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德国问题”一直是最大的，也是最困难的地缘政治问题。所谓“德国问题”，简单来说，指的是讲德语的人统一在单一秩序下，是否会在欧洲的中心创建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正如奥托•冯•俾斯麦预见的那样，这个问题最后由“血与铁”给出了答案。两次浩大的灾难性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暴力和毁灭，最终也给德国带来了失败和分裂。直到1990年，（由于）人口减少和文化变革已拔去柏林的“毒牙”，德国再次统一的威胁减少了。尽管凭借疆域和经济实力，这个国家仍然主导着欧盟，但它已经没有危险了。

（然而）同样的描述并不适用于俄罗斯。尽管经济影响力衰退了，这个国家却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21世纪最大最困难的地缘政治问题可能是：我们该拿莫斯科怎么办？

和德国一样，新“俄罗斯问题”是该国“中央位置”的函数。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在其顶峰时期，德意志帝国版图从科布伦茨直到柯尼斯堡，从莱茵河沿岸延伸至波罗的海海岸。而今天的俄罗斯则是全球中心。在伟大的欧洲帝国中，它是唯一在陆地而不是海洋上延伸至亚洲的。本月，正好是苏联难以置信地和平解体满25周年（译者注：作者写本文时间为2016年12月，恰逢苏联解体25周年）。然而，俄罗斯联邦仍然从加里宁格勒——也就是1945年被俄罗斯合并前的柯尼斯堡——一路延伸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跨越4,500英里和10个时区。

在19世纪，俄罗斯面向西方的大城市和广袤而荒凉的亚洲腹地之间的紧张关系，给小说家以及剧作家提供了奇妙而丰富的材料。伊万•屠格涅夫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争论俄罗斯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但谁也不会怀疑其面临的东—西两难境地。这还不是纯粹的地理现象。农奴制意味着，直到19世纪60年代——实际上在此之后很久也一样——一个俄罗斯绅士只需要穿过他的庄园，就把欧洲给远远留在了身后。

但今天，俄罗斯面对的东—西困局，正迅速成为国际政治而不是文学的核心难题。一面是早已在经济和人口方面超过它，并越来越渴求在亚洲拥有超群地位的中国；另一面则是将自己所有的繁荣押宝于对美国保护的过度依赖，并因而在政治上内敛化的欧洲。

在其最近的新书《世界秩序》中，亨利•基辛格对比了四个不断演变而且不相容的国际秩序概念：美国，欧洲，中国和伊斯兰。俄罗斯在这一谋划中的地位则是模糊的。“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情况已经改变了，但节奏却惊人得一致，”基辛格写道，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强国，横跨两个大陆，但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方找到归属”。它已经从“欧亚大草原的艰苦教育中”领悟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一群游牧部落在广阔无垠的地域争夺资源”。

（从上面似乎）可以推出：俄罗斯是对世界秩序最不感兴趣的大国。不过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无疑会否认这一点。他会辩称，秩序的最好基础是大国相互尊重各自的影响范围以及国内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俄罗斯显然是最可能利用网络战争这一新工具的大国，正如基辛格在2014年给出的预见性警告：

网络通信在社会、金融、工业和军事部门的广泛运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弱点。它超越了多数规则和规定（实际上也超过了许多监管者对技术的理解力），在某些方面创造了哲学家设想的“自然状态”，而根据霍布斯的说法，逃离这种状态就为创建政治秩序提供了动力……在外交和战略上，网络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了一种非对称的、先天的混乱无序……（如果）没有一些国际行为规则的明确约束，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中就会产生危机。

这场危机已经到来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政治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弄清楚俄罗斯政府在影响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方面，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俄罗斯曾试图这样做，这已经不需要什么严肃的讨论了，因为该国的黑客成功“黑”进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箱，维基解密则提供了通道。由此产生的电子邮件转储和泄漏可能强化了选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负面看法。鉴于唐纳德•特朗普在关键的“摇摆州”只取得了险胜，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次（邮件泄露）是决定性的——虽然对于关键选民来说，这并不比其他的因素更具决定性，因为这是场“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的选举。奥巴马总统现在就说：“当任何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大选的完整性……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而且，“我们会的”。

不过，仍有争议的是，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竞选接受着莫斯科的帮助。若真如此，是否存在一些互利条件？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7月份在《石板》（Slate）杂志撰文，称普京有“摧毁西方的计划——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像唐纳德•特朗普”。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则在《华盛顿邮报》上把特朗普称为“满洲候选人”。这样的断言充其量只有些间接证据。（但是）当他聘请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作为竞选经理时，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马纳福特曾为克里姆林宫的好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2010年至2014年在任的腐败的乌克兰总统——工作过。另一位特朗普的前竞选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也与莫斯科有着可疑的紧密联系，还曾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发声辩护。

此外，阴谋论的支持者还引用特朗普对北约的描述——“过时的”和“昂贵的”，以及如果自己当选就会和普京“大量”往来的愿望，还有他一直拒绝承认俄罗斯幕后指使了针对竞选对手发起的网络运动，一个他自己在7月份——如果只是开玩笑的话——曾煽动的运动。

然而，这个争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首先，俄罗斯试图影响西方选举的看法，不过是老调重谈：这种“心理战”冷战双方的情报机构都用过。新技术可能使它更容易运作并生效，但它仍然——不同于生物战争——没越过国际法的界限。第二，在一场缺乏克制的选举中，特朗普可能只是利用了一个出乎意料但并非不受欢迎的优势。如果另一个外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自由主义网站，泄露了从共和党账户中窃取的令其难堪的邮件，希拉里会视而不见吗？第三，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所说的任何话，都不能强制他和普京结盟。他在4月份的《福克斯新闻》中对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表示：“我认为我可能与普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比尔。也许我们会（建立良好关系），也许我们不会。”

我们需要问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如此渴望帮助特朗普的选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像想象中那么明显。正是俄罗斯着急地——甚至可以说急不可耐地——需要一个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友好的总统。莫斯科插手美国政治，并没有体现它的实力或者老练的战略水平，而恰恰反映了它的弱点以及对冷战策略（如心理战）的依赖。

一个新时代。但，什么样的新时代？

情势并不必然如此。二十五年前，苏联的解体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而且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进入黄金时代。看上去，俄罗斯人满怀热情地拥抱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在令人震惊的程度上，俄罗斯城市西方化了。空架子和一本正经的宣传让位给了富裕和炫目的广告。

和一些人害怕的正相反，1991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导致很多地区冲突转变成代理人战争的金钱和军火的流动干涸了，世界显然更加和平。美国的经济学家急着向俄罗斯政治家提供建议，跨国公司则忙着去俄罗斯投资。

让我们回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991年，想象一下三个或多或少（与今天）有同等可能性的“未来”。首先，想象那年8月份，强硬派推动的政变更好地被执行，苏维埃因此得到了维持。其次，想象苏联制度遭遇更暴力的解体，种族和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导致了基辛格不时警告的“超级南斯拉夫”问题。最后，想象一种永久幸福的历史——俄罗斯的经济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上繁荣，并且达到亚洲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说，俄罗斯本来可能被冻结，可能被瓦解，也可能步入繁荣。1991年，没人知道这三种未来中哪一个会成为现实。而事实上，我们没实现其中任何一个。俄罗斯保留了1991年以后建立的民主体制，但是法治并没有在那儿扎根，而且在普京的统治下，一个专制的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在无情镇压反对和批评的意见上建立起来。尽管存在离心力——最明显的是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联邦还是被粘在了一起。然而，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预期。1992年至2016年，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复合增长率只有1.5％。相比之下，印度和中国的同期数字则为5.1%和8.9%。

今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据购买力平价得出的估算结果，俄罗斯经济在全球总量中仅占3%。美国占16%，中国则占18%。按当前的美元价值计算，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7%，而英国的经济体量则是它的两倍。

此外，俄罗斯经济对出口化石燃料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依赖程度令人震惊。根据“经济复杂度观察”（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的数据，俄罗斯出口总值的近三分之二是石油（占63％）。这个国家经济的相对疲软，由于2014年以来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美国和欧盟在其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后实施的制裁，更加恶化了。

应该责怪普京吗？

对于最近俄罗斯和美国关系急剧的恶化，谁应当承担责任？这种情势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四年前，巴拉克•奥巴马嘲笑米特•罗姆尼，因为后者把俄罗斯描述为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直到目前，奥巴马的观点仍然是俄罗斯很虚弱，而不是很强大。正如他于三月份对《大西洋月刊》的杰弗里•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说的那样，“普京对于我们眼中的同伴地位和与我们一起工作，一直很感兴趣，因为他也不是非常愚蠢。他清楚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整体地位明显削弱了。而他入侵克里米亚或试图支持巴沙尔•阿萨德不会突然就让他能和我们同台竞技。”他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更进一步，称俄罗斯是“一个更小的国家…… 一个更弱的国家”，不能生产“任何人们想买的东西”。

然而，这个腔调和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3月时的截然不同。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与谢尔盖•拉夫罗夫象征性地按下了两国关系的“重置”键。（恰当地说，正如后来显现的那样，俄罗斯对这个“重置键”的翻译被美国国务院“拼错了”，以致对其过度解读。）但这次“重置”也不全是失败。一年后，美国和俄罗斯就削减核武器库达成了一致协议，也就是所谓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译者：the New START deal，“new start”字面恰好是“新的开始”，与“重置”近义，一语双关。）

那么，到底哪儿出错了？一个回答是普京自己出了问题。我自己也写了一些属于“责备普京”文学的东西，因此我不打算原谅这位俄罗斯总统。我对他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语气记忆犹新，和我当时写的一样，他“对《教父》中的麦克尔•柯里昂做了惊人的模仿——一种极为含蓄的威胁”。

尽管如此，牢记普京在那个场合到底说了什么很重要。在主要针对会议室里的欧洲人的言论中，他警告说，一个“单极世界”——也就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将证明“不仅对这个体系内的其他所有国家，而且对美国本身也是有害的”。美国“过分使用武力”，普京说，“这令世界陷入永久冲突的深渊”。那个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称不上是美国军事干预的正面宣传，（因此）这些话有一定的分量，德国人听起来尤为如此。

将近10年过去了，即使是普京恶意的批评，我们也真应该好好思考一番，想一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关系恶化的过程中，我们干了些什么。俄罗斯认为部分责任应归咎于西方的越界，这一点值得更严肃的，而不是像惯常那样的（轻蔑）对待。

应该责怪西方吗？

如果让我回顾我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的想法和著述，我会说自己低估了北约和欧盟扩张引起的俄罗斯的敌意。

（美国的）某些决定在我看来，还是值得辩护的。鉴于他们在20世纪中叶的经历，波兰人和捷克人应该得到北约成员国（自1999年他们与匈牙利一起加入时起）提供的安全，以及欧盟成员国提供的经济机会（自2004年起）。然而，2007年3月在波兰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基地和在捷克建立雷达站的决定，事后看来似乎是可质疑的。对于随后在波兰部署10个两级导弹拦截器和MIM-104爱国者飞弹的电池的决定，同样如此。虽然名义上（这些部署）是为了侦测和应对伊朗的导弹，但这些设施必然被俄罗斯人视为是针对他们。俄罗斯随即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伊斯坎德尔短程导弹，这是可预见的报复。

另一次类似的报复发生在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而一些欧盟国家给予了鼓动。作为回应，俄罗斯承认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反叛武装的地位，并且入侵了属于格鲁吉亚的这些地区。对俄罗斯来说，这与西方在科索沃的做法没什么不同。

然而，最大的错估，是布什政府会愿意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奥巴马政府后来会支持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联合协议。我对2013年9月在雅尔塔举行的欧洲会议上的轻浮情绪记得很清楚，当时西方代表几乎一致规劝乌克兰遵循波兰路线，而对俄罗斯看待乌克兰的迥异方式，以及乌克兰内部明显的东、西分裂，他们几乎没有给予任何考虑。而且，当时普京的助手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yev）还参加会议并给出了明确警告：签署欧盟联合协议将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及，“混乱”。

这绝不是为了正当化俄罗斯在2014年的行动，那些行动明显侵犯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我是在批评连续几届（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敏感和可能的反应关注得太少了。

“我现在甚至不需要乔治•凯南。”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初这样对《纽约客》的大卫•雷米尼克（David Remnick）说。正好相反。他和他的前任非常需要那些和凯南一样了解俄罗斯的顾问。正如基辛格经常说的，历史之对于国家，就如性格之对于人民。近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总是容易忘记这一点，然后就各种愤愤不平，而实际上，其他国家的行动方式，只要具备历史知识就可以做出预测。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特质比俄罗斯更受历史的影响。期待俄罗斯人平静地看待中世纪的俄罗斯中心地带——也是沙皇帝国的粮仓、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老营、斯大林人为制造饥荒的犯罪现场，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的主要目标——逐渐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这是愚蠢的。

可能有人认为，2014年的事件会给美国决策者一个教训。然而，奥巴马政府仍然误读着俄罗斯。把乌克兰危机丢给德国和法国处理，很可能是一个失误，尤其是当美国更直接的介入可能使《明斯克协议》生效时。把巴沙尔•阿萨德的化学武器（部分）交给普京去拆除，给了他一张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入场券，更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取得的一项长远成就，就是将苏联挤出中东。而奥巴马政府却让这一努力白费了，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我们在阿勒颇见证了俄罗斯军队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一个20世纪中期还通过不加选择地轰炸城市而获胜的中世纪战术大师。

和平的价码是多少？

然而我仍然不太相信，对这些错误的正确回应，是去高估，而不是低估俄罗斯。这样的进路不过是另一种潜在的误解罢了。

不难推断普京在自己和特朗普之间的任何“大交易”中想得到什么。第一项，中止对俄罗斯的制裁。第二项，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叙利亚战争——包括保留阿萨德的权力，至少维持一段间歇期。第三项，（西方）事实上认可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某些宪制改革，目的是通过赋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永久的亲俄否决权，从而使基辅政府无能改变局势。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要满足俄罗斯的哪怕是上述要求中的小部分？对美国的这些让步，俄罗斯能给出什么样的回报？这才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他接受克里姆林宫礼节性的拜访前，应该问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叙利亚战争应该结束，就像乌克兰东部陷入僵局的冲突应该解决一样。但是“和平”可以，而且必须，和普京脑子里想的不一样。任何用牺牲乌克兰来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交易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奥巴马总统认为俄罗斯比美国弱小得多，这是正确的。但他的失败在于滥用了美国的这一优势。他做得太过，还是让俄罗斯用大量的战术技巧和冷漠无情做了一些事情。特朗普一向以生意人自居，他应当能做得更好。下面是（我认为）他应该对普京说的：

第一，除非你将所有的军队和代理人撤出乌克兰东部，不要指望我们会放松制裁。

第二，乌克兰政治的未来由乌克兰人民自己，而不是外来强权决定。

第三，我们准备好了构思另一场在克里米亚的公民投票，因为赫鲁晓夫时期将其割让给乌克兰的决定是可质疑的，不过，可信赖的外国代表必须监督这次投票。

第四，我们还准备讨论一项新条约，以此确认乌克兰中立而不结盟的地位，就和冷战时期对芬兰地位的规划相似。乌克兰将放弃北约或欧盟的未来成员国资格，类似地，也将放弃俄罗斯领导的实体组织——如“欧亚关税同盟”——的成员资格。然而，这样的条约必须有一些对乌克兰主权和安全的保障，能够与1839年关于比利时地位的国际条约相当。必要时，这一条约可以通过武力保证实施，而这正是奥巴马对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没能做到的。

第五，作为回报，美国期待俄罗斯能以合作态度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别会议，这一会议的目的是在北非和中东建立新的和平秩序。这场会议的范围不应该限于叙利亚，应该扩大至这一地区其他正饱受内战和恐怖主义荼毒的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利比亚。自从《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划定了现代中东的疆界后，一些沉寂了一个世纪的问题必须重新思考，例如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可能性。

有了这样大胆的提议，特朗普政府将重新获得主动权，不仅是在美俄关系中，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层面也是如此。至关重要的是，它会扼杀普京对双边关系的期望，就像旧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但即便算上所有的石油和武器，俄罗斯也不配再获得这样的大国地位。这将对中东产生影响，令两个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利益的欧洲国家（译者：即英、法两国）和一个日益依赖中东能源的亚洲国家——中国，参与到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中来。

“俄罗斯问题”本身，则可以在另一个时候解决。但是，通过在安理会的合作而非僵局来重塑国际秩序，美国至少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俄罗斯会学着与其他大国合作吗？还是继续站在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也许，后者才是它会做出的选择。毕竟，一个更喜欢石油价格接近每桶100美元而不是50美元的经济体系，比大多数国家更能从中东和北非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坐收渔利——这些冲突最好能波及到波斯湾的油田。

然而，如果这就是俄罗斯战略的目标，就很难看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在安理会的合作还能持续多久。北京需要稳定的石油产量和较低的价格，俄罗斯需要的则恰好相反。由于最近和美国的关系紧张，俄罗斯默认了“一带一路”计划将中国的影响推广到中亚，而那里曾是它自己的领地。（因此）在那儿，潜在的利益冲突是存在的。

最后，不需要美国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那是俄罗斯自己的挑战。但是，重建基辛格式的规则——美国应该（分别）和俄罗斯、中国更亲近，比这两个国家之间还要亲近——特朗普政府可以在扫除地缘政治混乱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而这个烂摊子正是奥巴马留给他的。

翻译文章：

Niall Ferguson，The Russian Question，Foreign Policy，December 23, 2016

网络链接：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2/23/the-russian-question-putin-trump-bush-obama-kissinger/

翻译：鲁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