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东地区而言，过去的一年是极其不平静的一年。始自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席卷诸独裁政权的这场剧变，无论是否可以被冠以“革命”之名，也无论你称之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还是“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抑或是“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它都具有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诚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它“可称得上是自1916年至1917年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出现的最大规模的转折”。
当前有关中东剧变的描述性分析已经有很多，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已经流布甚广。在本文中，笔者假定读者对当前中东各国乱局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进而在此基础上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这个视角来探讨所谓“阿拉伯之春”这个问题/现象，由于革命涉及的国家比较多，这里我选取最为重要的埃及作为分析对象（因为在这次革命所涉及到的诸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埃及够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性大国），其他国家的情况只能兼及。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纵向分析，意思就是，不单单浅层次地关注过去这一年的中东变局，而是拉长分析的时间长度，将当前的中东问题放在现代历史的长时段中看待。本文选取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可以说是目前社会学中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视角。”之所以选取这样一视角，主要是考虑到阿拉伯的社会运动矛头直指国家，最终改变了本国的政治体制，专制独裁主义者都被（或将要被）推翻了，他们死的死、逃的逃、退的退。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运动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都被卷入到了这样一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在各个社会实现现代性，尽管有关现代性的看法不一，但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的几个目标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
过去的发展观重增长而轻民生。长期以来，直到现在，人们一般都把现代化与发展基本等同，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在2001年就曾经说，以往的发展观，“过于注重宏观经济，当时强调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这些方面，对于发展的质量、生活的质量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社会因素则较少关注。至于环境、可持续增长、妇女在经济中的角色、少数群体和原住民的角色等问题，就更视而不见了”。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更多借助于国家力量的推动。全力推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侵略的国家，因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挑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动下，把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nation-rebuilding）’的全民任务，这样，就需要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来改组行政机构，通过威权政治来加速经济增长和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政府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但也容易滋生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政府的许多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引发被压迫群体的不正义感”。因此，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失序与混乱现象就更为严重。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把发展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从而带来了权力的日益集中。也就是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国家逐渐剥夺了原来属于社会的权力。国家既然接管了这些事务，就得为它在这些事务上所作出的政绩和败绩负责，许多地方性事务和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化运动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
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意味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国家立法机构手中，还意味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参与在村落这个层次上可能是相当普遍的，但超过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有些庞大的传统社会可能会达到较高水平的权威理性化和结构分化，而政治参与却仍局限于少数贵族和官僚精英的范围。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于村镇层次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
大规模社会运动往往都有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但这种运动对民主政府和威权主义政府的冲击是不一样。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政体与政府分离，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选举之上，政府的危机可以通过民意的变化和政府换届来解决，反对势力因此很难从政体的角度对政府的合法性进行有力的挑战，政府的危机难以转化为政体危机，这种政体就比较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和声音的多元化，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和社会对政府甚至是政府首脑的直接批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为威权主义政体。其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威权国家领导人，没有选举的合法性作为挡箭牌，必须保证各方面表现良好，反之，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威权主义体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它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人的发展方面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它使人“非人化”了。
现代社会运动除了将矛头直指政府/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得益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交通通讯手段的便利，这些手段，在过去是铁路、电报，在当代便是手机、互联网等。在1970年代，霍梅尼靠的是录制并散布录音磁带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1980年代，土耳其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居兰运动靠的也是这种手段。
综上，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建设打破了传统的地方性社会结构，带来了社会的广泛动员。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国家权力才能伸张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大多数现代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或者是要整体或部分地改变国家性质，或者是要寻求国家的保护，或者是想借用国家权力来扩展某个群体的利益。
二、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合法性危机
独立后的中东国家普遍走向了威权主义。中东地区现代国家的历史相对比较短，其独立大多是在二战后。这些国家都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被殖民历史，因此，它们的诞生普遍带有反帝反殖的特征。中东国家独立之后，曾经普遍出现了一种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的激情。尤其是在政治组织的形式上，独立后的中东国家，也尝试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政党和议会等现代体制。但是，现代体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其运转就非常顺利。恰恰相反，在中东地区很快就出现了普遍的威权主义。在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军队干预并夺取了政权。在有些国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的是公有制。
中东北非等地主要阿拉伯国家非殖民化时间表（略）
1.中东发展型国家的社会问题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大都具备下面两个特点：第一，迟发-外诱性。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始于20世纪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全面瓦解，中东各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但是，这种变迁不是自然的、内生的过程，而是外部因素冲击下被迫进行的。在现代世界经济体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自发的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从而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社会变迁。第二，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中东社会变迁先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中东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采取了先进行政治变革，即夺取政权，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然后进行经济变革，通过经济变革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对独立后的各国而言，经济变革是刻不容缓的，多数国家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强制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中东国家现代化在国内往往是一种靠强力推行的政策，是一些所谓的“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所领导的。这样的现代化无论是标榜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难免具有专制主义的特色。没有强权的保证，现代化就没有办法推行。这也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悖论。这些魅力型的领袖人物，“作为国家、民族或宗教领袖人，有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他们具有创造性和代表性的政治行为在中东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为依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样的领导人周围一般都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在1979年之前的伊朗，推行的“白色革命”的真正受益者只是掌握政权的王室和高层文武官僚等极少数人。巴列维家族富甲天下，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首相和各级官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除公开的合法收入外，纷纷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设立秘密预算，日常生活甚至“从荷兰买花，从法国买香水，从东地中海购买野味，从非洲购买水果”。这些与广大人民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激起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积聚最终导致了滚滚的革命洪流。
不能否认，中东地区的威权主义政府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经济增长，并取得过可喜成就，但他们普遍忽视了发展的质量，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切实改善民生。在那些石油出口国，大量的能源收入并未实现公平分配，而是进入到当权者及其附属者的腰包，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很多老百姓却处于生活贫困、毫无尊严的境地。中东穆斯林社会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大多数人穷得叮当响，贫富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穆斯林国家（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公有制部门是贪婪、浪费和奢华的代表，它们的存在嘲讽了伊斯兰的公平理想。在埃及，萨达特致力于解散纳赛尔所创建的国有企业，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经历一场“私有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财富大多被最高领导人的亲朋至友、官僚和权贵所瓜分。
2.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当前，在中东国家普遍发生了反抗现政权的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事实在在表明，中东这些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本质之一就是统治，统治必然涉及到正当性/合法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的合法统治形式有三个基础：一、理性的基础——相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乎法律，统治与服从都基于对法律的共同信守；二、传统的基础——相信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拥有权威的人按照传统实施统治，统治与被统治都基于对传统价值的服从；三、卡里斯玛的基础——对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从。
从大中东的角度来说，中东有27个国家，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5个非阿拉伯国家，其中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按照政体的不同，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摩洛哥）与共和制（如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埃及、突尼斯、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
一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因素。笼统地看，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改革（发展进步）、伊斯兰教、公民社会（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
中东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普遍来看，革命（反帝反殖）与改革（发展进步）是其主要来源。这在凯末尔的土耳其、纳赛尔的埃及、礼萨汗的伊朗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当时都属于威权主义政治，但其统治的合法性是牢固的。但随着主权的巩固、卡里斯玛人物的去世以及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大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将随之位移，以往的革命和改革意识形态也将逐渐成为过时的东西，新一代公民关注的将更多是民生、权利、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能否通过进行有效的变革，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出的新需求，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最大考验。土耳其通过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伊朗因伊斯兰革命而改变了国体和政体；埃及最近正经受土耳其所经历过的那种阵痛。
对于沙特和伊朗这样典型的神权国家而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但沙特和伊朗又差别很大。沙特更像是一种传统型统治，它的合法地位来自伊斯兰教以及王位的世代相袭。现代沙特王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和立法机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依据，甚至国王的废立与继承也遵循古老的伊斯兰传统——舒拉（Shura，协商），王国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得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找依据。对伊朗而言，抛开其神权特征，表面上则更像一个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拥有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与选举制度。对教权国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即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主制。
当下，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新要求，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造成的。以这次动荡中最为典型的埃及为例，它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人民、专制主义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从埃及现代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
对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合法性还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那就是，在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势力看来，现在所有的中东政权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穆斯林置于非伊斯兰政权的世俗主义统治之下，受到西方列强的制度和价值观的控制，丧失了穆斯林自身的主体性，这些政权最终都是要被推翻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也在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找挑战现政权的思想和政治资源。
尽管大多数中东地区的共和制国家都有议会、选举等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要素，但必须看到，在所有发生了“剧变”的阿拉伯国家，它们的政治体制基本上都走向了个人化和家族化。诚如学者所言，在当代中东，“除了以色列、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能做到依法治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仍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无论是国家的管理，还是政治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和个人决策，国家权力主要集中在个人手中，最高职务终身化、家族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比较低，既不充分，也不完善，即使建立了议会等机构，也往往形同虚设，实质上纯系个人专权的附设机构”。
英国学者托多夫对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中东国家。他指出，独立后的国家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日益集中化，所谓集中化指的是一党专制与权力的个人化同时发展。在当代中东地区体现这一趋势的人包括：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等。权力的个人化表现为权力集中在总统自己的办公室，而掌管这些权力部门的人都是总统个人的亲信。“这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权力继承危机。”如果说，独立之初的确需要一个魅力型领导人，因为，“他所传递的有关自由的信息非常切合当时主要的社会情境，对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说富有意义”，而独立后，本应努力去实现他们最初所保证的富裕与自由，可是，被权力冲昏头脑的胜利者们，很快就失去了实现他们诺言的动力。独立后的国家精英把如何维系当权者的利益当成了本国政治的核心。魅力型领导人（及其接班人）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政治缺乏责任心与透明度，腐败、政治操纵与裙带关系盛行。私营部门软弱，国家在经济管理中起着支配性作用，为国家官员们提供了滥用权力、攫取财富以及为其支持者谋利的机会。
在缘起上，中东这场剧变主要是内生性的，也就是说，是严重的社会/政治不满导致阿拉伯人民走上了革命道路。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受到多种外部力量的干预、引导和规约。在阿拉伯现代历史上，人民群众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发挥并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2011年发生革命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都出现政体的转变，这说明专制主义在应对大规模社会运动时天生具有脆弱性。当然，独裁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将会很快解决，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又发生了“二次革命”就是一个例证。下面，我们就以埃及为例，来具体看看它发生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三、埃及革命的原因与性质
1.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胜利。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法令。纳赛尔在反对殖民主义、建设埃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被称为“纳赛尔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纳赛尔主义对埃及的现代化，起了重大的指导、规范和促进的作用。
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是“消灭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民族国家。”纳赛尔思想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两种革命观：政治革命，指的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内推翻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社会革命，是在埃及社会中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民主革命。纳赛尔在具体的实践中是以军队为依靠力量，以两种革命观为理论指导，同时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独立自主的新埃及。
独立后，为了发展埃及，纳赛尔提出了他的关于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纳赛尔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均可简称为“富足”和“正义”四个字，即“建立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社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福利的社会”。按照纳赛尔的看法，“富足”指生产和发展；“正义”乃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财富的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的社会主义不但在1960年代的埃及是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而且，它还影响到利比亚、苏丹、南也门也实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到了利比亚，著名的卡扎菲将其发展为“世界第三理论”。
1960年代初，纳赛尔顺应时代潮流，决心对埃及社会进行改革。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国有化和全面干预经济。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国有化了。到1966年，公营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64%，占10人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90%。其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的一半。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和投资方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工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策过左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1960年代后期，增长率降至1.5%。
1953~1970年，埃及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全国一共分配土地有817538费丹，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5%，受益者达341982户。然而占土地不足1费丹的农民总数仍多达81.5%，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高达100费丹。这些数据说明，埃及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程度是惊人的。
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在政治上，萨达特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这些政策的正确实施，使埃及在国际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尤其是在1970年代末埃以实现和平，使中东地区消除了一大隐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也是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萨达特执政后，实行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外资，在强调国营企业为支柱的同时发展私营企业。同时，开放封闭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大力开采石油，鼓励侨汇，发展旅游业。但私人资金集中于商业和其它容易获利的行业，致使埃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财政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外债由1970年的40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00亿美元。
回顾来看，自1952年革命以来，埃经济先后经历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时期、萨达特的“开放经济”时期和穆巴拉克的政策调整、以西方债权国所提条件为框架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时期。
1981年，穆巴拉克上台后，奉行“和平、稳定、发展”的内、外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他将经济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并逐步调整经济政策。埃及经济改革的步伐较为稳健，在1980年代为此还经常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到1980年代末埃及虽然已作了不少的努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认为埃及的能源价格、利率的改革以及减少预算赤字方面都未达标。西方报刊评论说，埃及不是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好学生。
1990年代初，埃及债务严重，于是从1992年开始就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接受贷款，在汇率、关税、利率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进外资等领域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以迎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从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速都是7%，到金融危机时也还有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私有化，首先是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其次是金融体系的私有化，然后是外资银行的引进、进入。在产业方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通讯和互联网领域。
2011年，埃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事变，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情况恰恰相反，埃及经济形势非常之好。根据2009年的一篇报道：“近几年，埃及国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政府为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增加就业等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切实有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数据，2006/2007财年埃及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GDP总量达到1108亿美元，同比增长7.1%，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率首次超过7%，人均GDP达到1518美元，同比增长5.7%。截至2007年6月底，埃及外汇储备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国际收支盈余53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61%；失业率从上一财年的9.5%降至9.1%，通货膨胀率从上一财年的8.4%降至8%。”
国际上近年对埃及经济发展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被列入“金砖五国”之外的“新钻十一国”的行列。今年初的时候，人们还乐观地预测说：“2010年埃及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至2010财年，埃及经济增长5.1%，其中第三季度达到了5.6%。预计2010至2011财年，埃及经济增速将超过6%。数据表明，埃及经济总体向上的趋势明显，经济复苏的步伐更加稳健。虽然目前埃及经济还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基于近两年的良好表现，市场人士对埃及经济重回快速增长轨道充满信心。”
但是，埃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并没有转化为普通人民的福利。它反倒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是两极分化的加剧。私有化只是让高层受益了，底层没得到实惠，而高层就是穆巴拉克执政集团的人，这更加剧了两极分化。据2011年2月1日出版的《埃及新闻报》报道，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指出：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但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仅占18%。在穷人阶层中，政府下层公务员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月收入为130埃镑（约合人民币280元），其他公务员的月收入在80埃镑到120埃镑之间。据统计，一个埃及家庭平均每月的生活支出是400埃镑（约合人民币850元）。因此，大多数下层公务员生活在贫困状态。
二是失业率的持续攀升。随着埃及人口的迅猛增长，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减少，就业情况非常不好，40%左右的男性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两年没有工作，90%的女性毕业生毕业之后两年没有工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走的产业发展路子，并不能消化国内日益增大的就业市场，因为它发展的都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金融、高科技产业能够吸纳的就业并不多，增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赴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不得不打道回府。然而，国内经济对劳动力的容量又有限。于是，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埃及政府公布的2007~2008财年失业率为8.9%。埃及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埃及2009年第一季度的失业人口为234.6万，失业率达9.4%。2011年动乱发生时，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数字为8.5%。但实际失业率肯定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现在埃及失业人口中，90%失业者是29岁以下的青年。在埃及失业的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很高。根据埃及官方统计，2010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还高出不少。据报道，埃及拥有法律和医学学历的年轻失业者最终只能沦为出租车司机。
三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或许也就只是个数字而已。据中国经济网2007年7月2日报道： 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埃及的贫困人口达2800万，占埃及人口总数的40%，其中有260万人生活在赤贫中，占贫困人口总数的9.3%。埃及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上埃及的农村地区。据美联社2010年5月6日报道称,埃及现有人口8000万,而40%的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接近贫困线。联合国的标准贫困线为每天的生活花费不足2美元。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通货膨胀更是严重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许多埃及人现在只是挣扎在温饱线附近，而无法过上有尊严的正常生活。
以上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埃及动荡的发生，不是缘于经济停滞、人民赤贫或国家无能，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漠视。当对现政权不满的中产阶级二代青年开始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设计和组织一场新型社会运动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就自然地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次中东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普遍都带有这样的特点。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发展不错的国家，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与社会发展的水平严重脱节/失衡。
2.埃及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革命的性质
自纳赛尔时代开始，在推行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埃及在国内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以纳赛尔为中心的自由军官便是埃及社会发展政策的指定者和执行者，而且也是既得利益者。纳赛尔本人出身于军人，它坚信“军人精英”的力量，认为“军人精英”是埃及职业阶层、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中产阶级的“集中代表”。但是，纳赛尔的这一主观认识与埃及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合的，因为，在埃及社会中，22%的人属于社会的上层，70%的处在社会的下层，真正的“中产阶级”只有7.9%。 军队精英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天长日久，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渐渐发生变化，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把自给看成是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上流社会人物’”。这些人不但有高官厚禄，而且，还贪污腐败，进行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差的社会影响，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抱怨。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没有改变对军人集团的严重依赖。埃及的这个体制发展到今天，不光是特权和腐败横行，而且已经达到了对普通百姓的个人尊严完全漠视的程度。诚如萨米尔·阿明所说：“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如果你只因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你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来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在这个专制体制里面，有才能和抱负的人无用武之地，普通的民众也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用北大教授吴冰冰的话说就是：“这种专政体制对民众进行的是日常性的羞辱，不是日常管理（在中东地区羞辱是一种政治），只有通过羞辱才能够让他屈服，羞辱之后让你想维护自己利益的信心都没有。”
在埃及，对于所有参与2011年这场运动的人来讲，他们的目标最终统一到了“人的尊严”这个问题上：经济尊严（生活质量）、政治尊严（个人权利）以及外交尊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上，埃及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引起民众不满）。因此，所谓埃及政治的合法性危机，指的就是自纳赛尔时代以来所推行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造就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绑架”了国家，使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普通人感到没有尊严，只能勉强度日，找不到什么出路，也看不到什么希望。最终，埃及人民的革命将矛头指向了这个集团的代表者穆巴拉克。
埃及革命是公民社会对专制国家的反抗，是由青年中产阶级领导的以失业青年学生和工人阶层为主的新型政治运动。
工人阶层是运动的主要力量。随着埃及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紧张，工人运动大规模展开。自2000年以来共发生2000多次示威活动，累计有1700多万工人参加，工人已成长为埃及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工人阶层主要反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加剧、基本生活条件恶化以及政府掌控下的传统工会的不作为。但是，由于传统左翼政党长期被打压，基层自发的工人运动缺乏领导者。
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的结合，是这次埃及革命的转折点。青年运动的主力，是来自于中产阶级的青年学生。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成为埃及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在首都高校接受标准的西方教育，大多毕业于最热门的专业如工程、医学和法律，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二代。其特点是：追求政治自由和人权多于追求经济利益，又与广大失业青年和工人在反政府方面具有共鸣。于是他们能以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长期的组织运动和争取群众，谋求非暴力推翻现政权。比如“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组织”，开始时呼吁支援工人罢工，后来又到美国学习国外政治运动组织经验，继而深入到工人中建立组织，发动运动，主动代表工人的经济社会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广泛地应用了现代网络作为组织联络与发起运动的主要媒介。
四、伊斯兰政治的特征与前景
中东这场革命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独裁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后，各色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开始通过后革命时代的民主手段登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这引起了有关“阿拉伯之春正变成伊斯兰接管”的担忧：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上台，利比亚“过渡委”欲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将上台…… 那么，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在中东地区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力量参政，是一个常见的普遍现象。从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中东各国人民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无论是世俗民族主义者还是传统的伊斯兰势力都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建国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掌握了政权。建国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这些改革大体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其共性是世俗化与现代化,初期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中东的现代化进程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着深厚传统的伊斯兰势力相时而动，抨击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建立伊斯兰政权。于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选项，它所引起的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
长期以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俗政权下扮演着反体制的角色。从1980年代开始，突尼斯复兴党就逐渐放弃了原教旨思想，变得温和起来，他们主张对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形式重新认识，支持政治多元化，注重与西方的“对话”。朱威烈教授认为：“尽管复兴党内也有一些强硬分子，但该党现任领导人拉希德·加努西已经表态，在突尼斯没有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生存空间……复兴党意识到，伊斯兰与现代化是相容的，而非相悖的。突尼斯主流意识不会放弃国家的伊斯兰色彩，但会更开放，更现代化，更具包容性。”
在埃及，自1928年哈桑·班纳创建穆斯林兄弟会以来，除了复兴宗教，兄弟会还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特征。它曾反对法鲁克王朝，支持自由军官组织政变夺权。但它建立伊斯兰性质的宗教国家的主张与纳赛尔党人的共和主义相左，双方最后分道扬镳。1940年代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就坚持从事恐怖活动的立场，1949年，兄弟会暗杀了埃及首相，1954年，又暗杀纳赛尔未遂，遭到埃及当局的镇压，组织被取缔。1960年代有一批兄弟会成员被释放，1965年，其成员又因参与未遂政变，再次遭到镇压，其领导人赛义德·库特卜也被判处绞刑。兄弟会被镇压后，依然在民众中，以清真寺为据点搞秘密活动。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坚持利用伊斯兰教，给自己的统治抹上浓厚的宗教色彩，比如强调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总统”，还释放兄弟会成员，利用其打击和反对纳赛尔主义的左派势力。萨达特对兄弟会采取的是暧昧态度（既允许其在社会上活动，又不给予它合法地位），使兄弟会获得了发展。1970年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后确认了当局的合法统治，并与当局合作，开始走温和路线，主张放弃极端做法，以政治反对派的面目参政。但一些对当局镇压耿耿于怀的少壮派成员则坚持赛义德·库特卜的极端主义主张，继续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他们不满于兄弟会的温和化，进而从兄弟会主体中分化出来，建立起形形色色的秘密小团体。1981年萨达特被暗杀后，穆巴拉克对部分持温和立场的兄弟会成员采取宽容态度，在不承认兄弟会合法地位的同时，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政。另一方面，穆巴拉克为了缩小兄弟会及其他极端主义小社团的影响，积极支持伊斯兰宗教事业的发展，力争主动。但在1980年代以后，不光是清真寺，而且大学的学生会也已经被伊斯兰主义者所控制。1992年埃及发生大地震，政府无暇顾及灾民，兄弟会及其有关组织积极参与救灾，赢得了民心。诚如朱威烈教授所言：“现在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已与早期完全不同，1928年成立时还曾提出过要建立哈里发政权，83年过去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参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该机构组建了自由与正义党（或称自由与公正党）参与下月举行的埃及大选，也就是说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党是党、教是教，通过政党参政。突尼斯复兴党、埃及自由与正义党都强调伊斯兰需要关注，但伊斯兰不是唯一的法律来源。”
从世界范围来看，伊斯兰主义政治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伊朗模式到土耳其模式的过渡，所谓土耳其模式就是指由温和立场的伊斯兰政党执政。在第一阶段，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其顶峰，在整个1980年代，伊朗为伊斯兰化创造了一个模式，该时期的特征是：“主要由革命的、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界定了伊斯兰的公共行动。”第二阶段的特征是行动的主体有所改变，与第一阶段相反，在第二阶段，新的社会团体，如穆斯林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更多地界定了伊斯兰的公共形象，他们以改革主义为其思考和行动的指南，“他们的出现是伊斯兰主义运动与现代世俗教育、市场价值以及政治理念的共同产物。”他们的意图是调和伊斯兰与现代性，既认识到伊斯兰的差异性，又接受某种现代生活，他们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提出的那种乌托邦式的方案不满，他们寻求要在职业的、政治的与公共的生活中为自己开辟空间。
可见，第一波伊斯兰主义是坚持一种反体制的立场和僵化意识形态；第二阶段，“新一代穆斯林打入了一个共享的世界，与世俗的行动者和生活的现代领域互动，从而改变了这一运动的动力和定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极端主义的终结，极端主义现在是日益以恐怖主义行动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存在。”
需要在上述视角下来认识当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参政以及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即它不再是一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是国家主导型现代化引起了大量政治与社会问题后，穆斯林大众参与国家政治、意图重新调整发展思路的一种新形式。笔者比较赞成的一种看法是：“通过这场革命，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拥抱了现代化。这是一种符合伊斯兰主义运动所设定标准的特殊现代化。其表现形式是公民社会反对执政当局的独裁专制与贪污腐败。”
在某种程度上，当前中东各国在反抗专制国家之后初步形成的政治局面，可以从社会反抗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伊斯兰主义政治的发展恰恰是代表了以前被专制国家所压制和边缘化了的广大穆斯林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它不是反现代的，而恰恰是现代主义的。
中东剧变也为我国重新审视和制定对中东政策的提供了机遇。伊斯兰主义力量的上台，将改变中东过去那种强人主导下的强烈亲美倾向。对中国来说，中东剧变对我们的外交和内政都有启示，我们需要做到：
1.认清趋势。新兴伊斯兰主义力量必将通过这次中东剧变全面登上中东政治舞台。这支力量既有伊斯兰主义的特征，又积极参与现代政治/社会。土耳其模式代表了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现在亟需加强对土耳其模式的研究。当然，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富强与和谐的现代国家，还需经历很长的历史过程。土耳其模式的建立用了80年的时间，持续经历过经济危机、政治恐怖、社会动荡、分裂主义、军人干政等问题。
2.去意识形态化。摒弃意识形态的桎梏，相信中东人民的选择，积极与“后革命”时代的阿拉伯国家新兴伊斯兰政治力量开展多层次的接触，维护中国在后革命时代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阿拉伯革命也使得美国战略重心暂时转向大西洋和中东，为中国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应仍然以确保能源安全为主要基准，高举和平外交的旗帜，尊重当地人民的选择，不牵涉政治与安全利益，不过度卷入到中东秩序重建的政治纠纷之中。
3.吸取教训，确立新的发展观。中东地区这场革命的基本特征是公民社会对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反抗，这类国家的特点是：政治高压，经济持续发展，而社会极度失衡。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新发展观值得重视，这一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为本”，主张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度赞扬森说：“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43期（201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