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值此特殊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今天遭遇的真正挑战决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或军事强国，而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之林的位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决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历史已经回到了这样的起点：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制度架构等之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它对人类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意义和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基于其过去的历史传统及今天的规模，未来的中国有可能建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现代中华文明”，并象古代那样把它的影响力辐射到周边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尽管它与西方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冲突和对立的，甚至有很多共同的方面和共享的资源，但是在一系列异常重要的方面与西方文明相比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异之处。毫无疑问，这个新型的“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是以中国自身特有的现代性为基础建成的。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是仅仅是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复兴，也不是“综合国力”或“软实力”这类术语所能比拟的，而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诞生。这个新型文明形态，尽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政治和法治等诸多方面与今日主导世界的西方现代文明多有类似，但终究是一个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体现在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样式等多个不同方面。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在精神上最深刻的焦虑来源于失去了对一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基本信念，找不到自己在精神上的真正落脚点。与此相应，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在中学与西学、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西洋现代文明样式的相互激荡中彷徨四顾。这个问题不解决，使无数文化人在精神上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从内心深处丧失了文化自信，更谈不上灵魂的超越与永恒。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彼岸意识（即不以死后世界来规范现实生活方式，如在基督教等宗教中所见），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丧失了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的最高理想不仅关系着千千万万有教养、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灵的自我安顿问题，而且是决定中华文明今日能否成功再生的重要前提之一。
所谓文化的最高理想，我指一个民族对于共同体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梦想或追求，或通向这一境界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人性体验永恒价值、实现自我超越、找到安身立命之本的文化价值，可以给一个民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带来无穷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激发无数人奋斗不息的无尽的精神源泉，和该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找到自信的精神支柱。一个文化的最高理想往往表现在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或文化理念中，为文化中有教养的人士所阐发或论证，为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所广泛接受和崇尚；它往往是志士仁人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和一个民族在残酷的打击和磨难中坚强地站起来的精神支柱，或成为该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鞠躬尽瘁追逐的人生梦想。
如何来重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
我们发现，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被侵略和蹂躏，无数次分裂和动荡，它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衰，不是我们的先辈擅长打仗，也不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自古比别国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或文化理想。其中最值得我们拾起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早在2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就为我们的民族确立了先进的文明理念，并将此理念置于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需要之上，作为指导后者的根本精神。这些理念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最高境界的精神理想，体现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体现在儒家关于“道统”和礼义的一系列表述中，体现在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系列学说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历千年风雨而不亡，与儒家为它所奠定的一系列先进的文化理念及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理想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从“夷夏之辨”出发来谈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它认为，一个真正文明、进步、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世界，必定会赢得千千万万人的衷心拥戴，因而只有这种建立在进步文明理念基础上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把文化的优越性建立强力基础上是极端狭隘和错误的。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把中国等同于文明，把少数民族等同于野蛮，使夷夏之辨演变成中国文化中心论甚至于文化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从古人的学说中可以发现，这种中国文化中心论或文化霸权主义从来不是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修文德以来远”（《论语•季氏》），“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才体现夷夏之辨之根本精神。
孟子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公孙丑》）
孟子曰：“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孟子•公孙丑》）
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假如我们能建立世界上最廉洁、最高效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制度；假如我们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建设一个国民道德素质和水准极高的社会；假如我们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让一切有良知、有能力的人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能建立这样的社会，还愁自己孤立于世界世族之林吗？
我们发现，古典儒家的 “夷夏之辨”，代表了一种伟大的文化自信，其精神实质是要努力建成与一切野蛮行为对立的文明之邦，作为进步、自由、和平、幸福、宽容和爱的模范和源头。他们主张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而不主张靠武力和征服。《国语•周语》有云：
先王耀德不观兵。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诗》以赞文公曰：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
曾几何时，我们忘记了祖先的教训，把一切寄托在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上，寄托在有一天能够打败某些大国强国上，寄托在所谓的“实力”上。这其实是心灵空虚的表现，也使我们变成了别人眼中的野蛮人。综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经济繁荣，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永远保持国力强盛，而文化的底蕴、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才是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一个文化长盛不衰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今天的国人，有几个认识到了这一点？今天一些讨论儒学的学者，口口声声大谈“和而不同”，但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并强调实力决定一切、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冲突只有在将来通过实力（或武力）才能解决。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例证。
从“夷夏之辨”出发，今日或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不应是追求一个经济富国、政治大国或军事强国，也不是为了追求主宰人类事务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霸权，更不是为了证明来自于华夏中心论的种族优越性；而是追求一个伟大文明的理念，一种可使一个民族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文明理想，它基于中华民族今后发展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华文明的正确定位。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能从走出过去的历史阴影。一个多世纪倍受蹂躏和欺压的历史，那些难以忍受的割地赔款的屈辱，以及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的现实，都使得国人至今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上不少民族，包括一些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民族，曾因为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而毁于一旦。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发展就是军国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当提醒自己的同代人和后代人，千万不要犯一些国家的已经犯过的错误。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值得向世人炫耀的“独特”成就。就象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那些自我中心和惟我独尊的人会受到唾弃一样，一个只知道一味地自我夸耀的民族，是不能真正参预到世界文化交流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的，更不符合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谦卑做人的品质。而一些中国人今天的自我夸耀，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一种内在的不自信，与一个多世纪以来养成的深深的自卑心理有关。有些人不能在学术中找到人生意义的终极归宿，由此铸就了他们那缺乏爱心和失去平衡的心理只能在民族主义、功利主义等之中获得慰藉。
从“夷夏之辨”出发，今日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不是要创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盛世蓝图去满足人们的美好愿望，也不是为了提出一套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体系强加给这个民族。而是从事一项发现——发现在今天的时代里，什么样的理想才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真正进步、文明的民族，成为激励所有中华儿女在未来千百年里冲破重重艰难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使中华民族成为引领全人类不断进步的风范。
常听国人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境外政客或媒体误解甚至妖魔化我们。这使我想到孟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
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
一个真正文明、有教养的礼仪之邦，岂能因为别人的批评或误解而作出粗鲁的情绪化反应？这样的反应本身，是不是恰好证明我们还没有资格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使者，离扮演引领世界文化进步潮流的角色还相距甚远？它不仅是没有自信和教养的表现，也与“夷夏之辨”精神背道而驰。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我们非常可悲地发现，在强调“落后挨打”的同时，很少有人强调过：我们应当如何来包容、理解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民族，中国人应该如何学会尊重和爱其他的人从而使其获得拯救，包括那些与我们对立、仇视我们的人们。我们从来认识不到，只有我们学会了尊重和爱每一个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学会了包容和宽恕那些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赢得世人的尊重。
我们要谨记：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能给人们留下这样的负面印象——：它是一个喜欢记仇和报复的民族，它对过去历史上的屈辱始终难以忘怀，它会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国家或民族，它追逐主导人类事务、支配种种资源方面的霸权和特权。而是相反：它能为人类的进步做点什么，包括向这个世界提供一些进步的思想和观念，即使这些观念未必能为其他民族或国家所完全采纳。
因而，今天或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至少应当包括：每一个生命的健全成长，每一个人潜能、创造力与个性的发挥，人格尊严与正当自由的确保，以及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实现。这一切，也许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保合太和”、“各尽其性”。我们可以从古人那里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源：
例如，《中庸》中讲“尽其性”，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性潜能的充分发挥、人格的健康与人的全面发展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周易•彖传》中所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系辞》中所说的“生生之谓易”，其道理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性健全发展的目标完全一致。
又如，《礼运》讲“大同社会”，实指一个完全实现了公平和正义后的社会理想；所谓“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与前面所讲的中国文化最高理想是完全一致的。
再如，《周易•彖传》中讲“保合大和”，《中庸》中主张“致中和”和“与天地参”，可以说正是前面所说的各民族的大同，人与宇宙共生共长、相辅相成与和谐发展理想的古典表述。
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先辈曾以包容宇宙、吞吐六合的气度来铸造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他们本着“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胸襟，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和最高理想，一次次开创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交通、通讯手段的极大便利，使得地球上任一角落发生的事情可能在瞬间传遍全世界。一个真正先进的文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原则自然会以异乎常人的速度传遍全世界。因此，今天，只要我们真心追求文明的理想，就应当更有信心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
也许有人问：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经济上富足，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政治军事实力，只是一味追求本篇所谓的文化最高理想，岂不是纸上谈兵？况且文化理想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来保证。我不反对这一说法，但是本文所谈的是文化理想，不是政治理想、军事理想和经济理想，更不反对人们追求政治理想、经济理想和军事理想，但是我们认为文化理想应当居于更高的层次，对后者有指导作用。例如，政治地位的提升不能被用来追逐霸权，军事实力的提升不是为了征服或欺压，经济实力的增强不能以剥削别国为前提，等等。一个政治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或军事强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缺乏最高文化理想的民族，永远不能铸就人类最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成为最优秀的民族。
我深信，与同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只有在不断地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复兴。数千年来，儒学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总是能从它的源头出发，找到对于文化的方向、人性的进步、生命的价值等的丰富启迪。历史上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因而，今天儒学复兴的主要任务，决不是简单地“复古”，而必须从儒家的精神传统出发，分析今天这个时代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症结，说明未来中华文明的希望和出路在何方，以及未来中国学统重建之路。儒学能不能复兴，不取决于我们把它人为地拔高，而取决于我们能从传统儒学资源中发掘出多少鲜活的思想，对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出路真正有启发意义；还取决于通过读经典，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能激发出多少意义深远的思想灵感。今天，儒家传统能不能被“激活”，依赖于我们在深入体会和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能获得什么样的新的启迪。空谈如何改造儒学，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往往流于形式，变成一部分学者体系建构的个人嗜好，反而可能伤害到儒学的现代发展之路。因而，今天我们需要从儒家的精神传统出发，告诉人们希望在何方，在荒凉的精神世界中发现精神、道德与信仰的种子，让流浪已久的灵魂回归家园。只有当今天的儒家学者能回答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给中华民族指明一条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让中华儿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为中华文明开辟波澜壮阔的事业前程，儒学的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