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不仅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经济发展进程，而且对人类的文化生活也产生着巨大影响。虽然现在谈论文化全球化还有点为时过早,但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以致文化发展逐渐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态势。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如何看待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如何合理引导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这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一

在我国，多年来关于民族文化的讨论主要是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的。现在看来，有必要将这一框架置入“全球化—民族化”这一更大的视野或框架中来考察。由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内在因素，因而无论是讨论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好，还是“现代”也好，都不可能离开全球化这一新的参照系。而且，要顺利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必须首先对全球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而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定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由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因而文化的全球性发展除了通常提到的那些互动性、渗透性、交融性、开放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在出现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一是文化与经济日益“一体化”。文化发展无疑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但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现象，其发展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时甚至是非常强的独立性。然而，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独立性日渐遭到削弱，文化与经济被硬性地捆绑在一起，经济上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强权衍生出文化上的强权。虽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会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就其价值上来说绝无优劣之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世界也不应由任何一种文化来主宰。然而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条件下，即在硬性“捆绑”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扭曲，似乎经济越发达，民族文化也就越优秀。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了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现象。

二是文化交流日益蜕变为文化输出。从理论上讲，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平等的，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双向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的文化输出。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及全球的传播媒介将西方文化长驱直入地渗透到世界各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民族文化与信仰受到严重动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有悖于它的价值观念的异质文化的传播，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这样，所谓的文化交流不过是单向的文化出口关系。当年英国社会学家胡格韦尔特在批评帕森斯的文化传播学说时就指出，这种学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和平的思想交流史：社会交往到处都在促进着繁荣昌盛；文化传播犹如友好的商务旅行；马可·波罗漫游世界时从一个地方拾来几个观点，然后把它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传播，一切都那样有益无害。然而奇怪的是，……丝毫未谈及‘统治’、‘剥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等灾难。”（转引自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第38页）这种批评意见也基本上适合于当代现实。

三是文化的功能日益膨胀，对社会生活形成全面冲击。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开始越出原有的学理层面，快速走入日常生活，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巨大冲击。像西方文化的传播、扩散，不仅深刻地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其教化功能、消费功能、审美功能、经济功能等集于一身，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特别是文化向心理层次的渗透，使得人们的潜在欲望、需要和心理受到西方文化的左右，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文化冲突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冲突。

当然，全球化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洪水猛兽。全球化一方面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球化的推行，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全球网络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形态间的接触、对话，可以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共享；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不管人们处在什么样的国度，拥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可以以独立身份，随时随地参与其中；先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文化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为民族文化快速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所有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全球化过程中所蕴含的以往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文化活力，是民族文化发展难得的宝贵资源。

现在，全球化已不是什么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不管赞成也好，还是反对也好，都不可能回避这一现实。每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只能积极面对全球化，从中寻求发展的出路。

二

文化发展的现状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讲民族文化的发展，远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即不能就文化谈文化。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综合国力的增强，事实上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进行文化歧视，进而企图用自己的文化一统全球，还不是拥有经济、政治上的霸权？同理，其他国家要真正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要切实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必须靠自身实力的增强，靠经济、政治、文化的良性互动。这就是我们看待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立足点。离开了这一点，其余谈论最终可能流于清谈。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文化自身的研究，因为道理很简单：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再密切，也不可能取代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文化自有它的内在发展逻辑。因此，注意研究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正是理论工作者必须承担的任务。

从文化角度来看，有关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发展的这样几个重要问题需要引以高度重视并加以新的认识：

1、文化的维系。这主要涉及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在世界性联系不太紧密的传统社会，民族文化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民族范围内世世代代延续，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是对某种外来文化的接受以致被同化，也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而逐渐作出的选择。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除了遇到外族入侵而遭至整个民族毁灭性打击的极端情况外，民族文化的维系与保护并不成为什么问题，至少不是严重问题。而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问题则日益凸显出来了。文化资本、文化商品的自由流动，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价值的对撞，直接威胁到弱势民族的文化安全，进而影响到其生存和发展。文化生存原本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假如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和侵略，其结果必然会给民族国家带来深重的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对此，不要说发展中国家深表担忧，就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也心存疑虑，如加拿大遗产部部长希拉·科普斯就认为：“文化是一个确定21世纪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为保护文化而感到羞愧。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可能会在全球化的单一文化中失去自我”。（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8月3日）正因文化保护直接关系到民族存亡，因而“文化主权”问题被现实地推到主权国家面前，因为在文化主权上出了问题，何谈民族文化的安全和生存发展。

如何维护文化的主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至少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提起注意的：首先是文化战略的制定问题。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在反复论证：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为此，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文化战略的研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应该通过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这是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其次是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学术话语、思想观念的形式扩展的，而且是以产业形态来推行的。可以说，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其他弱势国家所强行的“市场准入”，构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其剧烈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为此，受文化殖民威胁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形成能够抗衡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使民族文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使民族文化适应全球化的大潮，这确实是一大难题。文化保护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对这一难题如何解决。首先应当肯定，全球化并不等于同质化、模式化。没有民族独立和民族文化的独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恩格斯曾经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由的时候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7页）然而，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民族文化的独立固然不是要依附于其他外族文化，尤其是强权文化，但这种独立又不是离开世界文化整体联系的独立，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独立，不是与全球化隔绝的独立。独立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全球化的特点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全球性的文化互动使得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密切相联，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保持文化独立性，走出一条健康的文化发展之路，就只能通过开放，融入全球化大潮，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取得强有力的发言权，才能切实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使其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对全球化浪潮的适应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2、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必须借助文化传承来实现。文化传承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承比较简单，民族文化基本上都是在特定的国度、民族内一代接一代地流传、延续的，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都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而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其特点是传承的空间大大改变了，由此带来的传承途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全球化带来　了资本与信息的自由流动，先进的传媒工具和技术手段使得文化信息在世界各地迅速传导，因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正在被消解。这样，文化传承不可能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而是被纳入世界性的文化版图。而且，由于文化信息传递具有空前的快捷性、即时性，因而文化传播在世界各地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差，无所谓先国内后国外的问题，有时“海外返销”或“出口转内销”竟成为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传承的一大奇观。

既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空间被打破，那么，要使民族文化得到顺利传承，必须因势利导，正视和参与国际性交流。尽管目前在交流中含有不平等，但进行交流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现实。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没有完全离开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程度不同地在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和发展起来的，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是很难找到的。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是离不开这种交流。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从而在多元文化的较量中站稳脚跟，得以延续；民族文化也只有在积极参与交流、参与世界文明的整体建设中，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承。尽管经过国际交流的文化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而是渗透进了外来文化的因素，但这种渗透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而是对民族性的丰富和发展，因为这样的民族性已经被赋予新的内涵，获得了时代规定性。

要使民族文化得到顺利传承，除了在实践上积极参与国际性交流之外，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或研究的方法论上有一种新的调整与转变。这主要涉及对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看法问题。

首先，应当跳出传统文化的圈子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离开传统文化来讲其传承，岂非奇谈怪论？并非如此。这里绝非是要抛弃传统文化，而旨在突出传统文化传承的视野问题。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渗透、难舍难分，不跳出传统文化的圈子，就不能真正看清传统文化，也不能真正传承传统文化。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虽然作为传统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在传承和发展，但这种传承和发展基本上是在原有的框框内进行的。如果说这种传承方式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里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方式就很难再有什么必然性和合理性可言。我们的文化要走向世界，并通过世界来传承，必然要求用全球的视野来反观和看待我们的文化，看哪些文化成分需要继承，哪些文化成分需要抛弃，否则，文化越传只能离世界文明大道越远，最后传到死胡同无法再传下去。

其次，应当从传统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来看其连续性。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发展的保证，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则是使这一文化传统得以跃迁、提升的重要环节。只承认连续性，就会忽视现代化所要求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差异；相反，只承认非连续性，又会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在当代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都是值得研究的，但两相比较，非连续性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因为全球化的出现，其意义不仅仅是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而实际上是划了一个时代。全球化时代与以往社会有其重大区别，由此产生的新型文化与传统文化自然也有着重大差异。在研究民族文化发展问题时，只有首先承认非连续性，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异，才能以时代要求的文化精神为基础来培植新的文化精神，而后才有根据考虑连续性方面，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而在时代要求的文化基础没有澄明之前，抽象地谈论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乃是毫无意义的举动。（参阅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因为继承的参照标准还没有确定，要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根本无法断定。

再次，应当从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要求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传承固然离不了历史文献、典籍，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于社会生活实践。看一种文化能否得到传承以及怎样传承，必须看其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实际发生影响以及怎样发生影响来确定。凡是不能参与社会实践而与现实相脱节的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终归难以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在全球化时代，情况尤为如此。一种传统文化能否得到健康传承，不仅要看它能否满足本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且要看它能否回答全球化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出路就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与本国现代化实践的交叉点上。也就是说，要确定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要确定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向，关键是要明确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实践所要求的文化选择与再造过程中最需要和最急于克服的文化因素是什么。只有在问题明确之后，再来反观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才能最后确定应当继承什么、否弃什么，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的合理对接。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讲的社会生活实践也应当有新的理解。在世界交往普遍发达的情况下，一国的社会实践与全球性的社会实践很难划出严格的界限，因为“世情”与“国情”相互渗透，在特定条件下，前者或许就是后者的一个基本规定。这样，关注和参与全球性的社会实践，自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这种实践孤芳自赏的文化，必然是一种缺乏生活根基而最终被淡忘的文化。

3、文化的积累。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文化传统简单延续的过程，而主要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时代而进入文明社会，正是通过经验与智慧的长期积累而实现的。可以说，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民族文化积累的途径和方式在不同的时代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民族文化的积累主要是本民族自己经验与创造成果的缓慢积累，那么，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民族文化的积累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纵向积累，同时也是一个由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横向积累。在全球化时代，后一种积累尤为引人注目，因而更值得研究。

文化横向积累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更重要的在于使民族文化的积累有可能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世界交往改变了文化创造、发明的重复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108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明随时都有失传的危险。因此，“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同上）事实正是这样：封闭的文化发展必然带来的是文化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因为每个国家毫无借鉴、继承可言，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一步步积累起。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则打破了这种重复性，某一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直接吸取新的文化成果，从而可以避免文化发明创造上的“重复”、“浪费”，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加快文化积累的步伐。由此说来，民族文化积累的方式不一定是按部就班的，“跨越式”的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文化积累的途径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来实现的。一方面，特定的文化成果是人们劳动创造的产物，这些产物凝聚着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因而对后人来说具有客观的存在形式，并成为文化积累的前提和起点。另一方面，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文化产品也会在主体的活动中被消费，其结果是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进而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被重新创造出来，获得新的存在形式，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文化积累就是在这种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不断作用过程中进行的。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的积累实际上也是按照这样的途径和方式来展开的。不同国家、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因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由此形成了文化差异，而国际性的交往又使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补益，通过各民族文化精华的汇合与交融，逐渐形成为人类的共同文明财富。这是民族文化融入全球文明的过程。与此同时，各个国家、民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消费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加上自己特有的理解与消化，又形成为具有个性的民族文化。这是全球文明转变为民族文化的过程。这一转变意味着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已成为民族文化有机体的内在要素，因而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新的积累。这种积累不光是对原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整个民族文化品格、境界的提升，是对民族文化某些局限性的克服。因此，积极参与全球性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这是民族文化积累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文化的生产还是文化的消费都表明，文化积累本质上一个创造过程。文化积累并非是在原有文化故堆上的简单添加，而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文化创造或文化再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文化不断得到新的阐释与改造，新的文化因素又不断产生。这一过程的现实基础就在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诚如马克思所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第４９４页）事实也正是如此，离开了每代人的现实活动与现实创造，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积累，因为无东西可积累。

应当指出，文化积累在其具体发展过程中并不像滚雪球那样简单，越滚越大，有增无减，而实际上是有损有益。全球性的文化激荡，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常常处于“受损”的地位，有时甚至陷入严重危机。但是，这种不利和危机并非一种注定的命运，只要发展中国家善于“从游泳中学会游泳”，从竞争中增强实力，那么，文化激荡也会变为焕发文化生机、获取文化财富的契机，文化受损也因此会变为文化受益。文化积累就是在这种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

４、文化的建设。谈到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免不了要提到文化建设。如何进行文化建设？同样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历史发展到今天，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必须置于世界文化格局之中来考虑。按照这样的要求，民族文化的建设不仅是要主动融入世界文化大潮，更重要的是要突出文化上的超越、创新。

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以继承为主线的，但继承并不排斥超越。没有超越，民族文化就只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踏步，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新的起点上得到继承。历史表明，文化的成功继承总是落在那些敢于超越者的手中，只会解经注经、不敢越雷池一步者，很难把民族文化推向前进。所以，真正的继承必然是有所超越。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自然不能仅仅停留于原有文化的维持上，必须以世界先进文化的水准来重新审视并合理超越本民族的文化。因为全球化实践的新发展以及所提出的新问题，对于我们传统的观念以至整个传统文化来说，实际上是挑战多于顺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不是在传统文化框架内所能回答的，而是包含着对传统文化观念及其前提的一种超越性要求。只有在重新批判地思考并合理地回答一些基本前提问题（如理论前提、价值前提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对其作出有力的回答。要使传统文化不致成为实践发展的阻力，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这种超越性要求。

民族文化要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还必须在发展中创新。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在这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性因素，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主要看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反观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理论准备不足，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恰恰是制约许多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这样的欠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个主要突破口。就我国的文化现状而言，虽然成绩不容抹煞，但在“创新”上尚为薄弱。且不说我们在对外文化贸易中鲜有称得上是“创新”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文化产品，就是我们的文化理论研究也没有表现出一个泱泱大国所应有的理论思维高度。像８０年代以来文艺批评的话题，从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西方话语；文艺新潮中被称为创新的部分，也大都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式、方法的袭用。哲学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形，从８０年代开始出现的存在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大多复述的是西方话语。这里绝对无意于否认这些问题研究的价值，也无意于一概拒绝借用西方某些话语，而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文化应当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应当有自己的原创。失去了这样的特点和原创，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化的文化竞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有自己的思想创造，有自己的文化精品，全面寻回对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自信，这正是文化建设的希望、文化发展的希望！

三

提出问题目的是解决问题。面对全球化，与其被动适应，不如主动出击。如何出击？不在于树起一面旗帜，喊响一句口号，而关键在于脚踏实地的工作。为此，应当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上正确地调整我们的思路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１、 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多次提到过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引自《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７日第三版）有没有文化自觉，对于回应全球化至关重要。失败与挫折往往落于那些无思想准备的民族手里。强调文化自觉，事实上就要求突出文化的“民族意识”或“主体意识”。民族意识不过是民族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观念反映。只要有民族利益的存在，就有这种意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现在无论在网上还是在市场上，文化战所争夺和捍卫的并非仅仅是纯文化，而实质上是民族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既然民族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无需讳言文化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作为文化自觉的要义，首先有赖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每一个民族当然是一个独特的“我”，但并非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清醒的“自我”。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什么这些国家日益蜕变为西方文化的游乐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精神上丧失了“自我”。一旦失去这种“自我”,其结果必然是不知不觉地跟着西方文化随波逐流，最后一步步走向文化殖民。如果此时再来谈论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当然，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要排斥全球意识。正像一个人的“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意识到一样，一个民族的“自我”也只有借助于“世界历史”之镜才能得到真正认识。没有对全球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就很难滋生出关于“我”在世界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自觉意识。

增强民族意识，实现文化自觉，还有赖于“危机意识”的强化。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互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大危机可能是文化的“认同危机”。享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不管其用意如何，这种状况确实是存在的。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将是这些国家、民族发展的最大悲哀。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唤起民族的忧患意识；　要唤起忧患意识，又必须从自我反省开始。因为真正可怕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威胁，而是我们自身的麻木不仁。在文化上不能自觉发现问题，就不会有求改进；没有改进，也就不会变被动为主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发现问题，谁就先胜一筹。

２、调整文化心态。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的心态非常复杂。在我国，有人欢呼中国文化将进入新的繁荣，有人则悲叹中国文化正走向堕落，也有人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化逐渐走向“后殖民文化”。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讨论，但要引导文化健康发展，必须克服情绪化的偏见，健全文化心态。这就是要用一种理智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发展。

健康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任何以全人类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文化霸权”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一概拒斥西方文化的“唯我独尊”也是需要克服的。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因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但是，对于民族性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何谓“民族的”？取消原有的民族界限固然荒唐，而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非合理。民族化本身就含有世界化的规定。自觉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将世界的东西民族化、把民族的东西世界化双向并进的过程。讳言“开放”、“融入”，无异于作茧自缚。

在这里，应当正确区分文化封闭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界限。在近年来的文化讨论中，这两种理论倾向常常混在一起，以致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其实，二者仅有表面的相似，而实质上是不同的。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旨在推翻西方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殖民统治，像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大致如此。文化封闭主义则是无视历史的发展，无视全球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刻求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修复、构造自己的文化原型。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文化上的排他性，排他的结果只能是回避挑战，畏惧变革，最后导致本民族文化的停滞、衰微。因此，校正文化心态，增强文化上的心理适应能力，这是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３、加强文化的调适与转换。全球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决不是对原有传统文化的简单修补，而是一场新的“革命”。所谓新的“革命”，就是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调适与转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未来的世纪里获得新生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

要实现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首先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影响还很深远，仍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现代化的步伐；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至。这几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前现代因素是作为一种原始依恋的民族认同，……现代因素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联系的‘文明’传统。二者构成了民族主义内部的基本紧张关系。”(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０页)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对现代性的“消解”与“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因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究竟怎么转换？这不是随意确定的，而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本国在世界历史潮流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出发。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们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阶段，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这一客观现实正是研究文化转换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文化转换的基本方向、目标。按照这一准则，无论是对前现代因素的批判、继承也好，还是对后现代因素的吸收、抵制也好，都要接受“现代化要求”的审视与裁决。在这里，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来。这种回归自有它的必然性，因为今天所讨论的全球化是和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紧紧连在一起的，不可能离开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来空谈全球化。

４、推进文化整合。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蜂涌而至，不出国门就卷入了国际文化“漩涡”。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格局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无序的干扰，客观上要求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谁来进行整合？或者说，谁来“整合”谁？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整合的主体问题。应当说，不管全球化的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化整合的主体绝不可能只是西方文化，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全球文化”，而只能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主体的文化整合事实上不成其为“整合”，毋宁说是“被吞并”。过去要做“化外之民”的思路固然不可取，但要沦为“外化之民”的结局也不能轻意接受。正确的主张应该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无论怎样整合，最后的结果总不能失去了民族性、丧失了民族特色。

与整合的主体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整合的标准，即以什么样的文化标准来整合。虽然民族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化整合的主体，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文化又具有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民族文化，决不是一般的传统文化，而主要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说文化整合，只能按照这样的文化标准来进行。凡是符合这种文化要求的就应该吸纳，凡是与之对立的就应该拒绝，一切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检验。不如此，整合是难以顺利实现的；即使勉强得到了整合，其发展也可能是跛足的。在这里，应当特别提起注意马克思考察社会有机体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管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第２３５－２３６页）这一思想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使各种要素“从属于自己”的原则，一是使“器管”不断创造、完善的原则。这两条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整合。文化整合不是把各种文化因素（包括残留的因素、外来的因素等）简单地组合在一起，而是有主有从，突出消化吸收；文化整合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即文化结构不断重组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新的调整，同时新的文化因素应运而生。研究这些特点、规律，对于把握和实施文化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往往是和文化冲突相生相随的，并且是在不断冲突中进行的。这样，自然又遇到如何对待整合与冲突的关系问题。不容否认，目前的世界文化交流确实是不和谐的，其间充满着文化冲突，但是，对于冲突也不能仅仅作消极的、否定性的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冲突、有碰撞，才有文化的火花，才有思想的活力。正是在碰撞、交流过程中，可能包藏和萌发着民族文化新的发展生机。从文化交流史来看，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创造往往是由外部的刺激引起的。异质文化的碰撞对于文化发展自身的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有时还会催生新文化的降临。我们虽然在文化冲突问题上不主张浪漫主义，但还是要求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看待和应对文化冲突问题。正确的主张应该是：既要使文化冲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为使文化得以有效的整合和快速的发展，必须注意把握好这一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