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哲学产生以来，特别是从近代以来的哲学，无不受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历史上，从工业革命产生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发生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每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准备工作一完成紧接着就有新的哲学产生。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准备工作已经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接下来系统主义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以往的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没能涉及到系统的自组织性问题所以都已过时或没有了深度，只有系统主义哲学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从目前来看，这是一种最有深度的哲学。
（一） 系统原理与规律寓于世界本原之中
世界本原是对世界的根源、第一原因的探讨，即寻找可感觉的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据。这种意义上的“本原”是对现存世界的终极本质的思考。在哲学著作中表达的超越有限世界，探索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根据的哲学追求，则是哲学本体论诞生的标志。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即存在的“第一因”, 或者说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4、240页）。从古以来，不论是何种哲学，都承认世界本原的存在，只是有一部分哲学家认为，研究世界本原非人的能力所能及，所以应存而不论。
从有哲学以来，关于世界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一直有争论，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本原是物质，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本原是精神。两千年以来，这两大流派都一直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直至今天，世界本原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还是无法最后确定。简单说，还是谈论不清楚。虽然，世界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谈论不清楚，但“世界本原是系统”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从系统科学诞生以来，它就告诉我们世界是由系统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世界的本原也就是系统。因为世界由本原、自然和社会构成，世界本原是可感觉的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据本身，现实存在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由世界本原派生出来或者说是外化出来的，所以它不包含就不会生成，由此可以推断，因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由系统所组成的，因此，生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世界本原自然就是系统。因为世界的本原是系统的，所以系统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规律隐含于本原之中，宇宙生成、生命出现和人类产生及其规律显然是系统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规律从本原外化出来的结果。世界本原既然是系统，那么它一定是要素、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它一定具有系统的基本特征。
在人类历史上，从近代以来，人类经历的三次大规模的科技革命，从蒸汽技术到电气技术再到信息技术，代表着科技体系层面的演进。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
系统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系统主义哲学是哲学中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有五大规律与八大原理，系统主义哲学的五大基本规律可概括为：（1）结构功能相关律、（2）信息反馈律、（3）竞争协同律、（4）涨落有序律、（5）优化演化律等；系统主义哲学揭示的世界八大原理，可概括为：（1）整体性原理、（2）层次性原理、（3）开放性原理、（4）目的性原理、（5）突变性原理、（6）稳定性原理、（7）自组织性原理和（8）相似性原理等。
系统主义哲告诉我们，本原、宇宙、自然和人类，一切都在一个统一的运转的系统之中。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人们公认是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创立的，他在1968年发表了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系统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主义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二）自然界的逻辑
我们虽然无从确切断定世界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可以切确知道的是：它是系统的。从系统主义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人类所处的 “宇宙”，除人的意识外是物质的。这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与思维。世界本原首先是外化为自然的（但如何外化还有待于研究），而自然是由空间、时间和能量等所构成的多样又统一的物质系统。这个自然界包括无机及有机自然、生命和人类，它有自身演化的逻辑。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于自然的研究与讨论都是哲学的主要内容。自然界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子系统，简单划分可归类为：物理系统与生命系统。生命系统是比物理系统更为复杂的系统，有其独特的规律，生物学定律不只是物理－化学定律在生命领域的应用，而是比后者更高层次的定律，它不能还原为后者。生命有机体是一个独特的组织系统，其个别部分和个别事件受整体条件的制约，遵循系统规律；有机体结构产生于连续流动的过程，具有调整和适应能力；有机体是一个原本具有自主活动能力的系统。在无机自然界的基础上产生生物界，在生物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人类是生命与意识相统一的系统。物质、生命和人类以生物圈和食物链的形式构成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
在生态圈里只有人才有意识，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可知，精神系统是在人脑神经系统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更大的系统，人脑与精神的关系是两个开放系统之间的关系，大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的活动也是有层次的，不知经过多少层次最后达到高阶活动，这就是意识。意识与人的生物体、大脑和思维过程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意识是人脑对自身的支配性，对客观外界的感知性、认知性和创造性。
自然界从无机与有机自然界的基础上产生生物界，在生物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这是一个进化过程。世界各种不同的系统，都处于物质、能量、信息永不停息的运动变换中，并依据系统所处的最适条件，或趋向最完美的某种结构形态，或是选择最简短的运动路线，或显示出最佳的特定性质和特定的功能，并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优化的存在状态或优化的发展过程。由于系统诸要素、诸层次的有机联系和有序结构，系统整体质和功能优于部分的质的总和与功能总和，因此在系统自组织、自同构、自复制、自催化、反馈和环境的质量、能量、信息的交换下，系统朝着熵减少和有序程度提高的方向运动和发展，并逐步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佳状态。这就是 “优化演化律”所揭示的。系统不断演化，优化通过演化实现，表现系统的进化发展。系统优化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形态越高，发展越快”是系统优化的一条基本法则。
“优化演化律”所指的方向是上升的，这与19世纪诞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表明的时间箭头（进化方向）是一致的，但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所确言的演化方向似乎与生物进化论所言的演化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断言自然物质中存在着从有序到无序，终结于最大元序状态的演化趋势；后者指出生命系统中存在着的是一类熵减少的过程。19世纪中叶这两种理论所揭示的“演化悖论”，深深地困扰着科学家们的认识。20世纪以来物理学以及系统学科的发展，把演化的两种科学观点的冲突推进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看来，19世纪提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已经把不可逆的演化和时间之矢的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他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表明，时间对称破缺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熵垒，无限大的熵垒保证了时间方向的单一性，保证了生命与自然的一致性。耗散结构理论就这样把热力学定律和生物进化论协调起来，解决了克劳修斯关于物理过程是从有序到无序发展，而达尔文确言生物世界是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演化悖论”。
从有机自然界到生命界再到人类的产生，这都是飞跃性的演化，生命系统和意识系统都是耗散的自组织系统，存在内禀生命和精神节律，生命、智慧与有机自然毕竟不同，系统科学揭示能这种不同的机理。经典的热力学理论只适用于平衡态的过程，无法用以解释像生命和意识这种远离平衡和高度有序化的系统。1969年普里戈金在《结构、耗散和生命》的论文里，正式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普里戈金指出，对于一个与外界有能量和物质交换的开放系统，在到达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到一定的阈值，稳恒态就变得不稳定了，出现一个“转折点”，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一个重要的新的可能性是，在第一个转折点之后，系统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可能到达一个高度有序的新状态，即具有高度的自组织性。
系统科学理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系统自组织性演化图景。我在《方法论的伟大变革》（凯迪网2007年）一文中指出:“自组织系统理论所刻画的系统自组织性演化可概括为：在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和有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以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为动力，即以其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为动力，同时受到内外涨落的随机启动，产生出集体运动的协同效应,其协同关联所产生的“序参量”又进一步支配了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从而使系统走入循环、交叉作用并关联于放大的循环链圈之中；于是通过这种有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过程，系统便经历多种渐变和突变从无序跃变为有序，或使有序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于是系统便从平衡态的混沌走向有序，又进一步演化为包含有序结构的非平衡态混沌。”
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性原理）但又分成不同层次（层次性原理），系统可简单分为自组织系统系与非自组织系统，自然界的生命系统和意识系统都是耗散的自组织系统系，根据系统主义哲学的自组织性原理可知，生命系统和意识系统它们都具有自组织性。系统要产生组织性就必须使系统远离平衡态，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理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它能使系统走向一个高熵产生的、宏观上有序的状态。根据系统的竞争协同律可知，正是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其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竞争与协同，才使到在临界点处的系统其非线性机制放大微涨落为巨涨落，而涨落往往导致热力学分支失稳，根据系统的结构功能相关律可知，在控制参数越过临界点时，非线性机制对涨落功能产生抑制作用，使系统的突变稳定到新的耗散结构分支上。同时，根据系统的开放性原理可知，一个孤立系统绝不会出现自组织性，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不同，系统的熵增量dS是由系统与外界的熵交换deS和系统内的熵产生diS两部分组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只要求系统内的熵产生非负，即diS>=0，然而外界给系统注入的熵deS可为正、零或负，这要根据系统与其外界的相互作用而定（信息反馈律），在deS<0的情况下，只要这个负熵流足够强，它就除了抵消掉系统内部的熵产生diS外，还能使系统的总熵增量dS为负，总熵S减小，从而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一个由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其可测的宏观量或多或少有些偏差，这些偏差就叫涨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涨落也会立即耗散掉，系统总要回到平均值附近，然而，在临界点(即所谓阈值)附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涨落可能被不稳定的系统放大，最后促使系统达到新的宏观态(涨落有序律)，所以普里戈金提出涨落导致有序的论断，它明确地说明了在非平衡系统具有了形成有序结构的宏观条件后，涨落对实现某种序所起的决定作用。阈值即临界值对系统性质的变化有着根本的意义，在控制参数越过临界值时，原来的热力学分支失去了稳定性，同时产生了新的稳定的耗散结构分支（稳定性原理），这种在临界点附近控制参数的微小改变导致系统状态明显的大幅度变化的现象叫做突变，自组织性的出现都是以这种临界点附近的突变方式（突变性原理）实现的。
系统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演化的秘密，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哲学能够这么准确揭示自然演化的逻辑从而使到自然界变化的路径和规律如此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进而解决了自然进化的旷古之迷。这就是系统主义哲学的深度之一。
（三）社会进化
当自然演化到有人产生的时候，社会也就跟着产生了，人是自然与社会联系的中心枢纽。同时，人也应该是社会的主体。当两个以上人的行为发生联系时，一个社会系统便已存在。社会系统有三种基本的类型：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国家系统。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产生以来，社会系统便在其运作过程中显现出分化、冲突与整合。随着社会日益扩大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分化不断加剧，这些系统的分化对更大的系统提出一系列难题。当社会系统分化形成一个社会公认的机制，社会控制部门也就随之建立起来，具有特定功能的不同组织的产生代表着一种新 “社会技术”的产生。
社会进化是社会系统在与其环境的联系中不断竞争与协同的过程。社会进化是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国家系统相互之间的分化，以及这三类系统的内部分化。在此过程中，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国家系统尽管其层次相互渗透，但它们按各自特有的方式动作。同时，社会系统活动不断专门化，从而显现出其内部的分化。从历史发展看，社会进化包括系统分割、社会分层、功能分化三种不同分化方式的运动。一个达到分化临界点的系统必须发展作出约束性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也为进一步分化创造了条件。
互动系统只包括能相互交谈的个体；组织系统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协调个体的动机、意向和执行某些任务的需要；横贯互动系统和组织系统而综合一切相关影响的沟通行动的系统就是国家系统。
社会组织系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系统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系统；狭义的社会组织系统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合作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社会组织系统指人们为实现特定社会目标，执行一定的社会职能，并根据一定的程序和规章相互协作、共同活动的社会系统。一般来说，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就是社会里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系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结构会不断分化，社会的有机团结需要建立新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整合机制。现代社会组织就是这种契约性整合的组织载体。一般认为，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是公民社会。这是一种不同于它种社会类型的多元化、自主性的社会。公民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结构功能，成为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公民社会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公民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系统有：家庭、工会、政党和企业等等。
社会组织系统并不是组织成员及物资设备的简单集合和组合，它是组织成员为了实现同一目标而协同努力的集体。任何组织系统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才能实现目标。组织系统最为根本的功能就是提高效率，所以如何获得组织效率是管理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实，国家是一个最大的社会组织系统，只有社会发展到有了国家组织，社会才真正成熟，为了使一个国家系统具有最大的效用，可以把它看作一些互动，国家系统通过这些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
国家系统受到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总体环境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这两种坏境一起构成了国家系统的总体环境。正是从这些环境中产生了各种影响，对国家系统造成了可能的压力。那么，来自于环境的压力是如何与国家系统相联系的呢？
主要通过国家系统的“输入”、“输出”方式等来进行。“输入”是包括了国家系统外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改变、修改或影响国家系统的所有事件。环境中的大量行为正是由它们加以输送、反映、集中并用来对国家生活施加压力的。国家系统与总体环境之间有若干“反馈环”。输入和输出是国家系统与社会总体环境联络的通道。其中，发生在输入过程之中的政治参与称为“输入性参与”，发生于输出过程之中的政治参与称为“输出性参与”，由于政治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公民对当局决策的反应很快会通过“反馈环”成为影响政府的新的决策的动力和信息。
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体系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即公民对当局的决策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与此同时，公民不断地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输入要求和支持，形成压力。国家系统的输出和输入处于一种比较通畅的良性循环状态。在一个不正常运转的国家系统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失衡状态，即病态状态。国家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一种情况是，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入一端，输入过大，输出过小。国家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另一种情况是，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出一端，输出过大，输入过小。政治决策完全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做出。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令和决策，却不能向政府输入自己的要求。
在历史上，国家系统曾被地缘政治所局限，而在当代，则出现一个向统一的世界国家发展的趋势。
社会进化离不开人的参与，同时，人在社会系统发展和进步中也会不断社会化。由于各种原因人也是分层次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普通人和杰出人物。任何杰出人物都能给予历史进程以重大影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时间内决定历史发展的状况，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决定历史的基本的长期趋势。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系统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统一体，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制约着特定类型角色互动的规范模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有其社会结构规范模式。纵观历史，可将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范式” 的主要特征归纳有如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一元化的文化；可将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范式”的主要特征归纳有如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多元化的文化。社会结构范式是会转换的，比如，从世界历史来看，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为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这种转换也就是社会进化。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结构的改变，由原始社会结构范式向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变是农业科技的出现促使的结果，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转变是工业科技的出现促使的结果。这就是说，只有社会发展到有了一定的科技之后，社会结构的转换才能真正到来。因此，毫无疑问，科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普通民众也许不需要哲学，但民主自由人士、政治人物和文化人不能不学习哲学，因为有深度的哲学能为民主自由人士、政治人物和文化人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以确保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顺利进行。民主自由人士和政治人物不一定是思想家，也就是说，民主自由人士和政治人物不一定要有独特思想，但他们一定是一定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如果他们没有哲学思考能力，很难对政治与国家形势进行准确判断。而文化人如果要进行文化与学术创造也需要有哲学思考能力，因为从有哲学产生以来，文化人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的，比如，曾经影响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出的结论，因此，民主自由人士、政治人物与文化人必须学习哲学。
自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并形成系统主义哲学以来，系统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这是目前最有深度的哲学，所以，现时代以及将来的民主自由人士、政治人物和文化人都应该学习系统主义哲学。
201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