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人是否和外国人，不一样，难说。但中国历史是有特色的，主要在于：频繁革命。从陈胜吴广算起，直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组织程度之严密、破坏程度之剧烈，都是欧洲、日本难以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理论，对此是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即：只要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就必须革命，没有其他办法。可是，阶级理论的发明者马克思所在的欧洲，历史上也有阶级，也有阶级差别，也有统治阶级对人民之残酷压迫和无情剥削，为什么欧洲历史上以农民战争为特点的大规模“革命”，就没有发生呢？

显然，阶级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上频繁的“革命”现象。

在此，“革命”是有引号的。即，是不是革命，不好说。我不认为是革命，但有人认为是。对此，姑且不议。这就需要说明，本文之“革命”，是和渐进式改良相比较，一种更为剧烈的社会突变。其主要特征是：以暴力和流血为手段，以消灭统治阶级的人身为核心，以推翻现有政权为目的，是全面彻底和不妥协的社会剧变。

类比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尤其是中国，地域广，人口多，更使其复杂程度远胜欧美。社会改良也好，革命也罢，都是系统从一个状态变迁到另一个状态的一种方式。毋庸置疑，任何一个社会都愿意选择一种缓慢的、渐进的、冲突并不剧烈的“和风细雨”式的改进方式，而拒绝“狂风暴雨”式的、剧烈的变革。“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是也。

正如两个人争执，要是讲理讲得通，没人愿意打架。打架，是最后的选择，是有一方、或者双方都难以理喻。再如抗议拆迁的自焚——谁愿意自焚。是没地方讲理，或者，没人听你讲理，才不得已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换言之，中国社会频繁之革命，并非出自人民之自愿，而是所有其他改进渠道，都被堵得严严实实，才使得人民不得不选择最后的“革命”。

“官逼民反”，是也。反革命，是革命者最大的制造者和革命推动者。

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改良之门，被堵死了，却只留下一个革命的“窗口”呢？

看一个和社会系统无关的例子，看看同样是复杂大系统，是如何进行渐进式改进的。

互联网之大、之复杂，无需多言。在这个网络上，不同国家、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自由交流。任何一个系统，都有不断改进、升级的需求，互联网也不例外。如此之大和复杂的网络，要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升级换代方式，必死无疑。

好在，互联网设计者，真是一大批天才，不是一个天才。他们设计了一个各自独立、互不相扰的七层协议，“大而化小、分而治之”——一个空前复杂的互联网系统，就在这样一个体系指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地、局部改进，“集小胜为大胜”，终至全局革新。

七层协议，是个什么东西呢？且看：

图1 七层协议示意图

我们不是讲网络技术，对七层协议是干什么的，不必关心。应该关心的是，七层协议的设计思想。

七层协议的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 复杂问题简单化，大而化小。——一个巨人，未必抵得上“七个小矮人”；七层协议，就是把一个巨人的事情，分别由“七个小矮人”分担。要找到一个巨人去完成复杂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找到“七个小矮人”，就简单得多了。

第二， 各自独立，井水不犯河水。——七层协议的每一层，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内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只通过公开、标准的接口，与相邻层联系。换言之，每一层是一个自治王国。

第三， 分工和专业化。——每一层做什么，不做什么，是预先确认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每一层只做“份儿内”之事，不管闲事，不能越界。

第四， 交换和协作。——每一层都只做一部分，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没有一层能离开其它层，离开任何一层，就一事无成。所以，在七层协议之中，每一层内部是“黑箱”，但对外接口却是公开和标准的，以利于彼此之间的交换和协作。

七层协议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很多，但我最想指出的是两条：其一，能快速定位错误；其二，能在小范围，即一层或几层之内进行技术更新，而不会波及整个网络。这就是“模块化设计”的最大优势。因为，每一层有明确的功能，可以通过测试，马上知道是哪一个层出了错误；改进错误的时候，也可局限在某一层之内，而不需要把整个系统推翻，重来。

这两条合起来，就是一条，即：使网络系统具有渐进更新的能力。这也是系统性能评价的一个关键。一个系统之优劣，并不在于其初始状态有多么优异，而在于其是否具有持续改进的能力。要是能够持续、低成本地改进，则是一个好系统；否则，就是一个坏系统。

显然，互联网是一个好系统。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持续改进的系统。

反过来，要是网络协议不分层，而采用“All In One”的设计，互联网将成为一个难以改进的坏系统。坏系统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个时期，计算机厂商为了降低成本，曾经生产过一种“All In One”主板，即把原本各自模块化的部分，集成在一块主板上，声效卡、网卡、视频卡以及其他，统统合在一起。消费者图便宜，不明白其中玄机，一时间十分畅销。

马上，用户就知道其中利害了。当你的计算机没声音了，怎么办？换主板。因为，是“All In One”；当你的网卡出毛病了，怎么办？换主板。当你的视频卡和其他功能出毛病了，怎么办，还是换主板。原因只有一个“All In One”。

本来，“模块化设计”的妙处是，你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必因为只是“脚疼”，却把“脑袋”砍下来。可是，“All In One”的麻烦，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就算是我们知道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我们也无法“对症下药”，实施“局部麻醉”和动小手术，而只能“全身麻醉”、做大手术，甚至，全部推倒重来。

可见，“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是好的设计；“举国体制”，也不是什么高明的想法。唯有，分而治之，各司其职，才是社会进步之道。

我在日本浅草的时候，注意到，日本临街的房子，都挨得很近。可不管怎么近，两个房子中间，总是有缝隙的——紧挨着，绝不相互依靠。中国的房子，有所不同。不信，大家可去前门看看。房子和房子不只是“肩并肩”，而是“手挽手”的，彼此依靠在一起，亲密无间的样子。

哪一种好呢？日本的好。

出了火灾，有间隙的话，可以避免火焰蔓延；地震的时候，一座房子倒下，不会连累另一座；否则，另一个房子，就会被倒下的房子“拉倒”。再则，房子维修的时候，也可以局部进行，而不影响另一个建筑物。日本人深知其中奥妙，中国人却浑然不觉——去看，中国所有的商业街，绝大多数房子，是零距离接触的。

综上可见，要是一个系统像网络体系结构一样，是模块化的，则其改进可以是“局部、低沉本、渐进和持续”型的；反之，如果系统是一体化的，是“All In One”，则无论系统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都会引起全局性崩溃，必须进行“全局、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就像那块只是“没声音了”，却不得不彻底废弃的主板一样。

史实

1.1 帝制而非封建

变，是必然的；不能渐变，就必须突变。不能改良，就必须革命。换言之，革命只是无法改良之次优选择。中国历史上之社会结构，是不是“模块化”结构呢？如果是，就是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否则，就是一个坏的社会系统。坏的社会系统之主要标志，就是其不能进行“局部、低成本、渐进和持续”改进，而只能选择“全局性、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

社会之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将其分割成较小的治理单位，或者说，社会本来就是较小的治理单位，则是非常自然的。人类早期，并没有有效的通信、交通手段，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人民，总和在一起。《禹贡》所言：在大禹治水时期，天下就分为“九州”，并紧密团结在“中央”，根本是一派胡言。这，已经被历史学家证实。

殷商和西周，乃至春秋战国，国家多而土地小，王侯众而人民寡，如老子所说：小国寡民。所谓国，不过是“鸡犬相闻”之地。超出这个距离，就是另一个王国了。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国，其实，仅仅是一个大宗或小宗，所以，动辄便称万国万邦。所谓王所谓候不外是些大宗或小宗的酋长军长，所谓天子所谓帝当然也不外是一个大族的最高头目……”

历史的拐点，发生在秦始皇身上，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大一统”帝制时代。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词同所言：2000年来所行之政，秦政也；

秦政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纵横两个方面，来分析。

“横”向来看——“废封建立郡县”，这是秦政与前秦时代的根本差异，也是中国历史和西方、日本历史之本质不同。所谓“封建”，是有一块土地及其上的统治者，世袭其地，世袭其职，世袭其权，世袭其利，世袭其人民。这不是说，领有这块土地的人，不受王权压制，而是，只要其承担了应尽的义务，包括和平时期的税赋钱粮土特产，和战时跟随国王出兵出枪打仗之外，封地之内，他是说了算的。

换言之，它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王以及其他领主，不能瞎指挥。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有行政权——用谁不用谁，自己说了算；税收权，宽严自己掌握；庄园法庭——领主、管家、佃农和自由民，自己决定领地内的一切事务；军队——平时保护庄园，战时跟随国王行军打仗。

“封建”把一个国家“肢解”了，“大而化小分而治之”——每一个领地，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每一个领地，都能够独立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每一个领地之改革，所波及的范围，仅限于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改革之复杂程度也大大降低了。以日本为例，“江户三百藩”，江户时期，日本三岛上（北海道，还没开发呢），居然有三百个“自治”的大名。

总之，“封建”是一种“模块化”的治理结构。

相反，始于秦始皇的帝制是一种一体化的、“All In One”治理模式。“一体化”，好听的说法是“全国一盘棋”——郡县的官员，由皇帝任命；一切事务，都要不远万里报告皇帝，皇帝拥有最高裁判权；税收和劳役，也是全国一律；钱粮不是交给各地的领主，而是上缴朝廷。最要命的是劳役，身在安徽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居然要北上蓟州（现在的北京昌平）修长城。别说干活儿，只是路途往返，赶得上西天取经了。没有“九九八十一难”，人也折腾得“马瘦毛长”，没多少油水了。也只有中国人，对这种“大一统”赞不绝口。

“大一统”，必然陷入“治乱交替”的死结中。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号令一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庞大的帝国必然寂静如一湖死水，失去了任何改革和创新的活力。每一个地区、机构和人，必须和方格里的棋子一样，被牢牢地束缚着。实施管理的手段，除去血腥暴力，就是阴谋诡计和相互欺骗，“村骗乡乡骗县县里骗到国务院”，反之，亦然。不如此，就无法驾驭和控制一个广大的帝国；不“一刀切”，不整齐划一，不“君令如山”，就无法体现中央的权威。

一旦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就等于在黄河堤坝上，挖开了口子。在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冲刷下，“口子”将越来越大，难以弥补。结果是，地方做大，另立山头。帝国的统治，瞬间崩溃。换言之，整个帝国，是靠着“恐怖”和“阴谋”的耙钉，铆接在一起的、支离破碎却十分美观的青花瓷盘。只要出现一个裂纹，必然一碎到底，不可收拾。为此，历代统治者及其高参，无不采取“强干弱枝”之“良方”，将所有政治、经济、军事、人力资源集中在中心，以削弱地方和加强统治。

这就导致，一方面，地方既没有变革的权力——变革，必须由上级批准；不批准，就是擅权，就是抗旨，就有杀头之罪。想想，今年“5.1”节放假，广东省要自作主。结果，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压力下，还是回到“统一”的旗帜。休假，本是一点屁事，堂堂广东省，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居然连这个也决定不了，还能决定什么？所以，一切只有照办，不允许做任何变通；一变通，必变态变质。

另一方面，地方也没有变革的能力。变革是有成本的，是要花钱的。可是，“一切财富归国家”，地方只有事权，而无财权；税赋和钱粮，是首先缴纳到国库，然后，再统一下拨到地方手里的。这就使得，广大的基层县衙，仅仅是“大脑袋”中央之手脚，完全没有自我思维的能力。即使想到了，也做不到。

《宛署杂记》，是明朝宛平县令沈榜写的关于“京畿之地”宛平县政的流水账，事无巨细，一一在册。宛平县有多少钱呢？沈榜上任时，库存52两银子，需要支付的各项款子却达4000多两。所以，一切公私事业不得不因陋就简。如投送文书驿站的铺舍，许多地方只有荒草，却没有房子，或是数间极破的房子，不可以居。沈榜感叹：“公私困惫之极”。

这不是特例。隋末农民起义，就得了隋炀帝中央仓库的资助。李密开洛口储备粮库，王世充取了东都布帛仓库，西京府库，被李唐王朝占了，十几年取之不尽。对此，贞观名臣马周上书太宗说：“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与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没有关系，与老百姓是否高兴有关系。隋炀帝中央积蓄天下第一，结果呢，资助给起义军了，反倒要了自己的命。”

地方上，要是有钱、有粮，好的说，可以赈济百姓，救民水火；人民有了生计，断没有起义闹革命的。坏的一面，就算有人走上“革命道路”，非要拼死一搏，地方政府手里有钱粮，也可招兵买马，以“反革命的暴力”，对付“革命的暴力”，也不至于“星星之火”，烧了一个大草原啊。但是，这是和“大一统”的治理理念相违背的。“强干弱枝”，“实君虚臣”、“大中央小地方”，才是正途。

1.2 宗教与思想

“横”看中国，是一体的，是“非模块化”的。纵看，也是。“一根杆子插到底”，中国社会这座大房子，并不是由多个柱子支撑，而是独木结构。“独木”者，皇权也。维系社会运行的其他支柱，宗教、思想、价值观、经济运作和民间社团，都是攀附在皇权上的枯藤。皇权在，则为附庸；皇权去，则“树倒鸟兽散”。

先说宗教和思想。

中国没有本土宗教，只有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不是教，正像原始人不是人一样。原始宗教的特点，是处处、时时、事事皆神明，宗教不是。宗教定于一尊，如基督教信徒，只能信奉唯一的耶和华，而不能对其他偶像有所礼拜。中国现在，还有原始宗教的遗迹，如灶王爷、土地爷、山神、关老爷等等，需要什么，就拜什么，而不是像西方之上帝，无所不能，“一站式服务”。只要信仰上帝，一切迎刃而解，不需要也没有其他神。

在西方，宗教权力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没有国王，只是一个国家出乱子；要是没有教皇，整个欧洲就惶惶不安了。罗马教廷有自己的组织——教会，有自己的人员——神父和信徒，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教堂，教堂是所有欧洲城市的中心建筑和最奢华的建筑，就像现在中国城市的政府办公楼一样，甚至有过之。因为，不敢保证府办公楼的寿命，能超过一千年。千年以上的教堂，欧洲到处都是。教会还有自己的财政和税收——什一税；有自己的教育和宣传部门——大学和神学博士。有自己的福利和救济机构——育婴堂和教会医院。还有效忠于上帝的骑士团，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十字军东征的总指挥，都是罗马教皇，而不是国王。

国王有的，教会也有；国王没有的，教会还有；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深入到欧洲的每一个偏远的乡村，每一个偏远的乡村，都回想着教堂的钟声。没有基督不到的地方，只有王权的空白之处。看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也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即可明了宗教在欧洲之无处不在。

国王和教会，在社会管理中，一个是爹，一个是妈，老百姓就是孩子。没有爹妈不打骂孩子的，可是，爹妈一起上阵打孩子并不多见。为什么？因为爹妈并不团结，他们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他们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为了在和另一方的斗争中，占得先机取得上风，爹和妈都会变着法子笼络孩子。孩子们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是在爹这里受了委屈，就去向妈诉苦，反之，亦然。

总之，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人民，总能找到诉苦的地方，或者找教会，或者找国王。国王和教会，谁也不管的情况，是少数。换言之，“父母双亡”、无人照看的孤儿，才会到社会上流浪，才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中国的情况，不然。皇帝横行，宗教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历史上，只有皇帝对宗教界发号施令的，没见宗教界说不的。只见皇帝赐封某某寺庙的，没见宗教领袖赏赐皇帝的；中国的皇帝“又当爹又当妈”，身兼二任。既如此，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大众，就“有冤无处诉”了。因为，皇权始终是人民的敌对方，而人民又不是皇权的对手，只好认输认倒霉。要是不认命，就只能反抗了。就像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离家出走一样。

或者说，神权与王权分离、对抗的欧洲，是“双核结构”。日本之天皇和将军，也是如此。在欧洲，教皇管神界，国王管俗界。天皇和幕府将军，分工也大体如此。中国不同，中国是“一元化领导”，是“单核结构”，显然，“双核结构”要比“单核结构”稳定得多——当一个“核”崩溃之后，另一个“核”还能用，还能成为社会的凝聚点，不至于发生全局性崩溃。

宗教和思想之间，也体现了中西之间的绝大差异。古希腊和罗马早期，宗教并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信仰。也可说是“多神教”，看看古希腊有多少神、多少神庙，即可明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宗教，是并行不悖的，各有各的逻辑。在饱受罗马帝国皇帝和政府长达四百年的迫害之后，公元392年，基督教终于出头了。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其他教全部废除。自此，思想界也开始向宗教低头，成为宗教的附庸——所有的思想，都是为了证明上帝之存在和造物之伟大。牛顿和爱因斯坦、波尔、麦克斯维尔，也不例外。

但在欧洲历史上，思想和宗教是一体的，或者说，距离更近。思想界和世俗的王权，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与神界，倒是更亲密和暧昧。上帝至高无上，却沉默不语，这就带来一种好处，学术是自由的。因为，上帝绝没有时间对学术发表“最高指示”。学问家的自由，漫无边际，如飞鸟行空。既可以对诸如针眼里能通过几个天使这样的“无聊”问题喋喋不休，也可以探索太阳和地球谁是宇宙的中心这样宏大的命题。

在中国，思想和皇权是一体的。皇帝需要什么，思想界就生产什么；或者，皇帝生产了什么，思想家们就证明什么是对的，是绝对真理。比如，改革开放之巨大贡献，“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猫论”之实用主义精神，“三个代表”之与时俱进，以及“科学发展观”之科学之处，都是被学者们反复论证的。

最要命的是，比起神界的上帝，中国的皇帝虽然没那么高超，却始终有话要说。他们对学术和思想、历史和文化，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始皇帝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永乐帝编纂《永乐大典》，康熙帝编辑《康熙字典》，乾隆汇集《四库全书》。哪一种学派，对路、合他的胃口，他就支持谁；哪一种思想，于他的统治不利，他就排斥谁。直到“文字狱”、“腹诽”这种莫须有的、对学术自由的全面控制。

即：中国的学术与思想，不是对抗皇权的“另一极”，而是为集权统治“涂脂抹粉”、美容化妆、唱赞歌跳媚舞的奴才。以儒家为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批准的；“大成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是历代皇帝不断授予的；孔家后人，都是吃皇粮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家供养，儒家学说自然是御用学说，说什么儒家也有“民本思想”、“民主思想”，是对儒家的彻底污蔑。换言之，说皇权、极权、专权、集权的好话，本是儒家以及儒学的份内之事，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一边拿着皇帝的俸禄，一边却“胳膊肘往外拐”，说“民本”、“人本”，不仅丧失了基本的忠信准则，甚至连狗也不如了——哪儿见过咬主人的狗，咬主人的狗，能算是好狗吗？

所以，那些拼命往儒家脸上抹粉——民主的粉、民本的粉——的人，全然不顾儒家学者的感受，在他们内心，这种抹粉，事实上是对他们忠于主人行为的玷污和亵渎。不信，听听到了台湾的孔门后人孔德成的话：皇家这么抬举我们，无非是让我们喊号子，叫着老百姓一起下跪。而且，我们要先下跪，给民众做一个示范和榜样。

儒家和儒学，不是皇权的奴才是什么？被儒家统治的中国学术，不是极权的奴才，是什么？中国的学术，不和皇家是一家，是什么？

3.3 经济

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没有一个独裁者和独裁政府，不直接“指点经济”。如果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一方面，无法体现独裁者无所不在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经济保障，是万万要不得的。独裁者管理经济，当然是靠命令，可是，为了避免“瞎指挥”之名，美其名曰：计划经济。可见，中国的计划经济，源远流长，既不是前苏联的进口货，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特产”。

政府要想控制经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底下的资源是谁的？如果，资源是政府的，政府控制经济就有了基础；反之，则无从下手。如果山川、土地、河流、矿藏，天然地属于人民，人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与政府何干？与统治者何干？政府又如何控制经济呢。所以，首要问题是解决资源的归属，要把所有资源划到政府名下。

恰好，儒家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彻底摆平了。它向历代人民庄严宣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资源，属于国家”。就是老农在自己自留地里，挖出一个金元宝，也是国家的，因为土地都是国家的，宝贝自然是国家的。日本早就不这样了。

1784年春天，日本志贺岛上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稻田里挖水渠，碰到一块大石头，搬开石头，发现有一堆卵石，清理卵石时发现了金印。 金印 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 倭奴国 王”五字。是汉光武帝时期，倭奴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的。可见其价值之高，但即使如此，这枚金印也属于这位普通的农民，既不属于莫须有的国家，也不属于当时的藩主。后来，藩主花了50两白银买了去，当然，此时，发现他的农民和藩主，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其价值几何。

理论上解决了自然资源的归属问题，操作起来，就简单了。具体说来，中国历朝历代控制经济，不外：1，垄断；2，官营；3，政府控制、商人经营。清末洋务运动，叫“官督商办”，现在叫“抓大放小”，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垄断的历史最悠久，始作俑者是管仲。最初，是“官山海”，即：把人民耕种的土地之外的山川和河流，都划成禁区，不让人民进去砍柴打渔，违者重罚。“为人君者而不能谨守其山林，沼泽，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之后，“官山海”变成“盐铁专卖”，又有酒茶专卖。现在，石油专卖，电力专卖，通信专卖。——反正，什么是人民必须的，什么就是专卖；什么是最赚钱的，什么就是专卖。鸦片战争之前，食盐专卖占清王朝收入的10%以上。

官营始于汉武帝，发明者是桑弘羊。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均输法”和“平准法”，这是官营贸易的开端。“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实际做法是，将各地应该贡输到中央的土特产，拉到其他地方卖高价，然后，再在其他地方买便宜的货物，倒腾到贵的地方，贩卖，两头赚钱。说白了，也就是利用政府的资金、信息优势，搞点长途贩运，而已。但是，所有官营的买卖，都是一开始红火热闹，时间一长，就惨淡萧条了。均输平准之法，到了东汉，就被废了。

可是，其阴魂不散，到了宋朝，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桑弘羊的官营实践，搞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等，其实都是官办计划经济。均输是官办贸易，青苗是官办银行，把农民小额农贷，变成官贷。和桑弘羊一样，失败是必然的。明清两代，专卖和垄断不改，且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国营贸易，赔本赚吆喝，下了七次，就把大明朝的家底，倒腾光了。但是，同为郑姓的郑成功家族，却因为中国——东南亚——日本三角贸易，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富。不仅富，而且强，郑家军可以和整个清朝军队抗衡。清朝的国际贸易，也是由“十三行”把持。“十三行”虽然是民营的，可是，没有政府的恩准，谁也不能成为“第十四行”，因此，“十三行”实际是政府的商业代理机构，而不是真正的民营经济。

这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另一方面，由于专制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过于强大，商人也不得不向权贵点头哈腰。他们或者靠做政府的代理人起家和发财，或者，依附于政府成为“红顶商人”，亦官亦商，如胡雪岩。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商人，所有商人都是权力的附庸，都不是纯商人。

有一个事实，可以佐证。欧洲的国王，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有向大商人和银行家借钱的习惯。这种记载，屡见于史。“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平等的交易。这体现了国王的政治权利和商人的经济权利，是平等的；商人的经济权利，也是牢不可破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是借，而是捐，商人“自愿”捐助。1900年，慈禧亡命西安的时候，一路上，有多少富商，曾经向太后老佛爷捐过钱啊。

洛阳东边的巩义县，伊洛河边有一个康百万庄园。慈禧回京，路过此地，康财主不仅在自己的庄园，接待慈禧，而且，一次性捐给在外流浪的慈禧100万两白银。为此，才有了康百万的名号，有了康百万庄园。其家族之财力不亚于山西的乔家，其庄园之豪华气派也不逊于乔家，但是，和乔家一样，在居高临下的皇权面前，即便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之慈禧，商人也只是屋檐下之仆从，也不敢和欧洲的商人一样，让太后老佛爷在借据上签字。

资本不独立，何来资本家；没有资本家，何来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哪儿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N多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的资本主义幼苗，是在啥时候发芽的。我的答案是，从来没有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向商人借过钱。这就意味着，权力是本，金钱是末，资本是权力的奴才。在权力面前，金钱是要下跪的。既然是下跪的，谈什么“本”啊，谈什么“资本”和“资本主义”啊。

1.4 社会管理

最后，分析一下，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管理者，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分治？还是统治？

毫无疑问，政府是主要的社会管理者，但绝不是唯一的。如果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就会带来一系列非常负面的情形。第一，政府规模无限扩张，管理成本奇高，效果奇差；第二，民间自我组织能力萎缩，乃至消失。第三，黑社会或者民间秘密组织填补政府空白，成为“第二政府”和“影子政府”。

上述状况，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顽疾，尤其是到了朝代末期，更是“三管齐下”，将整个帝国推到万死不复的境地。不过，我们也不能倒果为因，以结果推论原因如何如何。我们仍然从史实出发，看看帝国的社会管理，有哪些组织者，它们分别发挥了哪些、多大功能。

家族和宗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如马克思.韦伯所言：宗族实际上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合股力量。事实上，宗族所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必要时，宗族还施医舍药、操办丧事、照顾老人和寡妇，并且兴办义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是由宗族包办的；一个中国人，是生活在“家里”的，而不是生活在“国里”的。

家、家族、宗族，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是家庭，也是学校，是生活场所、工作单位，是保险公司、是银行和救济机构，是纠纷调解人，也是信仰和情感之归宿，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此，也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综合”思维——西方人，各是各的，界限分明。家庭只是家庭，只负责情感问题，其余的，都由社会提供。没钱，找银行；风险去保险公司，救济有慈善组织和基金会，纠纷有私人律师和法律事务所，精神寄托到教会和教堂，和上帝交流和沟通。

可，家庭既是全能的，也是“无能”的，这不是说它不想干，而是它做不了，没那个能力。原因是，第一，家庭没有那么大经济实力；第二，没有那么专业的人才；第三，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家，如鳏寡孤独者，如家庭遭受了全局性灾难的时候。第四，家庭依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不具有社会性，严格地说，不能算在社会管理的范畴。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齐家”虽然是儒家的理想之一，也是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主导内容。但事实上，皇帝对大家族、家族坐大有高度的警惕和极端的仇视。商鞅制定的法律有一条，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否则要受罚。随后，秦始皇彻底断了家族坐大的后路。“废封建立郡县”，世袭的贵族，从此不再。所有土地，及其上的财富，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任何人想“分一杯羹”，必须先成为官僚，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但是，所有职位，都捏在皇帝手心里；再大的官儿，也在皇帝之下。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力，要想在“官本位”的中国，成为经济强人，从而成为大家族，是不可能的。

因此，古代中国，让“哪一部分人富起来”，“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皇帝的旨意。如和珅，乾隆难道不知道和珅的钱怎么来的？没有乾隆的“无私帮助”，和珅能富起来？和珅能有那么阔气？事情的吊诡也在于此，权力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能让富起来的再回到原点。所以，皇帝对大家族虽然担心，但并不害怕。正如和珅“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暴富前”，一样。

即便如此，“圣明”之乾隆，还是防患于未然。据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三十一年广东，对于两省查办、分散族产，禁止聚集族产之事，乾隆皇帝亲自指示：“……嗣后令该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查明，分给一族之人。……”

可见，皇帝是不喜欢大家族的。“大而化小”、“小而治之”，是极权统治的一大法宝。所谓“齐家”，是儒家的一厢情愿，罢了。没有大家族，就没有大家业；没有大家业，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也就难以发挥。因此，每到灾荒，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只有政府负担得起，“送温暖”是皇家的专利，是“皇恩浩荡”的最好体现。

家族之外，承担社会管理的另一种重要力量，就是合法的教会和秘密的民间社团。

民间社团，在中国，一直是被当局严厉打击的。商鞅立法，“三人议必有异心”、“三人行必图不轨”。在当局严厉打击和残酷镇压下，民间组织或处于黑暗之中，或在社会边缘游走。官府一旦发现，势必“被上梁山”，聚众为盗占山为王。这正好给官府之打击提供了借口：看，他们反了吧。于是，自发、自由、自治的民间组织，在中国，自古于今，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至于，《水浒传》里晁盖哥哥身为里正保长，开个小会，也提心吊胆的，生怕走漏了风声，被当做“谋逆”论罪。我初到北工大之时，和另外九个哥们，每月一聚，轮流坐庄吃饭喝酒耍酒疯，结果，被人举报到上级组织。我们的聚会，就流产了。“在阳光灿烂、灿烂的季节里”，都这么严紧，“万恶的旧社会”对民众结社控制之严，可想而知。

《大清律例.刑律.贼盗》明示：“凡异姓人，歃血定盟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绞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定盟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兄弟，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

为什么股份公司没在中国出现呢？敢吗？股份公司需要“聚众”，聚众才能聚财。二十个人以上，一百大板；四十个人以上，脑袋就没了；其余人等，也都发配到两广喝台风去了。保命要紧，求财其次吧。

中国本土一直没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或者与王权相抗衡的本土宗教。外来宗教为了立足，不得不委曲求全，将自己的教义混入儒学和道学的成分。即：外来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修正”，使其成为适应中国民族心理、文化和习俗的“修正主义”宗教，西汉传入的佛教以及明清两代进入中国的基督教，莫不如此。

这就意味着，外来宗教有两个婆婆，一个是王权，另一个是王权的奴才儒学——因为儒学是皇家待见的看门狗。在倡导“大一统”的儒家和儒学看来：佛，出世的人生价值观，不养父母，不祭祖宗，不忠皇帝的行为法则，都是“大逆不道”。为此，自佛教传入中土，儒佛之间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有人说，儒学和中国文化，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是讲中庸的，此言大谬。以儒佛之争为例，最后图穷匕见、举起屠刀的，都是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王权。要是包容，要是中庸，何至于此啊。宋以前，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即：公元423年登基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公元845年唐武宗之“会昌灭佛”和后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对佛教的围剿。

其中，公元577年北周武帝说得明白：“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益，故需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如果说，儒学是王权的婢女，则佛教则只能当婢女的使唤丫头。如果，儒家在皇权面前都是唯唯诺诺，那，佛教又能有何作为呢？所以，在“三武一宗”灭佛之后，佛家彻底学乖了，再也不和儒家以及王权进行正面对抗，而是远离尘世、在高山幽谷之中，在内心深处寻找通向极乐世界的路径。民众，也没有宗教情结，而是“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大难临门乱磕头”，可见，佛教并不能成为当局之外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者。

明代，随着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来华，基督教进入中国。和佛教一样，在与儒教的碰撞以及和王权的斗争中，基督教也碰了壁，善事做了不少，传教却异常缓慢。数据显示：1807年第一位耶稣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开始传播新教。其后，在华耶稣传教士召开四次大会。第一次，1877年，有13035个教友，距开始传教70年。第二次1890年，有37287个教友；第三次，1907年，有256779个教友。第四次1922年，有40万个教友。

四十万，于四万万中国人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不仅如此，尽管明清朝廷很需要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天文、地理、绘画、音乐以及医药等知识和精巧的仪器，但在传播基督福音方面，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这在康雍乾三代帝王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与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中，康熙御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皇帝的话，圣旨也，法律也。康熙如此贬低基督教并明令禁止，基督教还能有何作为呢？

这就是中国社会管理的现实——政府，只有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民众是一个个孤立的沙子，结社既不允许，宗教也非必须和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如马克思所言，人民是一麻袋土豆。专制政府就像沉重厚实的麻袋，将人民束缚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真正的悲剧是，大众在麻袋中呆得太久太久了，他们已经从社会人退化为自然人，如一盘散沙，失去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强权在，他们是奴隶；强权不在，他们就像迷失在草原上的羔羊。

如若不信，且看严复先生是如何说的：

“英伦之民，于垦荒独著；西有美利坚，东有身毒（印度旧称），南有好望新洲，计其幅员，几与欧洲同。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知合群知道胜尔。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自治，则虽与之地，不能久居。……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吾闽粤民走南洋台湾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驱驰也，悲夫！”

总结

本文的思想，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大一统”社会，是无法进行“局部、低成本、渐进和持续”改进的，而只能选择“全局性、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换言之，“大一统”就是中国历史频繁革命的真正根源。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0:23分完稿；

从2011年11月25号，一直写到现在；

跨年之作；

北京，望京家中；

献给所有关心我的人，和我关注的人！

11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