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有笔的人。笔，是一种权力，它可以针砭时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诱引，定夺毁誉。做为政务官的三年三个月三天期间，我封笔不作，停止评论。不是因为行程太忙，而是对权力另有思索。开始整顿二二八纪念馆的管理制度时*，像打翻了一个蜂窝一样，攻诘与批斗铺天盖地而来，语言激烈，声势凶猛，社论、评论、专栏、投书，在特定的报刊上一篇接着一篇出现，甚至结集出书，充满了政治的党同伐异。
这种斗争的语言使我想起当年《野火集》所引来的国民党报刊的集中围剿，唯一的差异是，当年被国民党指控为“独派”，现在则被另一群人指控为“统派”。我不作声，闷头做事。但是当“龙应台是文化希特勒”这样的大字标题出现时，我开始问自己：这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文明社会应容忍的底线？龙应台，你是不是应该把笔从“鞘”中拿出，把是非说个清楚？
精疲力尽回到官舍，总是午夜时分；打开电视，又是唇枪舌战烟硝滚滚，媒体记者臧否政治人物，学者专家论断行政官员，行政官员反驳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品评天下事物，每一个人都在恣意行使他的权力。关掉。这样张牙舞爪的权力，使我不安。
权力可生可死
要窥探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测量这个国家事务官聪慧和执行力的程度。
每一种权力都有它本来的目的。政务官负责政策的擘划，事务官负责政策的执行，民意代表负责审查，媒体记者负责监督，知识分子用知识和笔作时代的眼光。这五种人手里都掌握了一个东西，叫做权力，但是每一种权力作用不一。
政务官的权力在于理念的实践，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为手中拥有权杖，全部都可以变成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总统和县市长都是政务官。他说，河边应该有一个音乐厅，河边就有一个音乐厅；他说，古迹应该全面保存，古迹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说，锁国开始，国家的大门就哑然关闭；他说，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烟尘中轰然倒下。这种“点石成金”的权力是任何建树的必要条件，但同时蕴藏着破坏和毁灭的能量。海珊（萨达姆）把国家带到灭亡的深渊，布什（布什）把国家拓展成武装的世界警长，都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它可载可覆，可生可死。
事务官的权力在于执法，政策和法规透过事务官的实际操作才发生效力。手中握着法规，他决定发不发给建筑执照，通不通过环境评估；他起草的公文、盖下的印章，决定他所服务的社会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是否聪慧，能活泼解释死板的条文？他是否具执行力，能贯彻政策的初衷？要窥探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测量这个国家事务官聪慧和执行力的程度。事务官手中的权力行使适当，国家机器运转顺畅，就是国泰民安。事务官滥用权力，就成为荼毒生灵的恶吏。
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质把关者
民意代表的权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么政务官不敢无识，事务官不敢无能，法规不容偏颇，施政不许懈怠。这样的权力是为智者设计的。
司马迁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约之势”践踏折磨，以至于读书人“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吏”治清明与否，其实是国家祸福的指标。民意代表的权力，透过预算以及法案的审查，体现在对于官吏施政的监督。预算编列符合不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预算执行符合不符合预算的编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现实，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没有远见，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须定夺的地方。他的权力不在于空谈国是，漫天批判，而锁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焦点领域：检验政务官提出的施政蓝图，秋毫明察，锱铢必较。
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质的把关者。民意代表如果失职，推出的法规制度可以祸国殃民，通过的施政预算可以劳民伤财；民意代表如果滥权，官商可以需索无度，国事可以空转虚耗。民意代表的权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么政务官不敢无识，事务官不敢无能，法规不容偏颇，施政不许懈怠。这样的权力是为智者设计的。如果民意代表的监督权力限制在一个小而关键的焦点－－预算和法案，那么媒体的权力领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谈国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实的根据。
一个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体权力可以大到左右国家前途，形塑社会价值，决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就一个英雄或者毁掉一个偶像。这种权力被扭曲、被操纵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开始腐蚀的时候。真和假，是与非，崇高或可耻的标准一旦颠倒混淆，几代人的努力都可能变成虚无，又要从零开始，可是谁不知道：不断地从零开始是绝不可能累积成文明的。
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和见识取得指点江山的权力。知识使他懂得多，见识使他想得深看得远，下笔如千军万马，人们屏息倾听。国家有难、局势有变的时候，他的言论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灯，他的行为可以做为人们仰望的典范。在乱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与当权者抗衡较劲，比春秋长短。知识分子手中有笔，笔就是权力。当他的笔无法行使权力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乱世危邦的客观环境不许，还是自己的无知无能与堕落？
权大责小与责大权小
权大责小，造就虚伪怠惰的政务官；责大权小，培养推诿避过的事务官。
相较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记者、知识分子都是掌有权力的人。细究之下，每一种权力都很可怕，它可以兴邦，可以覆邦，影响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来。掌权的人对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权力－－权力的性质、权力的界限、权力的责任－－是否深思过呢？
政务官该不该做事务官的工作？不应该，可是内政部长硬是会带着大批媒体记者亲自挨家挨户去临检居家隔离的人，一件基层事务官该做的事。而当政策执行不力的时候，政务官又要指责是事务官失职。疫病席卷全国，总统、行政院长、部长等不停地在媒体前，义正辞严的，指责各层事务官的处理疏失－－口罩遗失、疫情谎报、设备不全、后援不足……为什么不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五十年都没建立起完善的基础医疗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制度，以至于疾病一来溃不成军，而基础医疗体系和科学管理制度的建立难道是事务官的权力？政务官干什么去了？谁有权力，谁就要负责任；谁的权力越大，谁就要负越大的责任。权大责小，造就虚伪怠惰的政务官；责大权小，培养推诿避过的事务官。
博物馆馆长可不可以开古董店？
知识分子可以进入官场取得实践权，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场后行使言论权，但是同时要拥有两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权力，是不诚实的。
民意代表该不该行使媒体的权力－－经营媒体，或者在媒体主持政治节目？不可以。问题有两重，一是球员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体的监督对象，自己怎么监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禄得自人民，所占的位子是谓公器，自己的工作时间、所搜集的资料、所得来的讯息、所聘用的人员，所过手的一张纸一枝笔一枚针，都应该百分之百用在预算和法案的审查上。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因为公器而得来的用在与此公器无关的事情上，都是一种公器的私用与滥用。
博物馆馆长不能开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回避，是权力行使的前提。政务官该不该使用知识分子－－作家的权力？不应该。一旦“下海”成为政务官，就应该是各方检验批评的对象。政务官的舞台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辩护应该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面享有施政实践的权力，被批评时又想同时拥有知识分子的言论利器，岂不等于既是驰骋场上的球员，又要做吹哨子论断成败的裁判？
施政者掌有知识分子没有的权力，就是使理念成真；知识分子拥有施政者没有的权力，就是对现实进行批判。知识分子可以进入官场取得实践权，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场后行使言论权，但是同时要拥有两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权力，是不诚实的。民主是责任政治，掌什么权力就负什么责任。政务官事务官有职责，民意代表、媒体、知识分子有言责，两者各有所司，彼此制衡，不可混淆。我的笔，不能出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