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台湾总统大选揭晓后，世人看到：落败者蔡英文颇有礼节地祝贺马英九当选，竞选的政要对规则的遵守，选民对于选举既热情又理智，各方都值得称赞，表明了台湾社会民主化趋于成熟和正规。为此评论云：华人民主的典范！
于是，关于中国人素质的话题又一次被热炒起来，议论纷纷。多年来，“中国人素质太低，不能搞民主。”的观点一直争论不休，再加上前一段时期网络博客写手韩寒撰写了博文《谈革命》，其中谈到，“中国人（民众）素质太低，革命太难。”经历了这样一次预热之后，现今将中国人素质的讨论推上了新的高温高热度。
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士比较普遍认为，今天的台湾民主政治既然如此成熟，这表明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同样能够接纳自由民主、可以为通向自由民主化而铺路，降低一级的则说，至少不会成为障碍吧，有愤愤者甚至论道：说“中国人不能搞成民主”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污蔑。而“国人素质低论”者引申出多种论点，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认为，在中国施行民主政治会导致社会秩序大乱，稳定理应压倒一切；另一种如韩寒的观点，民主施行难度太大。
B.
国民素质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很大的课题，具有广泛的学术涵盖，欲搞清其全貌，理清其脉络，需要多种学科的知识积累及相当的学术素养。本文只是对基于民族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思的尝试，希冀抛砖引玉，以飨同好。
国民素质是与民族精神属于性质类似事物的不同侧面和层面，前者偏重于行为个体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特质的总和，而后者的内涵似乎比起前者还要宽广些，属于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和面貌的状况是与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荣格认为，文化是积淀在国民内心之中的集体无意识，具有先验的心理结构形式。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论道：“人们那些看似散乱无章的行为，事实上无论怎样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就是人们生活其中的文化模式。”因此，我们论述中国国民素质的状况不妨与自身民族的文化模式相联系起来。
C.
然则，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论，存在着这样的难题：正如“认识自我”的困境，由于认识所凭据的参照系就是自我内禀的价值观，其建立在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文化传统之上，其本身就得有待于被认识的客体，这样，思维就不免陷于某种“悖论”：不论是正面抑或负面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视点，都无法合符逻辑地推出可否民主的论点。我们要论述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此需要有一定的思维形式去思考，而我们自以为是恰当的思维形式，本身又是由我们的文化特质建立起来的。譬如我们下述将会讨论的各种中国式观点。
中国式思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西方思维相比较，其特点之一是含混模糊，混沌统觉，脉络不分，条理不清，偏重于直觉顿悟，轻视于逻辑分析。譬如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关于
“革命”之争论，即是一例。中国人中有的认为，唯有武装暴动才算是革命，另一些人认为，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都算是“革命”，中国当朝者认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毛左派则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算得上是“革命”。从事和平非暴力者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发生的政局变革是“天鹅绒革命”——虽然各自都论述过“革命”，但由于立场、视点和方法论不同，各人所论都是论其所论，内涵外延都各不相统，国人喜欢抽象地讨论“单纯概念”，毫不论及范畴的体系和边界，以及语境上的复杂性，这样，各自所讨论的要素组成的“集合”互不重叠，甚至毫不相交。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他主张把语言与具有语境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可是中国思维习惯纯然作类比推理，缺乏讲话者具体特定的场景分析。中国式思维不免陷于混乱，价值观争论就呈现歧义的较量，导致无谓的争论，喋喋不休于其中，谓之“关公战秦琼”，牛头不对马嘴。
再者，缺乏外在参照的中国思想，就会陷于培根所称的“种族假相”之中，局域于自我封闭的屋子内，偏重所谓的内省方法考察自我，只不过是把自我封闭于有限的天井里，并且缺乏足够的反省能力。中国儒家特别重视“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料想能达至怎样的思想功用和道德境界？中国古人常常曰“反躬自问”，只会显得道德姿态上的自负。中国历史中无数政治黑暗的实况给予今人以明确的答案。当代中国的文人则更多从本民族主义的情怀出发，情绪化地以“他者语境”为由，拒绝普世主义的价值，自以为如此便是站在了“反殖民主义”的高地上，就是大义凛然了。
恩斯特·卡西尔在《人伦》中说：“内省向我们揭示的仅仅是我们个人经验所能接触到的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它决不可能包括人类现象的全部领域”，他又说：“真理就其本性而言就是辩证的思想的产物。因此，如果不通过人们在相互的提问与回答中不断地合作，真理就不可能获得。因此，真理不像一种经验的对象，它必须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
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自我，就是具有社会性实质的自我。“自我”概念可以区分为“主我”和“宾我”，前者是自我主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后者是想象的一套组织化的他人态度，它们都必须与社会经验相联系。《符号互动论》认为：心灵、自我和社会不是分离的结构，而是人际符号互动的过程。
D.
西方的思想注重学术。不同于欧洲大陆学派，英美学派尤其注重于对语言进行详尽分析。大卫·休谟和G·E·摩尔对于事实与价值作出的经纬分明的二分法则，人们思维得以清晰，解构了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虚妄。
讲了一大段理论铺设后，回到本文主题。
我们现在拿中国人（华人）中流行的话语作语言分析：“台湾社会走向民主，表明（整个）中国也应该走向民主。”前一句话是个前提，经中国思维擅长的类比推理，不难得出后一句结论来。我们不妨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前一句话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后一句话却是价值判断，现代语言分析学表明，两者应该是经纬分明的，不应相干，可是中国式思维习惯将其混淆一体，导致了逻辑和语义上的混乱。
再有，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不应（适宜）搞民主。”则是从事实判断推出（转向）价值判断，犯了语义错误；而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士，则采用“关公战秦琼”的兵法，认为“（因为）中国人民应该享受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生活，（所以）中国人民的素质应该是不低的。”以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判断，也是个语义错误。
在此，我们谈论上述话题的前提，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性依据，我们不得不首先承认，中国人民关于的政治的素养，民主的价值，自由的理念，权利的意识，平等的诉求，必定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高级文明程度的西方自由国家人民有着巨大差别。举例为证：我们常常见闻到来自国内的报道说，中国广大的维权人士（甚至有“长江学者”之称的特聘教授都会参与！）习惯在各级官员面前用下跪的方式来诉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这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幼稚的政治行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必定与人民的精神素质密切相关，
思想启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这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早已有定论。
我以为，民主建设是一项富有智慧的精神文明的事业，从事民主活动必须有相当一批智慧高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进行精神性劳作，因此，作为精神文明的基础，思想文化的建设也应配套实施于其中，倘若象上述那样的中国思维和语言，不分场景、混乱不堪地套用不相干概念，则难以担负民主重任。文化建设亦是如此。
E.
那么，如何理解作为中华文化系统之内的台湾人民所能达成的民主事业？我认为，台湾的情况与大陆差别巨大，不具有直接的可类比性。台湾的民主化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达成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合力过程。现今侨居美国的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政治学专家指出：台湾政坛的许多领袖、重要人物几乎都有美国或其他西方留学的背景（陈水扁是个例外），这无疑会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深刻的影响。另外，日本殖民台湾半个世纪的历史，也无疑会产生出现代化的效应来，至少大大加速了台湾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并且为民主事业打下了经济制度的基础，这里就显示出多种文化的合力效应来。
台湾人民所取得的民主进步当然还要感谢台湾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其中首先要感谢台湾思想界的前辈们，胡适、殷海光、钱穆、柏杨、雷震、梁实秋、李敖、黄信介等等，他们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优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提倡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中适合中国发展的部分。他们宁折不屈、不怕挨骂、前仆后继、反抗暴政、启迪民智，为台湾社会民主思想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另一个显例是“新加坡模式”，它在政治制度上是属于东方专制与西方民主之间的过渡类型，两者相妥协的产物。在此，人们又可看到东西方（主要是中、英）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这从它的国民组成，即占据人口77%的华人，以及英国长期殖民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显赫的资政李光耀有着早年去英国留学的经历，从中可以找到充分答案。
F.
革命只是地壳表层的“地震”，即“板块碰撞”，而文化变迁则是岩层的“板块迁移”。
一年前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延绵不绝的“野火”燃烧至今尚未有停息的迹象，它一度焕发起中国关心民主的人士以无限憧憬以及虚幻空想，盼望着在中国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春天”效应。但是正如南橘北枳，一方面，阿拉伯的民风民情与中国的风情大不相同，相提并论作类比推理，势必牵强。对于中国“革命”，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另一方面，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率先进行的民主化程序，还不足以表明其推进有多少现代化的蕴含，因为作为民主精神的价值基础、更为本质的个人自由，这被J·S·密尔视为“进步的唯一可靠的而永久的源泉”，却是严重匮乏。本民族的传统坚如磐石，依旧如故。因为集体无意识是烙印在一个民族的遗传基因上的，其之改变需要生物进化那样的无数代的遗传基因密码修改的缓慢历程，这就说明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精神中，伊斯兰宗教文化具有极强的延绵性和稳定性。现今，自由世界的人士担忧起来：1979年伊朗革命最终导向彻底的伊斯兰化，历史是否会在如今“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重现？！并非没有根据。
G.
广义的文化定义自身就包含着政治制度的内容，因此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大体上是一句包含关系的命题。
黑格尔认同斯宾诺莎的观点，“一切规定即否定”，事物的正面意义可以从反面那里通过否定来确认。事物经否定之否定，从而扬弃到更高一级的肯定。
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官员们讨论了加强中国“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说“要警惕西方文化的渗透。”《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鲜明地区分了中西文化，并指出双方的文化战正在升级。胡锦涛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他还说：“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这些讲话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对手一方，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也就是文化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特定的文化形式极易导致特定的政治格局。
遗憾的是，口口声声要大搞民主事业的不少人士，却并不认识到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和思想启蒙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尚未有辩证法精神的扬弃。有不少民运人士认为，重要的事情仅仅只是“行动”而已，只认同“做实际事情”的意义，认为“理论已经太多了”“理论够多的”——按照这样的认识水平去办事，只会把人类进步的重大事情办成肤浅浮躁的“走过场”。
写于 纽约 2012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