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一文中所说的：“我们看到，在以农业为主、血缘纽带成为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整合方式的情况下，人类没有哪一个文明曾经获得过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严格说来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也并非不存在，它是在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和新型的社会交往冲破后产生的社会舆论领域，其核心是人从过去的‘家族中人’演变成独立的个人。民主是在公共舆论领域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之后产生的。但是在血缘纽带是最主要的社会整合力量的情况下，那种超出于家族之上的公共舆论领域不可能以常规的形式出现于政治舞台。 那么公共领域如何以常规形式出现呢？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以超出家族的形式联合成为一个个经济实体或其它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家族之上、国家之下的实体，公元16世纪以来常被称之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的诞生以‘自由人’的出现为前提，自由人（公民）的首要含义就是指冲破了血缘纽带的人。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血缘纽带在商业贸易发展下的冲破，全体人被划分成公民和奴隶，于是一个正式形成了的‘市民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其中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相反，在血缘纽带没有被完全冲破、市民社会尚未正式形成的斯巴达等其它希腊城邦，则没有出现民主政体或民主政体发育不良。” 教授方朝晖还认为，除了上述这些之外，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至少还要依赖于如下一系列条件：（1）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2）交通工具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3）新型公共权威的形成。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早期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结构出现偏离农业文明内在结构既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情况，但是当这些条件消失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又回归于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之下。
我国古代没有出现民主政治产生条件，所以，民主制度在我国古代无法建立。即使有一部分人想把民主制度建立了也不会牢固的，比如，在民国早期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由于没有有效运作的一系列条件，所以，最终还是被颠覆了。
古希腊人由于有民主的实践所以他们的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宏伟著作中认真总结了民主理论，民主思想才留传下来。而我国先哲先秦诸子由于没有经历过民主实践因而没有产生民主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要说我国是如此，就是生活于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犹太先哲自称为上帝儿子（“神”）的耶苏也没有民主意识，他还见过古罗马早期的执政官选举呢！
我国古代历史上由于没有出现过民主产生的条件因而从没有民主实践，所以我国古代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偏离农业社会结构范式。但是，由于某些政治家的个人运作在经济上有过脱离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情况，比如，西汉新朝的王莽， 王莽的新王朝是一个短命政权, 王莽的公有制土地改革失败了,连他的王朝和生命也一起丧失了。不久，我国社会结构又向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复归。 所以，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是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其社会结构虽然由于某种原因都会出现在某一方面暂时偏离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情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复归的。
（二）工业化和民主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范式是会发生转换的，工业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社会。当世界主要国家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后就预示着工业文明的形成。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社会的一切都围绕工业文明这个核心转动。工业文明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了转换，这种转换的最终动力是科技革命。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特征是，在政治上为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为多元化文化。
从近代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转换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三条现代化道路的竞争。一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民主制的道路，另一条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的形成其现实后果特别是在政治方面造成极大的不同。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原来的三条现代化道路，两条道路失败了，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并被彻底改造，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已宣告失败。由此可知，只有英、法、美的现代化道路才与工业文明相符合，这也可以由此断定，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
从今天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何种文化背景的国家以及在工业化之前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只要是实行工业化，都必然向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包括英国在内都没有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例外的，不论是美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不论是亚洲国家还是非洲国家；不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国家，不论是“马教”（马克思主义）国家还是佛教国家，统统都是如此，尽管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制度上的反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反复，并且走得也很艰难，但最终还是要发生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即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工业文明的产生，原来的农业结构范式已经容不下这种新文明，难道不允许它寻找适合于它的新的结构范式吗？
由此可见，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化、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是不可逆的。从系统主义哲学来看，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这是一种优化，是一种整体优化。优化演化律是系统主义哲学的根本规律。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以往的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虽然流派有数百家之多，但其建立的科学基础都很原始和简单，那些科学理论都是以往朴素科学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古典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等分别为代表），所以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东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结论已经没有了深度和过时。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新的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最新的最有深度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优化演化律告诉我们，系统不断演化，优化通过演化实现，表现系统的进化发展。耗散结构理论阐述了系统优化的一些基本前提，协同学着重讨论了系统优化的内部机制，超循环理论说明超循环组织形成就是系统优化的一种形式。系统优化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但是，方朝晖教授要反对这条规律，他于《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一文中说：“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民主制度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君主制度到民主制度，从世袭社会到公民社会，从人与人的等级关系到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这不是进步是什么？这里面包含一种典型的‘现代偏见’。更准确地说，典型的现代中国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来自‘五四运动’以来严复等人传播进来的‘进化论’，它对中国人影响太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影响。按照这种‘进化论’的历史观，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着’的，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制度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其实这种观点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早就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我在这里不想花太多功夫来系统地批判它，大家看看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就会略知一二。”可见，他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方法论，由于如此，在思考问题是难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化，从系统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优化演化，是一种进化或者说是一种进步。很显然，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应该说就是一种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文明产生后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政治上的特征一定要是民主制度呢？因为如前所述，民主的实行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包括市民社会兴起、血缘纽带冲破和普遍人性形成等等。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构架，并不是某个人、某些理论家或某个具有爱民倾向的学者一个人一时的发明，而是由各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民主的实现不仅依靠宪法中政府体制内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还要靠政府体制外的社会上的分权,即社会团体组织对权力的拥有。这些团体组织本身不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还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是独立的权力主体，为维护组织成员的权利而奋斗，故在政治斗争中，必然会对政府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更好地分散了权力，有利于民主机制的实现。 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后，在工业化的社会民主政治产生一系列条件，都完全具备了，原来存在的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和工业化冲破了，人已从过去的“家族中人”演变成独立的个人。人与人之间以超出家族的形式联合成为一个个经济实体或其它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在工业化社会全体人被划分成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于是一个正式形成了的“市民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 在工业社会条件下 ，也提供了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各种必须依赖的一系列条件，比如，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商业经济的过渡、交通工具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新型公共权威的形成，等等，工业社会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说明了民主制度已不可避免了。
我在《辛亥革命百年，民主有望了吗?》一文中指出：“民主化的国家如果是自生的又不是所在国领袖推动的没有例外的是其国家在工业化之后,
随着工业的发展,必然要产生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是其一。第二,工业化意味着开放和广泛的信息交流,这样令国民的视野开阔,在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他们最终要选择民主、自由和法治,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带来公平正义和人权,才能使他们变成国家的主人,而在专制条件下他们是政治上的奴隶。第三,工业化一般伴随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治,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法,但专制制度特别是在一党专政下无法供给法治, 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要求法律必须是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的良法;法治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法治强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守法。但是任何形式的专制国家都没有这些条件,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就自然要民主化。”
现在人们普遍把民主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普世价值，于是民主制度也就成了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一般说来，人们认为“民主”就是“国民主权”，就是人权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的制度，同时，民主也是解决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低效问题、滥用职权问题等等）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农业社会走出“一治一乱”循环的有效途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在通常情况下不是哲学思想的产物，而是工业化后特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所以对于民主政治，我们只能主要从工业化、从现代社会结构特别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市场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等来理解它兴起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代农业社会的农奴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及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君主政治更适合，而在今日工业化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成型的条件下，民主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后发工业化国家还得小心对待，特别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国家更应该如此。尽管实行民主制度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已不能否认民主是工业文明时代国家治理的最普遍适用的最好的政治模式。
方朝晖教授说：“我认为，民主、专制的二分是现代人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是一种仅仅对现代人的思维来说才有意义的神话，对于古人来说这个神话没有意义。没有一个唐代学者会认为当时的君主制是落后和专制的象征，或有必要取而代之；假使时间能倒流，今天的民主拥护者能回到唐代，同样会发现，在唐代通过公民投票来选择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同样没有其实行的社会现实基础。唐代人没有实行普选制，不等于唐代人生活在专制之中。看看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何等自由、奔放；看看当时学者批评时政的文章或奏疏，同样可发现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专制’所能允许产生的。你也许会从唐代政治制度的运作中发现一些专制的因素，我也可以从当代最民主的国家政治运 作中找到大量专制的因素；同样我还可以从唐代文官制度中发现大量非专制的成份。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夏商周到明清，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的，是适合时宜的最佳选择。大概找不到比他们的政治制度框架更好的制度了。当然，就每个具体的时代而言，其政治制度和文官系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且各朝有所不同，包括设不设宰相、如何选拔官员、宦官的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各朝制度总是有改善的余地，但是他们的大体制度框架是符合当时的时代条件的。”方朝晖教授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夏商周到明清，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的，是适合时宜的最佳选择。”这个观点是对的，因为我国从夏商周到明清都一直都处于农业社会之中、一直都沐浴于农业文明之中，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专制，在农业社会全世界所普遍使用的政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特别是君主制；所以方朝晖教授说的“没有一个唐代学者会认为当时的君主制是落后和专制的象征，或有必要取而代之；假使时间能倒流，今天的民主拥护者能回到唐代，同样会发现，在唐代通过公民投票来选择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同样没有其实行的社会现实基础。”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民主和专制”是对立的，因为它们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制度。专制更适合于农业文明，而民主更适合于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专制是世界普遍使用的，而在工业文明时代民主是世界普遍使用的，由于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演化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专制制度就将终结，民主已是世界潮流，而且将来不可能再回头去实行专制了，将来的将来都将实行民主的治理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民主是普世的。
（三）文明演进过程中实行民主化是会有风险和代价的
从历史经验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实行民主是会有风险与代价的，很多国家都有曲折和反复，但是工业文明已经在全世界形成，它最终是会替代了农业文明的，所以工业文明的浪潮已势不可挡，现在全球已经演化到了工业化的第三阶段即信息时代，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代替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已无法避免。既然如此，而民主又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一大特征，世界各国能避免民主吗？
方朝晖教授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指出了实行民主的风险与代价，这个研究是有意义的。这可以用来指导转型工作，但不应用来反对实行民主。方朝晖教授说：“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Huntington, 1991，13－26）一书考察分析了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三次大的民主化浪潮。第一波发生于19世纪上半叶到1926年，以欧美国家为主；第二波发生于二战期间及以后，许多原先的西方殖民地国家或盟军占领国走上民主化道路，遍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第三波发生于1974年以后，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大批亚、欧、拉丁、非洲国家卷进。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波民主化浪潮不久，都会有许多国家发生民主的倒退现象，变成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 ” 他接着说：“在那些发生民主倒退的国家，往往发生军事政变或军人执政，政局长期动荡，政权不断更迭。第一波民主化倒退浪潮中，发生了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葡萄牙、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等国家。第二波倒退浪潮中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多集中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有秘鲁、巴西、玻尼维亚、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南韩、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希腊、土耳其、尼日利亚。据统计，1962年世界上就有13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而在1975年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增加到38个。”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是方朝晖教授从这些历史事实里得出的结论却不对了，他认为，民主倒退的现象往往发生于原先不熟悉民主、采用新体制不久的国家，以非西方国家为主，这说明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经验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普遍不适应性。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民主制度虽然率先出现于西方国家，但是因为民主制度最适合于工业文明，所以凡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的力量将会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扫清一切障碍，包括文化和心理障碍，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也有可能会有反复和曲折，但是最终是民主获胜。例如，虽然，在第一波浪潮中1910年前建立民主的国家，有一个国家即希腊在1920年以后出现反复； 1910－1931年新建的17个民主国家中，只有4个在20世纪20、30年代保持了下来。在第二波倒退浪潮中， 1958年新建立的32个民主国家中三分之一左右都在70年代中期发生了倒退。1960年10个伊比利亚南美民主国家，到1973年只有两个国家（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继续保持民主，等等，这些都没有错，事实是如此，但是经过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工业化为这些国家还是扫清了民主化的所有障碍，现在所有这些出现反复的国家都已全部重新民主化并走上了正轨。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实现工业化，就必然要带来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一定会代替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所以，实现民主绝对不在话下，尽管会有反复但工业化最终都会扫清一切障碍包括文化和心理障碍带来民主。
但是，方朝晖教授为了说明民主不适合于西方，因为非西方人与西方人有文化和心理差异，却在下文进行胡说，比如，他说：“二战以来实践民主政治的一大批亚、非、拉民族或地区来看，真正成功的又有几个？远的不说，无论是实践民主的拉丁美洲国家如智利、阿根廷等国，还是亚洲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国，均不能成为民主的成功范例。前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搞起了民主化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的失序和混乱，至今没有起色。南韩、台湾、日本、新加坡也许是二战以后现代化最成功的地区，但是日本和新加坡由于长期一党执政，人们通常不认为它们代表典型的民主社会。而台湾和南韩，且不说它们的现代化成功主要当初籍由威权政府实现，今天的台湾和南韩由民主带来的问题甚多，凡是了解其内情者，没有人认为它们的民主是成熟的。笔者在此二地均生 活过，无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了解的情况均证明，民主化对它们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发展贡献甚少，而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无休止的党争，人心的撕裂及社会的混乱。人们对于政治人物相当缺乏信任感，政客们腐化堕落及缺少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12年2月16日，这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个时候，方朝晖教授所说的上述所有国家，无论是拉丁美洲的 智利、阿根廷，还是亚洲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或是俄罗斯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南韩、台湾、日本、新加坡，等等，他们的民主化转型和改革，已经全部走上正轨并运转有序，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清华大学的教授可以不顾历史事实，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任意胡说，这不仅是水平问题而且是学术道德问题。他任意胡说这些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非西方国家由于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所以不能实行民主化，否则，一实行就会混乱。我国是非西方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心理，所以也不能实行民主。
比如，他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鉴于中国大陆的国情与这些地区相比更加复杂得多，若将美国、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模式用之于中国大陆，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民主化带来人心的撕裂和族群的无休止斗争，当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收买的方式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时，民主制度一定比专制制度更加尊重人性，就未必了。当多数人并不是以个体的人独立存在，而是生活在血缘、亲情、家族或乡土共同体纽带中时，或者个人完全为所在的群体绑架时，公民投票就不可能代表个人意志，而只代表生存共同体的利益需要。因此，假定民主改写能尊重每个人的意志和尊严，也就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与此同时，现代文化相对论的成就告诉我们，如果假定这种‘集体主义’或‘共同体主义’的社会就一定不好，一 定要以改造成个人主义社会才好，那就是用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其他文化，并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需要。余英时（1988）在《民主与文化重建》一文中也曾论及中国文化与民主之关系，其中也强调文化心态、文化素质及文化状况于政治民主化之至关重要，提醒人们不要以为政治奇迹可以想当然地创造出来。其言甚是，且亦为现实所证实。类似的观点，当参梁启超于近百年前论“共和立宪”之不适用于中国，梁的理由是共和立宪的结果必然是更大的专制，讲得十分有理。梁因而主张君主立宪更佳。另外，章太炎也曾严厉批评辛亥革命后，国会议员素质低下，致使中国的太上皇从原来的一个变成了一大堆，并因而反对共和立宪。其道理从今天看来也十分有趣。前述享廷顿研究所揭示的民主化浪潮中的种种波折，其中不少国家至今并未从波折中完全走出来，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那么，中国是不是特殊呢？应该说，现在的中国是特殊，政治特殊、文化也特殊、心理也特殊，因为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民主化了，我们中国还停留在专制社会的治理模式，这肯定特殊，当然，这个特殊也跟现在已经民主化国家在没有民主化之前的情况相同，但是当我国工业化之后，这些阻挡民主化的特殊性被工业文明一扫而光的时候就不会特殊了。
方朝晖教授接着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实践好，就机械地模仿。因为一方面，建设民主与锻炼成运动员的过程类似，是非常艰难的适应过程，过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目标。所以正象运动员也彼此大不相同一样，各国的民主实践也必将走不同的路，并无一条普遍适用的模式，此其一；其次，正象身体好不等于做运动员一样，政治好也不一定只有民主政治一条路可走。”既然他说，“政治好也不一定只有民主政治一条路可走”，那么他要中国的政治走什么路呢？他说：“我们知道，无论是民主政体也好，还是其它任何政体也好，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掌权。那么民主是不是达到这一理想的最佳形式呢？答曰：否。民主者，民意之谓也。正因为民主政治试图借助于民意来实现上述目标， 而民意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非理性、情绪性、盲动性、愚昧性，所以民主绝不是人类最佳形式的政体。因此在西方，除柏拉图之外，19世纪以来批评民主政治的人不胜枚举。”他首先批评，美国学者福山（Fukuyama, 1992）说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制度，因为只有它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人的尊严。接着他还说，“等级制度不等于专制和极权”极力为儒家社会政治学说强调等级关系辩护，同时还说，“修德、任贤比制度重要” “公天下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 “任贤使能”比“多数统治”好， 最后他说，从文化心理上说，中国文化不适合于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而更适合于精英治国模式。”说到这里，他无非要宣扬的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精英要高人一等。人类文明的演进将会彻底粉粹这些所谓精英的美梦。
2012-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