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降，经过连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瓶颈状态：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较高速度，但由于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严峻的资源制约，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各种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每年群体性事件高达数万起[1]。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反使社会诚信更加缺乏，共同的文化和价值纽带更加脆弱，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社会不平等更加严重。此时此刻，如果仍然沿袭以往的改革思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社会矛盾丛生，与现阶段的发展方略及其主导下的政策选择有关。在此有必要先回顾现阶段改革与发展思路。

第一种思路，即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政府思路。这里需要先辨析宣传口号与实际政策。从2003年以来政府的宣传来看，本届领导集体确实更加重视民生、社会平等、区域均衡发展等问题，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重心在社会公正和平等等方面。从口号观之，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策取向还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能够迎合民心。但这仅仅是“思路性”、“政策性”的共识，其实践效果并不彰显。

第二种思路，实现政府工作中心的转移，即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来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这种思路在充分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同时，明确指出该战略不能解决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稳定及其他社会危机问题，主张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来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在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第三种思路，即一些学者倡导的改革的重点应该转移到政治领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并回过头来带动经济、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

在我看来，这三种思路都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对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把握，或流于表面、不够深入，或不够系统，或比较理想化，或缺乏长远眼光。中国社会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是物质贫困、制度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多层次并存和交织。

一、多层次贫困的存在与交织

中国的贫困可分为物质和资源贫困、制度贫困与精神贫困等三方面。

1、物质和资源贫困

本文讨论的“物质”，是可以用GDP、人均收入、消费指数、存款余额等指标来衡量的现实的物质财富；所讨论的资源，包括自然生态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

物质的贫困。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确实大大缓解了物质的贫困：经济方面，1978－2004年，GDP年均增长9.3%，国民收入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4.9%上升到12.9%；社会和人类发展方面，根据UNDP公布的“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HDI指数是过去十几年排名上升最快的两个国家之一，从1975年的0.525上升为2003年的0.755，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相对于中国人迅速膨胀的欲望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物质贫困的缓解仅仅只是起步。第一，中国人均GDP偏低，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第二，财富分布极端不平衡，除少数高收入群体外，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仍然捉襟见肘，经济拮据。第三，相对于收入增长缓慢而言，生活成本却在迅速扩张，其扩张势头甚至超过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成本迅速由国家向民众转移，以至于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自然生态资源贫困和脆弱。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中国在土地、水、能源、森林、矿产资源等基本方面都比较贫乏，而且整体状况仍在持续恶化，以至于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2007年2月份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认为，环境恶化导致极端气候最有可能在中国发生，2008年以来中国频发的气候灾害，如春运期间的雪灾，5月以来的各地的强暴雨及新疆等地干旱等已经证明这一点。自然生态资源的贫困的制约在于：1、它直接限制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发展；2、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3、压缩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空间，一旦经济动荡或危机爆发，回旋余地较小，社会经不起大的动荡。

人力资源的贫困。说人力资源的贫困或许会让人不解，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利器，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低层次的丰富，而且这种优势也在逐步削弱。这里指的人力资源的贫困主要是指高层次创造性人材的匮乏，即创造力的贫困。这种创造力的贫困是无法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的，只能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有创造性的成果（或发明专利，或获得社会承认的论文著作等）来衡量，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贫困不容否认。创造力的匮乏有体制和传统的社会原因，也有个体和家庭的原因，但不论原因为何，都是一种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贫困。

2、制度贫困

制度贫困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良制”的匮乏；制度能力的匮乏；“良制”支撑资源的匮乏。

“良制”的匮乏。这里讲的“良制”，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人道、秩序、效率”的制度，指既能促进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自由和平等（人道），又能实现有效人际整合（秩序），并有效促进资源开发和持续（效率）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法律制度。中国现行的法律多如牛毛，截至2003年2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09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800多部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这些法律经常自相矛盾而且缺乏实质性约束力。制度的本意就是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问题的，只要制度起不到这种作用，它就徒具形式而已。例如：预防腐败的制度，我们既有财产申报，也有离任审计，还有纪委日常监督，但大都起不到“应当”的作用。一个不能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制度不是有效的“良制”。

制度能力的匮乏。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建设“良制”的能力匮乏，中国不仅缺乏相应的理性和价值沉淀，也缺乏相应的耐心、责任心和眼光；第二，维护“良制”的能力匮乏，中国建设“良制”的能力薄弱，但破坏制度的能力却很强，几千年的传统智慧所沉淀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沉淀能够攻破任何严密的制度。

“良制”支撑资源的匮乏。“良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缺乏支持“良制”运行的社会基础。一是社会的失衡和断裂[3]。“良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为基础，一个社会性失衡和断裂过多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的干柴烈火，制度即使优良也难以正常运行。二是社会自组织的缺乏，良好的社会自组织是制度运行的“源头活水”，没有良好的社会自组织，优秀的制度也只能逐步萎顿乃至于失去生命力。三是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匮乏，集体性社会资本是超越个体和家庭单位的集体性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理性、价值、习惯和网络，是制度的润滑剂，缺乏集体性社会资本支撑的制度仅仅是干瘪的骨架。

3、精神贫困

精神贫困主要是指当代中国人信仰和信念的缺失。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已经被“五四”以来的种种革命破坏殆尽，虽有蒋庆等自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竭力呼吁，但其现代重建却困难重重，以至于余英时教授称现代儒学为“游魂”[4]。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呈上升趋势，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恐怕行而不远。官方表示要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影响已非常薄弱。精神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现代公共性的缺失。主要指现代社会发达的公共领域所需价值和理性的贫乏。我们不缺乏个体和家庭（族）理性，但我们极度缺乏比个体和家庭（族）更高层次的集体理性，例如社会理性和组织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建立在个体和家庭（族）理性之上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建立在社会理性和组织理性之上的民族，以至于杨国枢概括为“泛家族主义”，“家族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内主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中积累的强烈经验和习惯，遂使中国人养成一种很明显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族以外的团体和组织予以家族化，亦即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运作推广或概化到家族意外的团体或组织。[5]”我们缺乏的是现代的契约理念、参与理念、权利理念、公民理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人本身等尊严等现代价值。价值和理性的缺乏难以支撑一个健康有序、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社会。

公德性的缺失。公共生活的领域随经济社会转型而大幅度扩展，但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出现“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老实等于无用”成为不争的事实，无奈的个体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或子女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6]。在心态上，对权力、金钱、美色、美食、不劳而获的追求日益赤裸裸的不择手段，自己不以为耻，社会亦不以为耻，甚至反成为万众羡慕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成为没有伦理和规则底线的搏斗，正直、诚信等美德成为累赘，缺乏理念制约和疏导的物欲赤裸裸地走上街头自相残杀，把深厚的“分利”传统演绎的精彩绝伦。

引导性价值的缺失。引导性的价值和共识意义在于有效地凝聚民心、民力，同舟共济，共同面对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不测、意外，甚至艰难，以期实现顺利转型。中国现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庞大的社会规模，积弊甚深的种种社会矛盾，亟需能够引导整个国家顺利转型的引导性共识和价值。但引导性价值的缺失使中国的转型之旅更加脆弱，难以承受接踵而来的挫折。

科学性精神的匮乏。发达的科学精神、深厚的科学传统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文化审美和道德传统深厚，但“求真”的科学精神、实证精神、逻辑意识却非常匮乏。这必然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影响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行。

精神贫困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性的浮躁和低层次徘徊。急功近利，“速成”、“一夜暴富”成为时尚，甚至最需要积累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成为重灾区。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善于忍耐、遗忘和同化，而不善于创新、反思和超越；这一点决定中国人走出精神贫困的道路也很艰难。

二、认识多层次贫困产生的制度成因，构建改革新思路

物质－－资源贫困、制度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并存和交织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物质－－资源的贫困、制度的贫困、精神的贫困不仅在横向上并存，而且在纵向的发展维度上也交织在一起：长时期的物质－资源贫困导致精神贫困的积累和沉淀，而精神贫困又直接加剧了制度贫困和物质贫困。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改革、发展而言，不从根本上认识到三个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不从根本上谋划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恐怕再好的思路和战略规划都会变形。

下面将根据中国多层次贫困并存的现状，讨论中国现存的三种改革发展思路。

1、 第一种改革发展思路的不足

2003年以来，本届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社会建设、强调社会公平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很大程度上抓住了经济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所提出的政策和理念也为媒体广为宣传，并且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但是仍然有三方面不足：

第一，不彻底解决一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解决“公平”的发展空间有限。解决外围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相对容易，如免除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三免一补”等；但是最重要的社会不公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没有制度的突破，只能是浅尝辄止，略蹭皮毛而已。与所谓的“房产新政”对应的房价暴涨就是一个事例。房价暴涨的主要根源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的腐败和官商勾结，而没有制度性突破，是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第二，该思路的立足点层次较低，仍然没有跳出解决物质贫困的短视窠臼。如前所述，三个层次的贫困的并存和交织是困扰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不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并以此为战略擘画的出发点，恐怕无济于事。实际上，与“公平新政”相伴随的组织领域和思想舆论领域控制的加强，不仅不利于制度贫困和精神贫困的解决，恐怕还多了一些阻力和障碍。

第三，政府施政思路所隐含的一个价值选择是“回头看”，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寻找解决目前问题的资源，而不是“向前看”，以更加开阔的眼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创新寻找资源，西柏坡“朝圣”，劳民伤财效果甚微的“保先”教育，即是明证。这有可能带来一个问题，目前颇得民心而且也具有合理性的“民生新政”（无论效果如何）有可能是保守的长远改革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一个开放的长远发展战略一个组成部分；在解决现在突出问题的同时也在扭曲正常的发展轨道，不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制造不确定性。

2、 第二种思路的缺失

第二种改革与发展思路的要点是实现政府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来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这一思路的长处是注意到目前突出的问题及根源，提出的相应发展战略也比较稳健，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缺失：

第一，这一思路虽然抓住了关键的制度问题，对实质性问题的理解（或者说不是理解问题，而是表述问题）仍然不到位，似乎有意无意的偏离了最重要的问题，偏离了最重要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例如，所讲的制度建设的八个机制，强制机制、汲取能力、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7]，基本没有涉及权力制约这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给读者的感觉是八种机制建设会进一步强化权力。尤其是考虑中国国情，强权力似乎也算一种对现实的承认，但必须包括相应的强制约、强监督，这一缺失正是这个思路的薄弱点所在。该思路所讲的“四大政治改革”，即党的改革、人大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司法的改革，涉及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但在论述中，最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四大政治改革所内蕴的矛盾和冲突，基本没有涉及到[8]。

第二，这种思路对制度的理解仍然比较狭隘，较少注意制度得以践行的社会支撑，制度得以形成的社会性引力和合力，以及制度难以突破的阻力和暗礁所在。这样会导致单纯的对制度以及制度变革的过高期望。

第三，此观点虽然属于“国情派”，但是对国情的把握和理解似乎更注重统计数字和社会调研，更注重实证研究，而缺乏哲学、历史和社会的深度和厚度，社会理性显得不足。

3、 第三种改革思路的弱点

第三种思路，认为改革发展深层次的障碍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所以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并以此来带动经济、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思路比前两种思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真正的实质所在。但一种改革和发展思路，理论上的对错是一回事，而现实可行性的大小则是另一回事。

第一，这种思路的提倡者多为学者，学者论说主要关心理论和价值正确与否，但实际执政的政治家则主要考虑现实的可行性问题，不仅要克服利益和价值的障碍，还要评估风险和成本。无论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还是出于稳定的考虑，缺乏体制内力量的支持是其致命弱点。官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表明这种思路变成现实尚待时日[9]。

第二，迄今为止的改革和发展已经积累下足够的“炸药”和“干柴”，现有的控制机制虽然不符合现代价值但至少仍然有效，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的新机制是否能建设性地引导这些能量，而不是引爆这些情绪性能量，防止它们在破坏旧体制的同时也把社会自身破坏的七零八落，对此谁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与自信。可以说，中国现在就处在两难之中：没有一定的矛盾和情绪积累，就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突破力量；但过于尖锐的矛盾，过于深厚的情绪积累却使当政者在政治体制改革踌躇再三，裹足不前。知识界目前到退回不要西方式民主的保守立场，原因之一是大家已经认识到，现在中国已经承受不起天下大乱的代价，猛药也未必治重病。

第三，如果考虑到以上的分析，真正的症结不仅是制度贫困问题，而是制度贫困、物质－－资源贫困、精神贫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错并织；而制度贫困不仅包括“良制”的匮乏，也包括制度能力的匮乏，以及“良制”支撑资源的匮乏；“良制”的匮乏很可能是目前最大的瓶颈制约和突破口，但是突破这个瓶颈制约后，中国的走向可能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向，而不是只有一个。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改革和发展思路都各具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不足；需要理清它们在解决“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这个深层改革和发展暗礁中各自的位置，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连续性和彻底性。

结语：发展的阶段性转换与实践性价值排序的转变

发展战略的变化必须立足于社会矛盾的变化。1978年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略走向绝对化，带来的严重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项：经济发展压制了社会公平；“物质脱贫”在价值排序上绝对优先，严重排挤了“制度脱贫”和“精神脱贫”所应占据的位置。在社会性绝对贫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这种阶段性的极端化自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性绝对贫困的大幅缓解，其基于社会性绝对贫困的合理性也在大幅度下降，目前，似乎已届发展阶段性转换的转折点。

发展的阶段性转换使制度再次成为发展的“瓶颈”（类似于1978年），“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的初步成就已为“制度脱贫”准备了社会基础；一段时期内政治局势的稳定为“制度脱贫”创造了适当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可以说，如果不寻求制度性突破，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难以真正解决，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甚至稳定的政治局势也难以持久。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时势千古难逢，中国宏伟的改革事业呼唤大仁、大智、大勇之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注释】

[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而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共发生 7.4万起抗争事件，共有 376万人参与其中，比2004年增长15%； 2005年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数量就达到8.76万起，平均每天达240次之多，比上年增加6.6%。参见：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2-51页

[2]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22页。

[3]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136页。

[4]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233页。

[5]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

[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3-6页。

[7]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0-12页。

[8] ，出处同上，前言第12-21页。

[9] 周天勇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