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迅速崛起的姿态以及对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而成为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 2008 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颓势，而对比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活力。如此强烈的反差与对比激发了全球学者对解密中国发展“神奇密码”的强大好奇心与探求欲。从笔者检索的英文材料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进行论文检索一无所获，以“中国模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则有相关论文十几篇，而以“中国崛起”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却有几十篇。可见，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无论何种称谓，其实都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种不同认知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美籍华人、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企业与国家》中，通过对中国经济成分和发展指标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而政府仍然在经济行为中占主导地位。在高速的增长背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却不高，虽然看起来好看，但却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日本很多学者在谈到中国经济时，认为中国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今后 将以不可 逆转的趋势继续向资本主义道路前进。
伴随着新儒家学派在世界舞台的再次活跃，借鉴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著名“韦伯命题”，新儒家学派提出了一种坚信 儒教教义与 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联系的思潮——儒教资本主义。儒教资本主义认为日本、韩国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等东亚国家二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奥秘在于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联姻。麦克法夸尔这样指出： “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工业化的开拓阶段，那么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新儒家学派在为儒家学说开创了崭新道路的同时，也使儒教资本主义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关注。一些国外学者因此把中国崛起的奥秘归结为儒家资本主义的复兴。
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 Ian Bremmer) 在其新书《自由市场的终结： 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中提出了中国正处于自由市场终结，同时国家资本主义兴起交替的时期的观点。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政府如果被迫在保护个人权利、提高生产力和政治目标中作选择的话，国家资本主义将永远选择后者。国家资本主义政府既当裁判又是运动员。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首要国家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和其他一些集权国家，而且这些国家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资源。在这些论证的基础上，布里默更是提出了“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威胁”的观点。
另外一些学者使用“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个词，实质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就曾用“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来指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这类国家政治上没有实行民主化，但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赖斯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会影响世界的发展秩序。
美国学者韩丁( William Hinton)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曾用革命的燎原大火这个比喻来表达“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命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燎原大火，在几十年里对中国的改变远超过过去两千多年的变动。但现在这把火已燃烧殆尽。当火焰逐渐衰退，人们渐渐看出社会的改造并不如先前想象得那么深刻。火焰烧掉了叶片，但是古老文明的盘根错节依旧存在，现在新芽正发荣滋长，将革命的创新成果一个接连一个地挤压到一旁，乃至完全掩盖了。韩丁的比喻以一种悲观的基调表达了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姓“资”也不姓“社”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亚当·沙夫在《我的中国观》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无法给予明确的界定。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 Peter Nolan) 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 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与经典社会主义相异的“第三条道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绩效越来越突出，“中国模式”成为国外学者热议的主题。在乔舒亚·库珀·雷默的文章《北京共识： 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发表之后，“中国模式”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他在文章中指出： “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其实，“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俄国学者杰柳辛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谈到一些人称中国的现行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称之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因为问题不在于名称，只要改革的结果使人民生活能够得到改善，使经济、社会、政治进一步发展，那么，世界上具有最独特和最古老文化的国家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虽然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方向有些偏离，但仍然有一些学者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 Pranab Bardhan) 与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约翰·罗默( John E． Roemer) 在其合著的文章《市场社会主义： 一个重获活力的案例》中认为，1989 年苏东剧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经济领域开始进行了全方位改革，这些改革的结果是走一条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们同时指出： “我们要构想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目的在于这个制度可以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东西’，我们坚信这样的制度会更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也会对社会需求更加敏感，比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分配也更加均衡。”他们认为，中国采取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既能够提高生产效益，又能达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后社会主义？ ——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一种与现实没有任何显著联系的历史观来为自己辩护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故意留有余地，因为它试图在概念上捕捉的历史环境的特征极其模糊不清”。正是由于他所认为的中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他提出像中国这类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转型或者变化可以用“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进行定性。他反对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且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复辟或倒退，社会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推动社会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固有理想，而是意识形态的卫道士，目的是防止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这里，德里克所谓的“后社会主义”是指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鼓舞下有阶级基础的政治运动的历史阶段中，所提供的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之间进行的。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是相对于“纯粹的社会主义”而言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德里克指出： “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日本共产党前主席、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破哲三在《马克思的“科学观”——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针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所认为的中国是在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他们的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他们的观点仅仅狭隘地认为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不破哲三同时指出，中国的实践确实为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而只有认真地研究，才能摆脱目前对此认识的混乱和误解。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关注，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所以我所关注的是中国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它又应该怎样使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竞争”。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在《中国大趋势》中谈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时指出，仅仅根据对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的误读而进行“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 国 家的 争论 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种拥抱“黑猫白猫”的方式，实行改革开放，但是中国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西方式的所谓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多于“社会主义”
尽管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太认可，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多于“社会主义”。在西方学者看来，所谓“特色”就是相对于“一般”而言的“特殊”，它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奇怪和反常的。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 “在后毛泽东时代迅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分自然的产物。”但是，同时他也指出： “即使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很少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也决不是( 或决不是正在变为) 资本主义。”?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他又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同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等同起来”，他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实现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社会形态，不仅成为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手段，也几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他看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中国特色”的存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主义”的成分。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教授洪朝辉认为，中国存在着既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难以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成分，而是一种权力资本经济，因为这种经济是垄断和排他的，是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杂交体。这种经济不仅在西方没有出现，而且在前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变迁路径上，也没有平行的案例可作借鉴。?
同样，美国其他一些左派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不应与市场相联系。中国的市场逻辑长此以往将会推翻国家规则的力量，市场愈成熟，国家愈难计划，市场将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工具。市场将把任何事物都变成商品，把任何人都分成买者和卖者、所有者和工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和获取者。从市场获益的人的价值观会影响其他人，市场会传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从而动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起码呈现出以下特点：
( 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已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例如，一些学者从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结合中国当下的改革，将中国经济改革中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分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对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渐行渐远，从而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感慨，认为资本主义正渐渐在社会主义内部复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拯救。还有一些学者用淡化的词语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更喜欢用“儒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等说法来取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意蕴，就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凭借自身独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取得如此显著成就。另外，还有些学者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各国的影响出发，得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奇迹论”以及“中国特殊论”的不同结论。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化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复杂性双重作用的结果。中国由于历史与现实、时代与国情的双重纠结，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最特殊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儒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沉淀的影响非常深刻，这些影响在当代中国很容易找到影子。而近代中国在内外困境中直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才终于取得民族独立，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偏离现代化发展目标 20年( 1957—1976 年) ，同西方发达国家逆向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特殊的历史和国情造就了中国今天特殊的“后发式”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意蕴就在于：它既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又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 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内所实现的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原来意义上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转化为共时性矛盾，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所在。而这些复杂性是国外学者没有经历和感悟过的，由此也决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另外，由于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也是必然的。
( 二)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多注重文本的梳理，与现实“对话”不足
如上所述，中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交织，对于国外学者来说仿佛是一本晦涩厚重的书本，难以吃透。因此，国外很多学者便注重从大量文献入手进行文本的梳理，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转入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詹姆斯·R． 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教授在其合著的《中国政治》中，采用文献梳理的方法，通过对毛泽东时代道路的梳理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比研究，驳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以往的否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连贯性，因此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形态，而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创新。一些国外学者虽然掌握的资料比较翔实，但是不足之处是采取结合实际的方法比较少，与中国实际相脱离的问题容易成为他们认知角度的暗伤。
国外学者多注重文本的梳理，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渠道狭窄，所以他们的认知来源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记载，无法真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话”。这些学者多从二手材料入手，在对二手材料的梳理和整合的基础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这些二手资料的作者由于本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会带有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再加上西方媒体的影响所导引的意识形态的偏见等，在认知过程中容易遮蔽使用这些素材的学者的客观视野，这样就无法保证认知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 三)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中，个案研究突出，整体性观照不足
不少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傅高义在其著作《先行一步： 改革中的广东》中，即是采用研究广东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的先行地位和取得的成就来佐证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
而前面提到的黄亚生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企业与国家》中也是以上海的发展为例，认为上海的发展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具有显著的资本主义特征的发展，从而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结论。他们通过对其了解的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整理和分析调查数据，最终归结出关于这些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场景的印象或定义。
中国是国情极为复杂的人口大国，民族众多，地区迥异，各种不同特点相互交织。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景象不了解。他们易于从受到瞩目的几个重点城市的情况出发进行研究。中国一些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就成为他们进行个案研究的目标，但重点研究上海、珠三角和其他一些经济开发区的实际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国外学者们从中国发展的这些特殊案例出发，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认知，在思维方式上带有浓郁的形而上特点，不可避免地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三、多一点中国式思考
从总体上说，由于大多数国外学者都是拿着望远镜看中国的，加上他们掌握材料的客观性、丰富性程度具有一定差异以及背后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认知问题存在着很大差异。一方面，尽管有着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方面的不同，但国外一些学者能本着尊重事实、严谨治学的态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认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复杂性，加上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影响，导致有些学者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上存在种种误读，并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
尽管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认知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一般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2008 年初就曾提到：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对于国外学者类似的议论，一些中国读者颇感兴趣，也有些人感到振奋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还有不少人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夸大其辞的看法。其实，尽管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未必准确，但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动因。
需要指明的是，中国学者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应该具有中国式的立场和态度，这就是，用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态度进行审视： 一方面，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为我们拓宽理论视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要积极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与研究动态，并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科学的态度积极吸纳国外学者的见解，从而为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广阔的世界眼光，避免误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他们又容易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上产生偏差甚至偏见，所以我们应在与国外学者保持“对话”的同时，力求排除他们认知中不客观与形而上的部分，还原国外学者本初的、较为客观的看法，以营造一种客观但以我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环境。
这里的关键是要注意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在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吸纳海外研究的有益成果，促进中外学界的相互交流和彼此理解，走一条综合创新之路，这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期掌握全球范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话语权。同时，这对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进而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也将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