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支持转基因的人，往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是原子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是反阴谋论者，是精英主义者。在这些方面有不同意见的人，是很容易成为反转基因者的。是否反对转基因，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的人，都应该有主动了解对方理由的意愿。
除去对事实真相本身认识的争论，转基因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如此深重，几乎涉及了和科学哲学有关的所有议题。本文只能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来论述。
1. 人权和神权之争
西方人对转基因生物最本能的排斥，来自于基督宗教的信仰——只有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无权“创造”物种。尽管传统育种在某些时候也像是在创造物种，比如人类从狼驯化出了众多品种的狗，这些品种不仅外形各异，而且有的由于体形相差悬殊，已经不可能再相互杂交，但是由于传统育种的困难性（往往需要进行艰苦的多代选育）和局限性（远缘物种无法杂交，因此无法育出兼具两个远缘物种优良性状的品种），这样培育出来的品种，仍然给人一种依旧遵循上帝旨意创造的感觉。
相比之下，转基因技术虽然也是利用现有的生物材料（目前人类还不能自由设计基因）进行育种，但是其直接性、相对简易性和外源基因来源的广泛性都使人觉得，在转基因生物的培育过程中，人的自由创造的成分大大增加了。这样一来，转基因生物的培育就不像是上帝默示人类进行的创造，而更像是人类利用自由意志的僭越行为。
在现代欧洲，基督宗教信仰较之二战之前，或者较之美国，相对淡薄一些。但是，二战之后兴起的环保主义信仰中对自然造物的敬畏，却和基督宗教对上帝造物的敬畏异曲同工。事实上，环保主义假定自然也可以充当道德的主体，人类需要尊重自然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初级的泛神论（pantheism）。在环保主义者看来，转基因生物侵犯的不是上帝的唯一造物权，却是自然的唯一造物权。
但是，在科学哲学看来，不仅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证伪的，因此是可以利用俭省原理从知识体系中剔除的，而且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不可证伪的、冗余的概念。科学哲学对俭省原理的贯彻，使科学家必然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作为道德唯一的主体。因此，转基因生物是好是坏，和上帝、自然都没有关系，只能取决于是否满足人类的利益。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传统上缺乏宗教信仰，因此较不容易从这个角度对转基因产生反感心理。但是，近年来环保主义思潮在中国城市的扩散也不容小觑。
2. 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
综观转基因支持者对转基因食品无害的辩护，不难看出，这些辩护都建立在相同的信念之上，即食品是否有害，取决于它的成分，而不取决于它的生产过程。如果通过严格的成分分析，证明转基因食品不含有有害成分，甚至和同类普通食品没有营养成分上的差异，那么就可以判定它无害。这就是美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采取的“事实等同”的判定原则。
这种判定原则在科学哲学上称为“原子主义”，是还原主义原则的一种体现。它的观点是，一个整体的性质，是由其各组分的性质决定的。知道了各组分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推导出整体的性质。如果各组分之间缺乏相互关系，那么整体的性质就不过是各组分性质的简单加和。对于食品来说，其各成分之间通常是缺乏相互作用的，因此食品的营养就是其各成分的营养的加和，其危害性一般也只是其各成分的危害性的加和。
原子主义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原则，也是常常遭到环保主义和一些中国传统哲学支持者批判的原则。在后二者看来，一个整体的性质并不是由各组分的性质决定的，在各组分组合成整体之后，就“涌现”（emerge）出了新的性质，而且这种新性质是不能由各组分的相互关系解释和预测的。这种和原子主义针锋相对的原则，就是整体主义原则。在环保主义者这样的整体主义者看来，食品的危害性决不只是其各成分的危害性的简单加和，而有可能在整体上涌现出新的危害性，这种新的危害性是和食品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所以，即使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事实等同”，但因为生产方式不一样，危害性也就有可能不一样。这也就是欧盟要求含转基因成分大于0.9%的加工食品必须标明其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因。
由于整体主义回避了对可能存在的自然规律的认知，诉诸一种简便的解释事物性质的方式，因此很容易为公众所接受。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美国，公众都容易出于整体主义信念排斥转基因食品。
3. 思辨和实证之争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影响的争议，则体现了反转基因者的思辨主义和支持转基因者的实证主义之争。反转基因者从逻辑出发，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危害性提出了一个个的可能性，如误伤无害的昆虫、制造“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威胁野生种质资源等等，这些危害性在逻辑上当然都是成立的。但是，反转基因者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因为有这些潜在危害的存在，所以转基因作物不宜推广，这就陷入反实证的思辨主义了。
与之相反，实证主义者虽然不反对这些潜在危害性的存在，但认为是否真正存在危害性，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如果实践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规避危害性，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总之，实证主义者不承认有什么完全无副作用的农业技术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现实总是不完美的，能够实现危害最小、收益最大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
转基因争议中的思辨和实证之争，还体现在对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案上。反转基因者常常否认世界粮食产量已经不够全球人口的需求，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出现饥荒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在大量浪费粮食，包括直接浪费，以及把原本供人食用的粮食用来喂养牲畜、甚至制造“有机燃料”以满足人类的奢华需求的间接浪费。因此，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质是南北之间巨大的不平等，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也因此不是用什么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而是消除这种不平等。
应该说，反转基因者对南北不平等的认识还是颇有道理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方案。事实证明，发达国家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优渥生活，去主动和欠发达国家搞“平等”。这个事实不改变，以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就是根本行不通的纸上谈兵。在这种现实面前，最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仍然只能是采取各种技术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其中自然包括前景远大的转基因技术。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左派如果过分迷恋“平等”，就一定会沉浸在思辨的乌托邦泥潭中，不能自拔。
4. 阴谋论和反阴谋论之争
中国反转基因运动最大的特点，是左派喜欢将转基因归结为美国人的阴谋。当然，阴谋论其实是中国和西方人都容易陷入的思维陷阱，它是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科学哲学并不是因为阴谋论构造了不可直接认知的“阴谋”而反对阴谋论。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经常构建一些不可直接认知的“构体”（entity），如原子、基因、力都是这样的构体，它们是不可直接认知的概念，但可以通过含有它们的理论对人体感官可直接感知的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来间接认知。同样，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中，人们也常常建立不能直接认知或史无明文的构体，这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相通的。
科学哲学对阴谋论的批判，是源于阴谋论构建的构体缺乏解释性，更缺乏预测性。以“转基因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生物武器”阴谋论为例，主张这种阴谋论的人，一开始往往相信美国人只生产却不消费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在不得不承认美国上市的加工食品中的确有70%含有转基因成分之后，又改而主张这些加工食品只含有少量转基因成分，因此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水稻作为主粮仍然是美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这一解释尚可勉强成立，因为美国的主粮——小麦——目前的确并无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品种。但是，在科学家看来，美国不种转基因小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麦农担心出口受影响而不愿意种植。事实上，孟山都公司早就研发出了抗除草剂的小麦品种，并曾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要求批准。如果孟山都果然是美国政府秘密授意的生物武器制造者，那就应该完全不打在美国本土种植转基因小麦的主意才对，为什么它还要企图这么做呢？——当然，阴谋论者可以说，这是一枚烟雾弹，目的是为了制造阴谋不存在的假象！
目前，业内人界普遍认为，随着第二代改善了食用品质的转基因小麦的研发成功，转基因小麦在美国获批并广泛种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到那时候，阴谋论者为了自己的阴谋成立，就又要修改先前的解释了。像这样的缺乏预测性，而且只有通过事后的不断修正才能勉强保证其解释性的理论，正是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严厉批判的典型的非科学、伪科学。
5.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
对科学知之甚少的人，常常以为科学是简陋的，对世界的解释过于简化。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科学仅仅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较为简洁，运用俭省原理剔除了很多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在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预测方面，科学远比其他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复杂、深奥。其中，作为科学构建理论模型的重要工具的数学，就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深邃的逻辑体系。不懂高等数学，很多科学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深入了解。不幸的是，按进化心理学观点，高等数学，特别是概率论，在很多方面是违背人类的先天心理的，因此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年龄进行密集的训练，一般人很难掌握高等数学，也就很难掌握科学理论。反转基因者之所以会对很多实验结果进行错误解读，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概率论以及基于概率论的数理统计知识。
由于现代科学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奥性，科学成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高深学问，而为作为人群中少数派的科学共同体所独有。这就造成一个严重问题：在公共决策时，如果一般民众出于常识、经验甚至直觉做出的决策，和科学家出于科学理论做出的决策有抵牾之处，应该如何决策？在这个时候，通过理性讨论而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众不可能理解科学家的决策过程。
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认为民众的决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民粹主义，认为科学共同体的决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精英主义。从这个定义来看，反转基因运动是民粹主义运动，反转基因的民众明显不信任科学家和依赖科学家决策的美国、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无害的信心。因此，对于科学家对诸如普兹泰老鼠实验、转基因玉米花粉毒死帝王蝶实验等据信是支持了“转基因有害”的实验的不同解释，反转基因者既不能真正理解，也不相信。
民粹主义还常常造成非理性，导致在反转基因运动中充斥了各种诡辩、谣言和情绪化行为。比如，反转基因者的“现在不出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问题”，就是一种诡辩。按这种思路，如果转基因20年不出问题，他们可以说，“不保证50年不出问题”；如果50年没有出问题，他们又会说，“不保证100年不出问题”……像这样的永恒为真的诡辩命题，事实上已经排斥了一切商讨、妥协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是古已有之的问题，并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深化而越来越严重。从既往历史经验看，民粹主义难于成事，尽管精英主义有着种种缺陷，但在多数时候，它还是能起到正确决策的作用。保证这一点的，是科学知识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最高的解释性和预测性，也就是最高的实用性。因为精英主义存在缺陷，就对精英主义的明显优点视而不见，鼓吹民粹主义，这仍然是一种追求乌托邦的不实证的思辨哲学。
综上所述，支持转基因的人，往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是原子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是反阴谋论者，是精英主义者。在这些方面有不同意见的人，是很容易成为反转基因者的。是否反对转基因，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的人，都应该有主动了解对方理由的意愿。而保持这种理性交流的意愿，对于反转基因者来说要困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
在本文最后，笔者要特别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左右的对立较为严重，但双方往往都意识不到科学是独立于左右维度的又一意识形态维度，结果就形成了左右双方都把科学和右派自由主义思想捆绑的错误做法。这一流行的错误做法有其历史根源：作为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列主义，本质是一种思辨哲学，是和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相冲突的。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精神从西方传入中国，很容易就使一部分人认为科学精神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有良好的对接关系，而思辨哲学必然导致专政、封闭。这就是右派把科学和自由主义捆绑的开始。与此同时，老左派出于对马列主义信条的维护，也攻击科学精神是资产阶级思想；新左派受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环保主义影响，也反对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捆绑就这样成为左右双方的默契。
实际上，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思辨哲学，它的一些基本假设是缺乏科学基础的。因此，科学实际上既不站在左派一边，又不站在右派一边。中国学者要想真正了解现代科学精神，也许应该首先打破“科学和自由主义联姻”的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