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可以在数世纪中持续存在，处于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但反过来，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乱中。
中国的明朝于1368年诞生，好战的朱元璋年号“洪武”，意指“强盛的军力”。我们已经看到，在随后长达3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不论以何种标准看，明朝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但随后，在17世纪中期，前进的车轮脱落了。这么叙述并不是为了夸大明朝早期的稳定。在经历一个时期的内战并废黜了明朝的合法继承人后，永乐继承了他父亲洪武的皇位。但是，毫无疑问，17世纪中期的明朝危机确实是比较严重的。白银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税收收入的实际价值不断被削弱，明朝面临着财政危机，所以政治上的分裂不断恶化。天灾人祸，饥荒频发，流行病肆虐，于是明朝内忧外患--内有农民揭竿而起，外有外敌入侵。1644年，北京被起义领袖李自成攻破。明朝最后的皇帝无地自容，上吊而死。从儒教的和谐平衡到政治混乱这一极为剧烈的变化，前后不过10年的时间。
明朝覆亡的结果是毁灭性的。1580~1650年，战事和瘟疫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40%。出了什么问题呢？答案是，向内转化是致命的，而对于有如中国一般的人口稠密的复杂社会而言，情形尤其如此。明朝体制曾形成高度的平衡--对外威严，对内温和。乡村可以养活规模可观的人口，但这只有在彻底静态、事实上停止革新步伐的社会秩序基础上才行。这是一种陷阱。当最不可能发生的小事情出错时，那个陷阱之门就“啪”的一声打开了，没有外部的资源可以利用。不错，不少学者都在设法论证，明朝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国内贸易量很大，奢侈品市场活跃。然而，最近的中国研究表明，明朝时期的人均收入未见增长，资产总额事实上在下降。
与此相对的是，随着17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扩张在帮助英国跳出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陷阱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大西洋的贸易为英国输入了诸如土豆和蔗糖这样的营养食物以及大量的鳕鱼和鲱鱼。值得注意的是，1英亩的甘蔗所产出的能量相当于12英亩小麦产出的能量。殖民活动使剩余人口的移民成为可能。渐渐地，相应的效应便是提高了生产效率、收入，增加了营养甚至人们的身高。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岛国居民的命运吧。它与英国情形很相似，都位于欧亚大陆近海的群岛上。英国人积极向外转化，打下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全球英国化”的根基；而日本人正处于德川幕府时代，1640年后执行的是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所有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都被禁止，结果完全错失了急速发展的全球贸易和移民所可能带来的益处。到18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的食物包括肉类产品，同时代的日本人却主要靠单一的食物摄入，95%都是谷物，其中又以大米为主。这种食物上的差异就说明了1600年后期显著的身高差距。18世纪英国罪犯的平均身高为170厘米。同时期日本士兵的平均身高只有159厘米。那个时候，当东方人遇到西方人时，他们之间再也没法相互直视对方了。
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商贸和殖民所带来的物质优势，小小的英国便已超越了伟大的东方文明了。中国和日本选择的道路--避开对外贸易、加强水稻种植--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开始减少，食物、身高和生产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当农业歉收或农业种植中断时，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在麻醉品方面，英国人也更幸运些：经历了长期的酒瘾之后，17世纪北美的烟草、阿拉伯的咖啡和中国的茶将他们从酒精麻痹中唤醒。在既是小餐厅又能谈股票并可以惬意聊天的咖啡馆中，他们变得振奋起来；可同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手中却把着烟枪，里面填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的鸦片，最终，他们整日昏昏欲睡。
并非所有的欧洲评论人都认同亚当•斯密的看法：中国一潭死水，毫无变化。1697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宣称：我得在我的门上贴一个告示，标上“中国学识咨询局”。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事》（The Latest News from China）中，他提出：“应派中国宣传者来这里，给我们教授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就如同我们派出传教士教他们天主教一样。”176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称：“即便不痴迷于中国人的伦理，但你也能认识到……他们的帝国确实是迄今全球最好的。”两年后，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出版了《中国的专制主义》（The Despotism of China），赞扬了农业生产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首要地位。
然而，位于海峡另一边的人更关心的是商贸和实业，因此也不倾向于将中国理想化，而是含糊其辞地批评他们自己的政府，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停滞不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首先率领一支远征队拜访乾隆皇帝，设法说服中国人打开国门，展开对外贸易，但毫无结果。虽然马戛尔尼极不愿意下跪叩头，但他备足了丰厚的贡品：德国造的天象仪，“可能是迄今造得最大、最完美的玻璃透镜”，还有望远镜、经纬仪、气泵、电动机器及“有助于说明、演示科学原理的范围广泛的设备”。然而，这位古董皇帝（已年逾80）及其臣子对西方文明的这些奇特发明并无多大兴趣：
没过多久，英国人发现，那些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现在已完全耗尽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那些无知的中国人所错失、抛弃……大使刚离去，据说中国人便立即（原文如此）将这些贡品堆在圆明园的杂物堆放室。代表英国产品之精华的各类精美礼品和艺术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朝臣们在观赏这些物品时，流露出的似乎只是嫉妒……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十之八九要归咎为某种国家政策，它是妨碍新事物的引进……
随后，那位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马戛尔尼劝说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计划流产，这个事实象征着自1500年便已发生全球权力的由东向西的转变。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逐渐沦为顽固地敌视其他民族的创新的“中庸之国”。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经过欧洲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在今天的紫禁城中，有个地方是用来储藏帝国收藏的全部计时设备的。与蔑视西方科学的乾隆不同的是，他的前任统治者却对收集钟表十分狂热。他收集的所有钟表几乎都是在欧洲制造的，或者是在中国生活的欧洲工匠所制造的。
1842年6，英国皇家海军炮艇沿长江北上，直抵大运河，强迫中国必须支付2 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的静海寺签订--起初修建静海寺是为了纪念郑和和妈祖（4个多世纪前，是她保佑着郑和及其船队）--虽颇有讽刺性。
多年后，中国又建造船只，这次是那种可以全球航行的巨型货轮，它装着成箱的中国产品离港，又满载着原料回来，以满足该国飞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的需求。2010年6月，我参观了上海了最大的造船厂，其在建货轮规模之庞大，令我十分震惊。我的所见使我童年记忆中的格拉斯哥码头显得如此渺小。在温州的工厂中，工人高效生产的服装以数万计，生产的塑料笔以百万计。而在长江中，无数的平底驳船，满载着煤、水泥和铁矿，所过处江水翻滚。竞争、企业、市场和贸易，这些是中国曾经所轻视、回避的。现在也会了。如今，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中国对外扩张的象征人物郑和，是人们眼中的英雄。以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的话说：
今天渴望发展的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已经尝过闭关锁国的苦果，我们的祖先也尝过。在永乐治下的明朝早期，郑和远航过西方大洋，我们的国家那时是开放的。永乐皇帝死后，明朝逐渐衰败。中国遭遇入侵。从明朝中期算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闭关自守300多年，中国穷了，日益愚昧和无知，逐渐落后了。除了打开国门外，没有其他选择。
这段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也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极为接近）。
30年前，如果你预测，不出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你会被视为一个空想家。同样，如果早在1420年，你预测终有一天，西欧的经济产量会超过亚洲总量，而且不出500年，普通英国人必将比普通中国人富9倍，那么没人认为你的预测是严肃、现实的。这便是西欧竞争的动态效应，这便是东亚政治垄断的滞后效应。
对手
那么，安东尼阁下，鉴于您的愿望，我们将不再期待过去--所以记住，年轻人——我们回顾的将是未来。他觉得，应该在地狱区电动火焰的地方为这场拙劣演出的导演放上一个特制的烤架：这出戏是多么和文明精神背道而驰。——谢里登
最能诠释文明生命周期理论的莫过于托马斯•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这套组画由5幅画组成，现挂于纽约历史协会的画廊内。作为哈得孙河画派的奠基人以及19世纪美国风景画的先驱，科尔优美地捕捉到了令现今大多数人仍深信不疑的理论：文明的生命周期理论。
这5幅虚构出来的画描绘了同一个掩映在粗粝岩石后的大河口。第一幅“荒蛮时代”，呈现的是在暴风雨的黎明下，人们在郁郁葱葱的原野上狩猎的原始状态。第二幅“田园时代”描绘的是田园牧歌，人们已经清理了树木，耕种了土地，并建造了一个典雅的希腊神庙。第三幅，也是最大的一幅，名为“全盛时代”，自然山水已被大理石砌成的气势恢宏的中转港所覆盖，取代前一幅画中乐知天命的田园哲学家的，是一群身裹绫罗的商贾、地方总督以及买卖中的大众民生，此刻正处于当午时分。第四幅是“毁灭时代”，在阴沉的傍晚，城内火光冲天，一群入侵者肆虐淫掠，人们四散奔逃。第五幅是“衰亡时代”，月亮升起，看不到一丝生命，只留下长满了荆棘和藤蔓的破败的廊柱。
这一组科尔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构思的油画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所有的文明，无论多么辉煌，终将难逃衰败的命运。言下之意是科尔时代的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应坚守它的田园时代，应抵制商业发展、征疆拓地和殖民扩张的诱惑。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广大公众都在这种周期性和循序渐进模式下思考文明的兴衰。在波里比阿的《历史》第六卷中，写到有关罗马的崛起，其政治演变历程如下：
1. 君主制
2. 王权
3. 暴政
4. 贵族统治
5. 寡头政治
6. 民主
7. 暴民政治（暴民统治）
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抬头，波里比阿重新被发现并被接受，从马基雅弗利到孟德斯鸠的著述中，它被广为提及。这种文明的周期性观点还见于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和明代的程朱理学。在1725年《新科学》一书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将所有文明都描绘成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文明在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或称理性时代之后，会通过维柯所称的“反思的野蛮”，再次步入神的时代。“完美的政府组织就如同完美的动物躯体构造，”英国政治哲学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在1738年写道，“它们体内携带着毁灭的种子，虽然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会成长完善，但它们很快会趋于解体，它们每过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小时的生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设想经济增长的：“富裕”终将会被“停滞”所取代。
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在这点上也达成共识。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来说，运用辩证法才能对历史进行明白无误地剖析。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历史具有季节性，他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中写道，19世纪是“西方的冬天，它是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国会和金钱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2册巨著《历史研究》（1936~1954年）中提出挑战和应战的循环理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又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另一个宏大理论来自俄国流亡社会学家索罗金，他认为所有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三个阶段：观念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精神层面），感知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物质层面），理念阶段，（它是前两者的结合）。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任教时，教导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未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文明如同人类可分为7个年龄段：结合、妊娠、扩张、冲突、大帝国、没落和入侵。奎格利在解释生命周期理论时有一段经典的话：
在演进过程中，每种文明都由诞生之初，开始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其间，它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直到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当危机过去后，这一文明将经历重组，它的活力和士气都有所削弱，它变得稳定，并最终滞留不前。在度过了和平及繁荣的黄金时代后，它再次出现内部危机，此时首次显露出人心的背离和国力上的虚空，这也让人们对这一文明是否还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产生质疑。随后这一文明逐渐式微，直至被外敌侵吞，并最终消失。
以上的理论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历史具有节律性。
虽然如今很少有人再去读斯宾格勒、汤因比或索罗金的著作（奎格利倒是仍被阴谋论者所津津乐道），但类似的思想在更多现代学者的论作中清晰可见。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7年），就是另一部对历史的周期性进行阐述的论作。书中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工业基础的增长速度，以及相对于其经济实力的帝国扩张成本。这一思想暗合了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认为帝国的扩张为未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保罗•肯尼迪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战略扩张过度，它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将无法弥补其庞大的开支。”他认为，这种“帝国的过度扩张”现象是所有大国的通病。保罗•肯尼迪这本书一经问世，这种顾虑便被许多美国人所认同，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也将被这一疾病击垮。
贾德•戴蒙近期提出的关于兴衰变迁的理论再次引发共鸣。他的《崩溃：失落与延续的文明》（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年），是一部绿色年代的周而复始的变迁史，它讲述了多个文明的兴亡故事，包括从17世纪的复活岛到21世纪的中国，这些文明或已为滥用自然资源付出代价，或者正在为此承受着风险。戴蒙援引了美国探险家和业余考古学家约翰•劳埃德•史蒂文斯--正是他在墨西哥发现了惊人的玛雅文化遗迹--的话：“这里就是那些享有过高度文明的奇特民族的遗骸，他们经历过国家起起落落的各个阶段，步入他们的黄金年代，而后消亡。”根据戴蒙的观点，玛雅跌进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其脆弱低效的农业系统无法负荷它过快的人口增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开垦，更多的开垦则意味着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渠干涸和土壤耗竭。结果就会因争夺日趋减少的资源而引发战乱，并最终招致灭亡。
戴蒙的推断自然是今天的世界也可能步玛雅文明的后尘。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环境的自杀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而不幸的是，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个可能在100多年后才会彰显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出了清晰而殷切的呼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但与这个问题相比，解决当前贫富国家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争端则显得更为紧迫。我们爱自己的孙子，但之后的子子孙孙便无暇顾及了。
然而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这种周期观念的总体框架是错谬的。科尔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文明由诞生到成长直至死亡的漫长周期变迁，可能是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解读。历史演变是否有可能并不遵循缓慢的周期规律，而是一种心律失常的悸动：有时看似平静，却蕴涵着激烈的躁动因子。历史的时钟是否有可能并不像季节更替那么缓慢悠长、可以预测，而是像我们做梦的时间一样忽长忽短。总之。文明的崩塌是否有可能并不需要靠几个世纪来酝酿，而是像夜贼一样突然来袭。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力图展现的，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它是由众多交互因子组成的非对称的机体，它的结构较之埃及的金字塔，更像纳米比亚白蚁的蚁丘。它行走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处于一种被计算机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称为“混乱的边缘”的状态，这样的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运转平稳，并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调节应变。但它也有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扰动就可能让它从良性的平衡状态滑向沦亡，一颗沙粒也能造成一座稳定的沙塔的坍塌。
为能理解这种复合性，我们不妨来参考一下它在自然界是如何体现的。设想一个蚁群自发性的组织机制，它让50万只白蚁构筑起复杂的蚁丘；或设想一下由水分子构成的雪花的分形几何，它能变化出无数种各式的六边形。人类的神经系统也是一个复合体系，它由中枢神经系统中10亿个相互作用的神经元构成，它被神经学家查尔斯•谢林顿称为“被施过魔法的梭机”。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样是一个复合体系，我们的抗体会自发抵御外来抗原。自然界的所有复合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对于这种复合体系，一个细小的介入都可能会引发剧烈而未曾预料的变动，科学家将其称之为“放大器效应”。
其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通过观测的归纳法（如趋势分析和取样）难有作用。事实上，甚至有理论家认为这种复合体系具有完全的非确定性，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依据过去的数据对它们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我们可以用典型的或惯常的森林火灾来解释这个问题。借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森林在火灾发生前处于“自我组织的临界”状态，它摇摇摆摆地走在火灾的边缘，但火灾规模大小是个未知数，因为森林火灾规模的分布并不遵循常见的钟形曲线，并非多数火灾都集中于平均值上下，这不像多数男性的身高处于175厘米附近。但是，如果你想在火灾大小与其发生频率之间得出函数关系的话，你将得到一条直线。下一场火灾是大是小，是小如篝火还是燎原大火？我们最多只能说今年发生两倍于去年火灾规模的可能性大约是去年的1/4（或者1/6，或1/8，取决于它是何种森林）。这种模式被称做“幂律分布”，它在自然界非常普遍，不仅森林火灾遵循这种分布规律，地震和时疫也同样如此，只是那条函数直线的陡度不尽相同而已。
人类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具备复合体系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如布赖恩•阿瑟，几十年来都保持着这种观点，他的学说超越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长久以来引导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各式个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对经济计划和需求管理的批判也是受他启发。阿瑟认为，一个复合体系是离散因子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缺乏任何的中央控制。它由多种层面的组织构成，能够持续进行调整适应，并不断创造新的市场契机，它不存在总体均衡状态。与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论点（竞争导致收益下降）相反，在经济复合体下，竞争很可能会提高收益。从这个角度看，硅谷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经济复合体，同样，网络本身也是如此。而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解释。正如纳西姆塔•勒布所说，2007年春，全球经济就如同一个过于优化的电网，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行为造成的小小的涌动，即会导致金融体系跳闸停电，致使全球经济陷入黑暗，并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国际贸易的瘫痪。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何将这一独到理论应用于人类的其他集体行为，包括“元历史”。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因为相比金融危机，战争爆发的分布更不规则。物理学家兼气象学家刘易斯•弗莱•理查森曾对“致命的争端”进行归类，范围小至谋杀大至世界大战，他用以10为底数、总死亡人数的对数为标尺，对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划分。比如，一场导致1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其严重度为2。而一场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战争，其严重度为6。（严重度为6±0.5的战争，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可从316 228到3 162 278。）理查森发现在1815~1945年，有300多起冲突的严重度达到或超过2.5（即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人以上）。在这当中，两次严重度达到7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造成至少3 600万人死亡（约占总死亡人数的60%），该数据不包括战争引发的灾荒和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而数百万起严重度为0的谋杀事件（被害人为少数几人）累计造成的死亡人数为97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16%）。这些数据初看时似乎完全随机，但它们也遵循着幂律分布规律。
战争像森林火灾一样难以预测，又由于战争直接关系到社会复合体的起落成败，因此任何一种理论对文明的兴衰都无法一言概之。文明从定义上讲是一个高度复合体（无论在形式上它设有怎样的中央权威机构），在本质上，它都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政治构成的动态的、可进行自我调节应变的关系网。因此无论何种式样的文明，都会表现出自然界复合体的许多特征，包括容易发生时局突变，平稳可能骤变为动荡。
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见，西方文明的最初雏形--罗马帝国的衰败消亡，并非缓慢而平静。它在5世纪初遭到匈奴人入侵后轰然倾覆，它的灭亡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又如印加人在1530年仍是站在岿然的安第斯城上俯视一切的霸主，但仅在10年不到的时间，一群外国人便用马匹、火药和瘟疫将这个帝国砸得粉碎。中国明朝的沦亡也是在倏忽一间，它从政权尚稳到被推翻同样历时十载不到。与此类似，法国的波旁王朝同样是从辉煌迅速陷入绝境。法国介入北美殖民地对英的独立，这在18世纪70年代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但它也将法国财政推入艰难窘困的境地。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引发了政治连锁反应，王政迅速垮台，仅在4年后，国王即被送上断头台，而断头台这一新事物也只是在1791年才问世。在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时期，奥斯曼帝国似乎仍具备自我变革的能力，但到1922年，随着最后一位苏丹登上英国战舰离开伊斯坦布尔，他的政权也宣告灭亡。日本在1942年所占领的土地之辽阔可谓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但到1945年亦不复当时。
大英帝国落日的到来也相当突然。1945年2月，英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尚能昂头挺胸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三巨头”之一，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决定着各国的命运。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间，缅甸、埃及、加纳、印度、以色列、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以及苏丹纷纷独立，英国在其殖民地独立的浪潮面前已无能为力。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表明英国已无法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抗衡，大英帝国从此落幕。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米伦“变革之风”才吹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苏伊士东部剩余的殖民地地区，但英国的霸权时代在它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后不到12年的时间里即已告终。
较近的最为人知的时局骤变的例子当属苏联的解体。从事后的分析看，历史学家们可以把苏联体制内的种种腐化迹象推溯至勃列日涅夫时期或更早。据近期某一言论称，只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昂，这才“避免了美苏大决战”，但这在当时并不明显。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错误地）估计苏联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60%。苏联的核武器当量也的确超出美国。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从越南到尼加拉瓜，在之前的20年中大都也倾向于亲苏。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不到5年，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统治便开始瓦解，在随后的1991年，苏联自身也宣告解体。如果说有那么一个国家，它是从悬崖上急坠而下，而不是徐徐降落，那它就是苏联。
如果文明是这么一种复合体，它遵循的不是从田园经鼎盛再到末日这种平缓的周期规律，而是迟早会因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故障而崩塌，那么今天的西方文明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回顾西方是如何在1500年左右开始掌控世界其他地区的。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在1800年之前，中国在经济上一直都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近期的研究结果驳斥了这一观点。中国明朝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远低于工业化前的英国。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低生产率的农耕作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该比例远远高于近代早期的英国。此外，在152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负值，明代晚期并没有形成资本积累，这也与通行的观点不同。因此，彭慕兰所提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其发端要远早于他所认为的时间。而已故的安格斯•麦迪森虽然认为1700年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略好于当时的美国（这点上他或许过于乐观了），但他同样估计早在17世纪初，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中国60%，这还是很贴近现实的。
在此之后，中国的产值和人口保持同步增长，故而人均收入并不见长。而英语国家发展迅猛，西北欧国家也紧随其后。到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两倍于中国，到1870年拉开到5倍之差，到1913年差距达到了10倍。虽然美国之后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干扰，但远不及中国在悲苦的20世纪所遭遇的磨难，其间中国经历了革命、内战、日本入侵、更多的革命和运动、人为的饥荒，以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两国生活成本差异考虑在内），美国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的33倍。若以美元当前汇率计算，两国在贫富最为悬殊时差距可达70∶1。
东西方大分流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1500年，世界十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东方，其中又以北京为首（北京当时的规模相比残破的伦敦10倍有余）。而到1900年，大城市又几乎都集中到了西方，伦敦4倍于东京这一亚洲最大都市。东西方的分流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显现。如我们所见，后来成为现代全球帝国的欧洲10个国家在1500年时，其占地面积为世界领土的1/20，人口为全球的16%，产值所占世界份额略高于1/5。但到1913年，同样这些国家，另加上美国，控制了世界58%的陆地面积，拥有世界57%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4%，其中16%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他们的殖民地所创造。此时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惊人鸿沟，这种世界格局也让不少人认为白色人种具有优越性，而非白色人种在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这也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
我在本书开篇引述了拉塞勒斯的问题：“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埃米莱科对此的回答是“知识就是力量”。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人的知识优于其他人的知识。现在或许可以给拉塞勒斯一个更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
1. 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 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 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 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 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为之扩大。
6. 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6项必杀技是西方崛起的关键。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日本的明治时期（1867~1912年），它其实是世界其他地区复制西方模式的时代。但这样的复制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并不清楚在西方的文化和体制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于是它全盘照搬，从服饰、发型到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但不幸的是，到日本进行帝国建设的时候，已是帝国的扩张成本开始超出其所获利益的阶段。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优于美国奉行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制，从而浪费了数十年时间。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东亚国家相继追随日本开始仿效西方的工业模式，它们以纺织品和钢铁为起点，基于此逐步深化价值链。而现在对西方模式的借鉴也有取舍，内部竞争和代议制政府在亚洲的发展中并不突出，而科学、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新教伦理在这里并不如马克斯•韦伯设想的那么强烈）却尤为重要。在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地区）近期竞争力的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三，中国香港位列11，随后是中国台湾（第13名），韩国（第21名），中国内地（第27名）。这个排名次序与这些国家开始市场化经济的时间顺序大致吻合。
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19%，而它在30年前经济改革之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即已达到中国内地现今的水平，中国台湾和韩国也分别在1970年和1975年达到这一水平。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统计，新加坡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出21%，中国香港与美国持平，日本和中国台湾低于美国25%，韩国低于美国36%。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内地在今后的数十年间也会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中国的工业革命规模最大，发展也最快。在短短26年内，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而英国在1830年之后的70年才实现了4倍的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到2013年，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超过10%（以当前价格计算）。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赶超美国。而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打击更甚于中国，如果经济增长率仍维持目前的水平，那么若以国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将在2014年超越美国；若以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则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亚洲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份额在新世纪伊始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并将很快超越美国。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越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它在非西方的大都市排名中位居第一。纯粹从数字上看，亚洲长期以来都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而非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则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颓势。就塞缪尔•亨廷顿的定义，西方国家即为西欧、北美和澳大拉西亚，其人口在1950年占世界人口的20%。据联合国估算，到2050年该比例将降至10%。而亨廷顿所统计的数据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西方的衰退：语言（西方语言占比在1958~1992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宗教（1970~2000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领土控制（1971~1993年有小幅下降），人口（自1971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1970~1992年下降4个百分点），军事人口（1970~1991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如果从1913年或1938年开始统计的话，西方国家的相对衰退在多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始于2007年夏的金融危机对于已经显露出相对颓势的西方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次危机几近于大萧条，它之所以没有构成那么大危害，是由于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大量放出银行贷款，这缓解了对西方出口的疲软；第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大幅放松美国银根；第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推行巨额财政赤字，美国的借款更是连续3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9%有余，为各国之最。这些措施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做法截然相反，它自2009年6月起逐渐将世界经济拉出旋涡。然而在这一系列刺激措施下，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仍处于宿醉阶段。出于多种原因，债券投资人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3个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失去了信心，这提高了它们的借贷成本，并进一步加深了它们的财政窘境。只要对这些国家公债的长期趋势稍加观察，就如国际清算银行在2010年初对此进行的分析，我们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对于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债务积累结构性问题，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面临相同问题的还有英国和美国，但是在本书行文之际，只有英国对此采取了措施。
必须谨记的是大多数文明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和战争相关。在之前所举的所有实例中，文明衰落之前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并且难以进行公债融资。回想一下16世纪的西班牙：1543年，西班牙2/3的经常性收入被用于支付公债的利息，该公债即为哈布斯堡王朝为自身融资的借款。及至1559年，公债利息支出已经超出西班牙的经常性收入。1584年情况稍有好转，利息支出占经常性收入的84%。但到1598年，该比例又回升至100%。或者回想一下18世纪的法国：从1751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8年，法国还本付息的开支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从25%攀升到62%。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亦是如此：其本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868年的17%，升至1871年的32%，并在1877年攀至50%。在拖欠巨额债务两年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也随即解体。最后来回顾一下20世纪的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的债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总开支的44%，并一直高于国防开支，直至1937年重整军备终于紧迫起来，才被国防开支反超。但注意英国真正的问题出现在1945年之后，当时英国巨额债务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持有：战后英国210亿英镑的债务中，外债高达34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
自2001年起，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短短10年间翻了一番，从32%攀升至2011年的66%。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2010年的预测（使用的是“另一财政预设情景”，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这种预设情景相比“基准线扩展情景”，其政治可能性更大），美国联邦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在2021年达到90%以上，到2031年该比率将攀至150%，并在2047年达到300%。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尚不包括高达100万亿美元并且未备基金的医疗和社保系统的负债，这些数字也不包括各州政府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而公务人员退休金计划中日益扩大的负债也未考虑在内。由此可见，美国的财政处境相比希腊更为艰难。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达312%的希腊已是举步维艰，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计算，美国的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已高达358%。
虽然这些数字已令严峻的形势表露无遗，但人的主观感受却是影响财政稳定更重要的因素。目前世界各国仍期待美国能够挣脱泥沼，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相信美国会做正确的事--在它尝尽其他一切可能之后。
20世纪80年代拉响的赤字警报实为虚惊一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出现预算盈余。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种悠然的心态竟延续了很久，在各种统计数据指标闪起红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未引起警觉。但是有一天出现了一条看似偶然的坏消息，可能是某家评级机构给出的负面报道，原本祥和的新闻环境骤然掀起轩然大波。突然之间，不再是少数专家在担心美国财政能否支撑下去，而是人们的普遍恐慌，外国投资者更是惴惴难安。当一个可自我调节的复合体中，个体广泛对它能否维持失去信心时，它就到了倾覆的边缘。自2007年夏，全球经济这一复合体倏忽间由荣转败，就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偿还能力的预期突然发生改变，致使高杠杆化的金融行业瞬时崩盘。如果这些投资者开始对美国政府的信用度重新评估的话，可能会引发下一阶段的危机。无论美国采取的是零利息率还是财政刺激措施，一旦美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将导致通货膨胀或债务违约的话，美国经济就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复苏。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在20多年前所指出的，这种预期是自我实现的，因为决定通货膨胀的不是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而是它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是预期的函数。同样，决定政府偿债能力的不是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利率。如果投资者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期和对货币稳定性的预期发生改变，那么债券利率便会扶摇直上，而新债利息的提高将促使已然严峻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信心丧失的结果便是利率和赤字相互抬升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2010年发生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身上的事。
的确，日本能够将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抬至更高而不触发信任危机。但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债务都在日本投资者和机构手中，而美国联邦公债的一半为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中1/5握在中国货币当局手中。唯有依靠印制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这一“过度特权”，才能为美国争取到片刻喘息的时间。但此举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0年10月表示：“由于美国发行货币失控，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这让中国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冲击。”中国银行的经济顾问夏斌认为，美国在“失控地”、“不负责任地”印制货币，他表示：“如果不控制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另一场危机就将无法避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苏景祥指责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购买政府债券）实质上一种“金融保护主义”。2010年11月，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
中国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自经济滑至谷底以来，除少数商品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持续上涨。中国官方所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在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期间缩水了10%。即使黄金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价，中国仍在2010年将其购入作为抵御通货膨胀的保值手段。然而美国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美国物价目前的增长速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消费者物价指数诞生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美联储作出了多种努力，但广义货币仍在收缩，信贷也迟迟不见增长。即便10年期债券的名义利率处于低位，长期实际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呈现上行，这意味着居民、银行以及政府所承受的沉重债务难以通过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以通货膨胀来抵消负债是许多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采用过的成功手法。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会继续实行赤字预算--即便是小额赤字，也仍会增加利息支出。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另一财政预设情景，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占联邦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从9%升至2020年的20%，2030年将达到36%，2040年将达到58%。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预见许多事情，其中一件便是美国将迅速削减海外军事投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就美国海外驻军若能在2013年前裁军3万人所省下的经费进行了预测。当利息支出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军事开支时，裁军也为意料中的结果，并且它也会在不久后实现。
世界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是否意味着未来将发生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一篇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中预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20世纪的标志，西方文明会与中华文明、大中东的伊斯兰文明，或许还有前苏联的东正教文明形成对垒。他写道：“国际间的政治冲突将主要在异质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展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这个观点一经出版即引来颇多争议。然而亨廷顿就世界在“冷战”后的发展所作的一番预测，相比他所摒弃的竞争理论，似乎更为可信：它或者成为一个在美国统领下的后历史世界（或新保守主义的世界）；或者成为200多个国家各自为政的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彻底沦为“无极世界”，或称混乱世界。
然而亨氏模型存在一处硬伤：作为预言，它没有应验，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此。亨廷顿称：“较之同一文明内的冲突，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更频繁，更持久，也更猛烈。”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增加，所持续的时间也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冲突更久。过去20年间发生的战争大多为内战，只有少数冲突与亨廷顿模型相符。在无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内的种族冲突更为常见。进一步说：无论是仍在酣战还是近期在2005年停火的30起重大武装冲突中（2005年距亨廷顿最初那篇文章发表也有12年了），只有9起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文明的冲突；而19起基本为种族冲突，其中的大中东地区主要为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残杀，继大中东地区之后最为严重的冲突是仍在滋扰着非洲中部地区的种族仇杀。此外，其中带有宗教因素的冲突大多也是种族间的对抗，而宗教间的摩擦也通常在区域内新近发展起来的教派之间产生，而不是由来已久的基督文明或伊斯兰文明之间。因此从走势看，未来发生多处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较大，大多为非洲、南亚及中东地区的种族冲突，而各大文明之间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大。事实上，这种文明内部分裂的趋势恰恰有可能导致亨廷顿所指的文明面临崩解。简而言之，“文明的冲突”不如称为“文明的崩解”。
在一款由席德梅尔于1991年发明、现推出第五版的相当成功的电脑游戏《文明》中，共有16种对立的文明供玩家选择，其范围可从美国到祖鲁。游戏任务是“建立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帝国”，并与其他2~6个对手展开竞争。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赢得游戏的胜利：以最高分抵达现代时代的终点，抵达阿尔法半人马座星系赢得太空竞赛，或者摧毁其他文明。但这是否就是真实的历史进程的写照呢？正如我们所见，西方文明，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西欧国家，的确在1500年之后摧毁或征服了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文明。但是如果与西方列强之间相互交战的数量和规模相比，西方在征服其他地区时并未诉诸过多的武力。旧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国土日削，这并非鸦片战争所致，其源头还在于远东地区执著于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并囿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内部的僵化已是迁延日久。而奥斯曼帝国从欧洲大陆撤退，从鼎盛一时到恹恹不振，从表面看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但军事失败却是由于帝国长久来未能成功地推行科学革命。南北美洲之间也未爆发过大规模的冲突，北美仅凭着体制上的优越，便很快轻易地插足于南美洲的各项事务。
同样，欧洲在征服非洲时也仅动用了零星火力，如果和它们在欧洲本土打的仗相比的话。若说非洲是屈服于马克沁机枪，也可以说是教会学校、电报局和实验室征服了非洲。工业革命和消费社会无须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稍有见地，就会主动效仿，比如日本。至于工作伦理，它的传播也并非依靠武力，而是凭借交流，凭借20世纪中叶之后公共卫生和教育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对于中国的崛起，我们也应该通过这个角度去理解。虽然中国习惯用“韬光养晦”这一提法，但有些评论家却已察觉到亨氏文明冲突的一丝迹象。2010年末，美联储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似乎点燃了中美货币之战。奥巴马总统于当年9月在纽约发表讲话，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停止对其货币的操纵行为， “我们将采取其他手段保护美国利益”。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此迅速出回应：“不要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然而这种交锋并不是亨氏预言的印证，同样，中美之间偶尔的海事摩擦，以及就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外交口水战，也并非为亨氏理论平反。这些事件不过是皮影戏，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幕布上的投影。真正的货币之战将在中美共生体（中美联合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展开。如果美国印制钞票，而人民币仍能有效地钉住美元，则中美两国皆能获益。而印尼、巴西等国家则沦为受害者，由于采用贸易加权汇率，印尼和巴西的汇率在2008年1月~2010年11月分别上升了18%和17%。
中美共生体无疑已经渡过了它的黄金时期，这场挥霍者和节俭者的经济联姻，已经显露出濒于破裂的种种迹象。中国2010年中期的产值比危机前高出20%，而美国则低了2%，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共生体更利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美国政策制定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他们。”或者搬出劳伦斯•萨默斯的名言：“经济上的同归于尽。”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计划终止中美共生体，并减少对美元储备积累和补贴出口的依赖。这种策略并不是要按西方帝国主义模式来统领世界，也不是要将中国重建为“天朝上国”--亚太地区各国来朝的宗主国。如果要对中国新的宏伟战略加以总结，可以以中国方式把它归结为4个“更多”：
1. 更多消费
2. 更多进口
3. 更多向海外投资
4. 更多创新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经济战略的变革，都将带来可观的地缘政治红利。
通过更多的消费，中国可以缩小它的贸易顺差，同时会受到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欢迎。中国最近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每年1 400万辆的销售，相较于美国的1 100万辆），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将增长10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到全球的1/5，比2008年的消耗量增长75%。世界煤炭研究所预计，中国2009年煤炭的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6%，而铝、铜、镍、锌的消耗量也接近这一水准。这些数据为上述商品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商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2%。中国购买了巴西12%和南非10%的出口商品，同时也是日本和德国高端成品的大买家。中国曾经主要是低价制品的出口国，如今它足足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成为了别国产品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这也为中国赢得了朋友。
但是，中国有理由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商品价格感到紧张。在经历了2004~2010年价格的剧烈波动之后，他们又怎能不紧张呢？所以，从安哥拉的油田到赞比亚的铜矿，中国开始着力进行海外投资、收购商品生产资产。仅仅在一个月内（2010年1月），中国就向世界上75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家海外企业进行了价值2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投资最多的领域是矿产、交通运输和石油化工。如今，中国的运营模式在整个非洲都很好地建立了起来。典型的交易是用对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换取对矿藏和农业用地的长期租赁，而绝少过问人权问题和政治腐败。2008年7月，中国特使刘贵今重申了对非洲的援助政策：“我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我们认识到（非洲的）政治经济环境并不理想。但我们不必等到一切都令人满意了、人权状况尽善尽美的时候再开始。”
不断增加对海外自然资源的投资，不仅是减少中国受美元贬值影响的多样化战略，而且还可以加强中国的金融实力，特别是通过其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它拥有的资产约高达2 000亿美元。另外，它还使中国宏大的海军扩张计划变得理所当然。用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少将张华臣的话说：“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不断延伸，海军希望更好地保护运输线路和我们主要海上航线的安全。”中国已将南海列为其“核心国家利益”，并且在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修建深水港，其中巴基斯坦的深水港即位于前阿曼飞地瓜达尔。
最后，与认为中国只配当“加州设计”产品装配线的观点相反，中国正锐意创新，致力成为诸如风力涡轮机和光电板等产品制造的领军人。2007年，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超过了德国。在专利授权数量方面，中国也分别在2004年超过英国、2005年超过俄罗斯、2006年超过法国。自1995年以来，中国创新者获得的专利权数量增长了29倍，这是东方崛起大趋势的一个部分。在过去10年中，中国在研究开发上投入的经费增长了6倍，科研人员的人数翻了一倍有余，目前它每年的科研论文数量以及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仅次于美国。虽然中国的研究在对国际文献的参考上仍有不足，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点将来会得到改善。体现东西方换位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许在于教育领域。2005年，在对25~34岁人群接受教育程度的调查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现排名靠前的国家--韩国和日本，与排名落后的国家--英国和意大利，差距悬殊。同样的差距也体现在对14岁学生数学天分的标准测试上，新加坡学生的成绩远优于苏格兰学生，前者高出国际平均分19%，而后者则比平均分低了3%。
中国龙在腾飞的过程中又会碰到哪些问题呢？一些对中国前景不甚乐观的专家提出了至少四种假说。第一种假说，和今天的中国类似，日本当年的崛起同样势不可当，它也曾被认为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故而有观点认为中国有一天也会遭受日本1989年后的命运。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缺乏真正的竞争力，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一旦破灭，必将导致银行瘫痪、经济增长停滞以及通货紧缩，由此拖垮整个国家，日本在过去的20年间就因此深受其害。但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日本这个地处欧亚大陆东岸的岛国没有可能超越诸如美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如果在一个世纪前预言日本将超越同为岛国的英国的话，尚且可信，事实上它也的确做到了，但说要超越美国却绝无可能。此外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意味着它在经济起飞时期仍要依靠美国来保障它的安全，它的汇率也会因此或多或少受到钳制而被迫升值，例如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
第二种假说认为中国可能发生社会动荡，就像它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毕竟中国仍是一个贫困国家，它的人均收入位于世界第68位，约1.5亿人（即1/10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超过1.5美元。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已近似于美国（虽然没有像巴西那么严重）。据估算，中国0.4%的人口掌握着70%的财富。除贫富分化问题之外，空气、水、土壤的污染问题也是中国的痼疾。因此中国边远贫困地区发生抗议活动并不令人惊讶，但仅凭这些薄弱力量要掀起动乱洪涛却也不太可能。中国的经济发展多少拉开了贫富差距，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却被人民广为认同，事实上有民意调查显示，如今中国人对自由市场的认可度比美国人更高。真正对中国稳定构成威胁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由于1979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3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远高于另一大国--其邻国印度，其时中国65岁以上的人数将达到总人口的16%，1980年该比例仅为5%。而安徽、河南、广东和陕西等省份的性别失衡也远远偏离了现代社会的惯常范围，这些地区男性人口竟高出女性人口30%~38%。如果中国再次爆发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将由不满的单身汉挑起。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青年的单身男性除了可能发动运动外，也可能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
第三种假说可能的情况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要求更多的政治话语权，这种情况也常见于西方历史。中国曾是一个农村社会，1990年，3/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今天45%的人口为城镇居民，而且该比例到2030年可达70%。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在城镇得到迅速发展，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普及更让他们首次自发地组织起横向关系网络。
第四种假说，也是中国发展中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它可能激怒周边国家，促使它们倒向现在更注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与美结成盟友，以求制衡。中国现今一些举动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不满。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关系有所恶化，日本扣押了迷航的中国渔民作为报复。但是这些摩擦还不足以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虽然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底对印度和印尼的访问耐人寻味，但是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外交大门后，要摒弃这一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对现任的这位44届总统来说似乎还很遥远。
“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令人痛苦的。为了抵制德国的崛起，英国付出的代价的确太过惨重；而当它默默地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时，情况就要容易得多。美国对中国是该遏制还是该容忍呢？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普通民众和总统一样不知该如何抉择。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超级大国”，但46%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许多西方评论员都认为，苏联解体之后，适应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已是非常困难。“冷战”持续了40多年，苏联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尾声。这一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不再是学徒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实现似乎还很遥远，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在过去500年中总是青睐于西方的运势即将发生转变。当一个文明开始衰退，另一个文明就会兴起。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两种文明是否会发生冲突，而在于当一方文明衰退时，它是否会就此彻底沦亡。
从兴都库什山脉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撤军预示着苏联的衰败和瓦解。苏联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和1991年的解体是历史的重要一页。当时的这些事件，和5世纪那些远古往事一样，再次提醒我们文明并不遵循从出现、兴起、全盛再到衰败和消亡这种循环的、可预测的生命周期规律。历史学家们习惯对覆亡的过程进行慢动作回放，并究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事实上，文明的运转就像任何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复合体，它可以在一段未知的时期内保持平稳，但随后非常突然地崩塌了。再来套用组画《帝国的兴衰》的作者托马斯•科尔的名词，从全盛时期经毁灭时期直至衰亡时期的变迁历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非常突然的。对这种复合体的崩塌，一个比较贴切的视觉阐释是一张旧海报，这张海报曾在大学宿舍中风靡一时，海报上是一列破墙冲出维多利亚火车站的火车，头朝下翻倒在街道上。一个刹车故障或一个打瞌睡的司机就会带来毁灭。
有什么可以让西方文明免于这种灾难？我们不必太过宿命论。诚然，那些曾让西方称雄的撒手锏已经不再为我们所独有。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伊朗有了科学，俄罗斯有了民主，非洲（慢慢）掌握了科学，土耳其有了消费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凋敝，相反，这标志着它的四面开花，只有在少数地方西方文明仍受到抵制，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人在睡觉、沐浴、着装、工作、娱乐、饮食以及旅游等生活习惯上、也在向西方人靠拢。此外我们也看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单一片面的，它囊括了方方面面。它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政治多元化（多个国家和多个权威机构）；它既包括科学方法，也包括思想自由；它既包括民主，也包括法治和财产权。
当然西方文明远非完美，它也曾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从帝国主义的暴行到消费社会的陈腐。其强烈的实利主义遗留下各种利弊参半的后果，特别是弗洛伊德鼓励我们要沉溺于其中的不满情绪。它还失去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尤为推崇的节俭和节制。
然而，西方文明在解决21世纪将要面临的问题上，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在过去500年间，在发现和培育埋藏在分布曲线右尾尾梢上的人才方面，没有哪种文明做得像西方文明一样出色。关键是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到这一文明的先进性。一种文明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最根本的意义不是其中心的宏伟大厦，也不是他们建立起来的运作流畅的体制。究其核心，文明就是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它为学生所吸收，并在身处困境时能再次被想起。中国的文明曾建立在儒学文化的传承上，伊斯兰文明则有《古兰经》作为基础。而西方文明又是基于怎样的文本，来坚定我们对自由人类无穷力量的信心呢？鉴于我们的教育理论家对正规知识及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多有诟病，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更好的教育呢？或许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们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明丧失了信念。
我们的文明不只是（伍德豪斯玩笑中的）业余演出的对立面。丘吉尔在阐述“（西方）文明的中心原则”时抓住了它的要义，即统治阶级要服从人民的习俗，要服从体现在宪法上的人民意愿：（丘吉尔问道）为什么各国不能在一个更大的体系内联合起来，建立法治，让全体人民一同受益呢？这当然是个崇高理想，我们也应为之鼓舞……
但是空喊一些堂皇的口号毫无意义，除非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美德和气概，是科学和力量，最后，是对权力和正义的维护。
文明将不再延续，自由将难以图存，和平将难以为继，人民唯有广泛联合起来捍卫家园，拿出保家卫国的气概，让那些野蛮落后的势力在我们面前战栗，舍此别无他法。
在1938年，这些野蛮落后的势力来自国外，其中又以德国为首。然而诚如我们所见，它们同样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同样也是丘吉尔所珍视的自由和法治的价值体现。因此今天威胁西方文明的不是其他文明，而是我们自身的怯懦，是滋生着这种怯懦的对历史的无知。来源: 《文明》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