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过去30年指导中国治理转型的模式是“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它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渐进性、实用性、政治改革滞后、技术性。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继续有效发挥作用的四个支持性假设不能成立，所以虽然它在一段时期内有其独特优势，但随整体社会转型的发展、治理转型的深化，其优势渐失，而局限性则日益凸出。只有重构治理转型的模式，才能够更好的引领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变，实现治理转型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引论

如何总结和评价过去30年指导中国治理转型的模式？这对于理解过去30年治理转型、现阶段治理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治理转型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把中国过去30年治理转型的模式称之为“演化政治”模式，亦称“中国-越南模式”，该模式具有三个显著特点：遵照试错路径和逻辑，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之间具有历史连续性和“非断裂性”，遵循“最小打乱的原则”；萧功秦认为这一模式具有对变迁过程可控制，经济动员能力强与资源整合快捷的优势，但也容易导致路径锁定和急诊室效应等特殊的困难[1]。俞可平将过去30年治理转型所遵循模式概括为增量民主模式[2]。桑玉成和袁峰则概括为四点基本特征：自主性发展、主导性发展、稳定性发展、渐进性发展。自主性发展是指自主选择本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道路，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内源式发展。主导性发展是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这种主导性发展是与党和国家相对于社会所享有的高度自主性联系在一起的。稳定性发展是指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不能偏废，要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稳定。渐进性发展是指政治发展需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3]。申巧红、张孝文认为还具有梯度性发展的特征，即政治体系能力、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等政治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和梯次性分布特征[4]。燕继荣则从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条路线互动的视角概括过去30年治理转型，但没有将其提升为一种模式[5]。以上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仅仅描述了过去30年治理转型的特征，并未进一步将其提炼为一种模式；或是将其归纳为一种模式但并未在理论上加以系统阐述。本文从以上研究出发，明确的将指导过去30年治理转型的模式归纳为“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并阐述了特征、优点和局限性，指出转型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一、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的基本特征

根据30年中国治理转型的实践过程可以概括抽象出迄今为止的中国治理转型所遵循的基本变革模式，我将其概括为“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

渐进性。回顾中国治理转型可以发现，渐进性是其最首要的特征，30年中国治理转型过程整体上体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等治理转型成绩的取得呈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6]；另一方面，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的积累和凸显也呈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

实用性。30年的治理转型是逐步摆脱各种僵化的教条限制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用主义主导的过程，如托马斯.海贝勒所言，“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7]。海贝勒认为，这种实用性可以体现为多个方面，“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稳定、建立社会主义以民主等承诺。”[8]

政治改革滞后。在80年代治理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就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1986-1988年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并未取得大的突破。在90年代以维护稳定为中心的治理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停滞。在治理转型的新探索阶段，虽然日益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在党内民主、大部制等多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并未根本改变政治改革滞后的局面。大部分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不利于长期发展的，但以邹东涛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把“经济改革‘理性超前（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保守）的非对称组合’”视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因为其“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9]

技术性。技术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不是从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的基本制度上根本调整现有治理结构，而是立足现有治理结构，致力于运用各种手段让其发挥最大治理潜力、实现最大治理效益；第二，变革是必要的，但不是从价值、职能、组织、制度上重构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关系，而是通过各种技术性问题的变革，充实和巩固现有的基本治理结构；第三，在变革策略上，采取从外围到核心的路线。

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隐含着四个预设：预设一，现阶段基本治理形式（制度和结构）能够根本容纳--而不是制约--治理转型内容（例如公民社会发育、现代公共价值观的发育、民主法治的发展）的发展和扩张，反过来，治理转型内容的发展和扩张有利于巩固--而不是削弱和挑战--现有的基本治理形式；预设二，不改变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关系，通过加强全能型政党建设即能够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领导的充分合法性，并完成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变；预设三，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阶段的基本模式并致力于其完善，在战略上坚决、彻底的否定了多党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①；预设四，坚持现阶段的基本治理形式不妨碍进行各种技术性治理转型和探索，各种技术性治理技术性变革和探索有利于巩固现阶段的治理模式，提高其治理绩效。这四个预设是经不起检验的。

二、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的优势

这种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包括如下三点：首先，一段时期内有利于在我们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秩序需求极高的国度保持政治社会稳定，而政治社会的稳定是经济的发展重要先决条件之一；其次，有利于现代治理基础要素（民间传统、价值、理念、习惯、思维行为方式、组织技巧等等）的渐进发育，现代治理的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期内速成，但制度赖以健康运作的各种基础性支撑要素是不可能速成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再次，有利于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教训，提高驾驭复杂的治理转型进程的能力。

三、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的局限性

虽然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在一段时期内有其独特优势，但随整体社会转型的发展、治理转型的深化，其优势渐失，而局限性则日益凸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不利于巩固深化治理转型所取得成果。俞可平很准确的概括了30年治理转型的成绩：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这几个方面的治理成绩的巩固和深化需要从权力与权力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权利与权利三个方面更加明确的厘清和界定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关系。

不利于解决上述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官-民两极治理结构的强化和紧张、党的转型和宪政发展的内在结构性紧张、非制度化博弈的低层次徘徊、地方庇荫网政治、结构性腐败、权力-资本的非良性联姻、既得利益阶层等深层次问题基本都源于现阶段基本治理结构的缺陷（而不是技术性缺陷），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难以根本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日益强化的反腐败手段与日益严重的腐败同步发展，已经足以能够说明问题。

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该模式所将具有的优势逐渐丧失，甚至走向反面。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稳定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在局部地区，因为维护稳定手段和形式的落伍反而在实践中变成制造不稳定的因素；思想、舆论和组织的控制在维护了政治社会稳定的同时，越来越不利于现代治理基础要素的健康发育；政治改革滞后的副作用日益突出，治理结构的落后已经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为滋生腐败、垄断、权钱交易、社会不满的温床。

该模式所具有的技术性、实用性特征副作用日益突出，在村民自治、行政体制改革等主要的技术性变革领域，基本治理结构的局限制约了这些治理转型探索的成效和深入发展。

该模式所坚持的渐进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萧功秦认为这种变革模式可能为导致“路径锁定和急诊室效应”，即：一方面，“有可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的路径依赖，即通过加强控制、约束社会自主空间的方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强化的路径，就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10]；另一方面，这种“习惯成自然的路径锁定状态，使决策精英往往有一种很强的思维定势，即在顺利时，会由于路径依赖心理的干扰，而拒绝进一步的深层次改革，相反，当原有的路径发生巨大障碍并影响到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时，才会产生不得不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强烈意愿，然而在此时，就会产生类似于急诊室医生面对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的两难命题”“面对社会的重症效应而产生的激进与保守的两种‘治病方案’的分歧与矛盾”[11]。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虽然基本满足了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伴随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这种治理转型模式在推进治理转型、解决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等方面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型的障碍，不彻底转变这种治理转型模式，难以满足治理转型的长远需求。

注释：

①最近的明确表态，"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参见：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 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三十年变革[J]．探索与争鸣，2008（5）：4-11．

[2] 俞可平．增量民主：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J]．上海教育，2008（15）：61-62．

[3] 桑玉成、袁峰．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J]．政治学研究，1998（3）：7-10．

[4] 申巧红、张孝文．论中国的梯度政治[J]．甘肃理论学刊，2003（4）：9-13．

[5] 燕继荣．治民o治政o治党--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解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15-20．

[6] 俞可平主编．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3．

[7] [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A]，参见：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6．

[8] [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A]．参见：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6．

[9] 邹东涛．"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A]，参见：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18-419．

[10] 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三十年变革[J]．探索与争鸣，2008（5）：8．

[11] 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三十年变革[J]．探索与争鸣，2008（5）：9．

（选自：《困境、重构与突破：中国治理转型的模式研究》第3章，耿国阶著，东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