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失衡。
在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在美国金融体系的鼓励下，高消费、不储蓄，并大量借债买房。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降到了-1%，显示美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了全部居民收入。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消费并不包括购买住房的支出，实际上美国人买房子的钱完全靠借贷。如果储蓄率不变，是无法用他们自己的收入还清贷款的。2007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体的美国家庭负债已经积累到13.8万亿美元，与当年GDP总额等值。恰恰是这样的“次级信贷”，被美国金融机构经过“金融创新”打包成优质金融资产，销往世界各地，最终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后，居民储蓄稍有提高，居民负债总额有轻微下降，而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债务却急剧上升，使美国的总负债规模继续扩大。[1]
美国的问题绝不单纯来自居民负债。从20世纪70年代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起，美国政府采取了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从1974年的低点38%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53%。而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救市，联邦债务连续以20%以上的幅度递增。到2011年9月，美国政府的未偿还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4.7万亿，与GDP之比超过了100%。
截至2009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所欠未偿还债务合计，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5倍，比金融危机以前（2006年）的2.2倍又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再加上美国国内金融机构所欠债务，2009年债务合计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3.6倍。2010和2011年肯定又有新的上升。
过去10年间，美国的净储蓄率持续下降，1999年为11%，2009年下降到-0.8%。因此，实际上美国的投资也是靠借外债来维持的。
美国的高负债高消费模式，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收入分配模式的一种补充。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收入基尼系数长期超过0.4。但长期以来美国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低收入居民能够通过借债消费、借债购房的方式，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借债消费使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可以不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的状况，同时又把国内的社会矛盾保持在缓和的范围内。但是，一旦这种模式支持不下去，矛盾就可能爆发。最近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证明。
美国的政府负债模式，也使美国在根本不储蓄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强大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包括对内的庞大公共支出和对外的巨额军费开支。但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非随便哪个国家都有资格享受。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靠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支撑。因为只要有印钞机，无论欠多少债，都不用担心破产。通过这种方式，债务负担得以转嫁给全世界。这种高负债、高消费、以及金融立国的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最大受益者是处在这个利益链条顶端的占美国人口不到1%的富人、金融机构和大财团。
不过，只要是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就是证明。泡沫破了之后，有两种对策。一种是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调整，使失衡的经济重新恢复均衡。实际上普通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自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被迫降低消费，使居民储蓄率由负转正，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结构失衡到这份上，调整过程必然是痛苦和漫长的，必然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并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把这种痛苦的改变传递到利益链高端的既得利益集团。
另一种对策的短期痛苦小得多。那就是靠大量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尽快提振消费，使美国经济尽早从危机的打击中复苏。这样做，美国的超消费模式不必改变，既有的既得利益格局短期内不被触动。但同时也保持或加深了结构失衡。
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为了提振美国经济，已经开动印钞机，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样做对美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增发货币或多或少总会刺激需求，提振美国经济。其二，通过增发货币，美国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巨额债务就被稀释，美国的偿债负担就大大减轻了。未来说不定还会再来一轮新的宽松政策。在衰退期间，为防止更大的经济滑坡而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衰退后的调整时期继续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逃避调整结构的责任。
不久前奥巴马提出对富人增税来减少政府赤字，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富人和中上收入阶层负担的税率都低于中下收入阶层的税率。最近，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又通过提案，准备以汇率为由对中国开打贸易战，以代替美国必要的自身调整。这两件事也都说明，要触动既得利益是困难的。但是，想不触动既得利益，结构失衡根本不可能纠正。
靠刺激政策和贸易保护维持既得利益，也是要付出当期代价的。谁来承担这些代价？因为美元目前仍然是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货币，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缩水，就必然由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负担比重会更大。而贸易保护的直接结果，是提高美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由于美国的中国产品消费者基本是中等以下收入的老百姓，对中国产品征税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中低收入者征税。
面对这种情况，仅仅表示担心或愤怒都是没有用的。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谁拥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谁就有理的时代。中国除了更加理智清醒地管理自己的外汇储备，调整自身结构，和奋发图强，求发展、求进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别无他途。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其赖以立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创造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强大的美国，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但二战以后，特别是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在经济上实行预支未来、向国外转嫁负担的利己主义政策，在国际战略上实行武力优先的强权主义政策，对外政策已与其立国的理念背道而驰。美国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也是这种政策的反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早晚还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金融危机，不但把别人拉下水，并终将导致自身的衰落。
在中国，继1978年以来的改革使经济走上振兴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后，近些年来伴随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现象。特别是在最近10年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急剧走低，从200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7%，降幅达15个百分点。总储蓄已超过GDP的一半。这源自居民消费比重的下降，其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降至2010年的34%以下[2]。
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意味着最终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因此从需求角度来看，总需求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拉动经济增长的责任正在不断由消费转移给投资和净出口，导致了越来越大的投资规模和巨大的贸易顺差。随着储蓄率上升，资本形成相应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10年接近GDP的49%。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接近9%。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萧条，净出口比重已于2010年回落到4%。这样，在总需求对增长的拉动中，近几年来几乎是投资在演独角戏。
一个大国把一半的GDP拿来投资，而居民消费只占三分之一，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快是快了，但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没有同步增长。在国内消费不能同步增长的情况下，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无法被充分吸收，导致投资效率下降、产能持续过剩，走进了死胡同。这不仅造成财富的大量浪费，而且经济发展将遭遇越来越大的需求制约。这条路不改变，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极大。
为了避开产能过剩，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入了越来越高的热情。在这些方面，尽管仍然有投资空间，但在公共资金管理体系不健全、不透明，政府激励机制不健康，政商关系缺乏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形成了大量低效和无效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大量的幕后交易、贪污腐败现象，使投资效果越来越堪忧。
中国的外汇储备越积越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的天文数字负债，恰好构成了两国反方向结构失衡的标尺。这在过去形成了某种互补，中国增长的外汇储备给美国的负债消费和投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出路。但中国作为债权国的地位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些债权的实际价值会随着美钞的发行而不断蒸发。中国的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两万亿是美元，而美元最终贬值一半的话，按现值算中国就将损失1万亿美元。此外，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内储蓄-消费结构失衡的反映。一旦失衡纠正，升值压力很可能随之消失。
为什么中国经济近10年来会出现这种结构加速失衡的现象？以下几方面情况提供了一个概略的答案：
第一个方面，政府收入快速上升压缩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算，2000-2010年期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另据统计局收入法GDP数据，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6.4个百分点；据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2000-2008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上升到20.7%，提高了7.2个百分点。
但上述财政收入数据并不包括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如果加上这后三项政府收入，则政府收入在此期间从占GDP的20.6%上升到34.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约占7个百分点，占涨幅的一半。另5个百分点来自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的增加，两个百分点来自社保基金收入的增加。考虑到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过去曾一度降得过低（1995年仅为10.3%），后来的回升有相当的合理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的大幅度上升。[3]
土地收入的增加，主要源于随城市化加速而来的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地价上升。近些年来房地产开发急剧升温，对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而按现行制度，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征用开发出让的全过程，也垄断了土地收入，从而把地价越抬越高。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不足，对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确有积极的一面。但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未来70年使用权的代价。政府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提前预支了未来70年的收益，也预支了未来的繁荣，又把房价推高到大部分居民无法承受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
高房价不仅挤压了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也挖空了很多人的储蓄，同时给少数富人囤房、炒房创造了机会。通过买房，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大量转移到政府、房地产商和富裕的炒房者手中，是消费需求受到压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土地征用、出让和土地出让金管理，也是政府管理透明度最低、最缺乏监督的部分，导致大量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是贪腐、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收入分配恶化最集中体现的领域。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用更合理的房产税来代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但要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必然触及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既得利益，遭遇重重阻力。同时，这还需要进行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常规财政预算的保障，改变财政资金分配苦乐不均的状况。这也势必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二方面，企业收入占比快速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1990-2000年期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1.8%上升到16.4%，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2.0%；两时期分别增加了4.6和5.6个百分点（另据收入法GDP核算，2000-2010年时期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增加了7.8个百分点）。
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有几个具体原因。除去企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个合理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国有企业过去长期不向国家上缴红利，自2007年才开始上缴，但比重仍然很低，只占企业利润的5%—15%，近9成的税后利润仍留在企业。而这些利润大部分属于垄断性行业。与必须向股东分红的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等于变相享受国家补贴，两者不在同一条竞赛的起跑线上。其二，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像石油、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银行、保险、电信、烟草等行业，利润率比一般竞争性行业高一倍到数倍，大部分属于资源性或垄断性收益，应纳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公益，但长期以来基本上归企业所有。最近资源税改革终于出台，是一个进步。但其姗姗来迟和覆盖范围有限，也说明了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之艰难。上述两个因素，都不适当地扩大了企业收入和储蓄，减少了可用于居民福利和保障的资金。
第三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缺乏保障导致的高储蓄行为。据资金流量表数据，2000—2008年期间，居民储蓄率从27%上升到39%，增长了12个百分点（该数据有可能偏高。另据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计算，2000-2010年间居民储蓄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实际增幅很可能在两者之间）。
居民储蓄上升首先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据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2010年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储蓄率为38%，而10%最低收入户的储蓄率只有8%。农村20%高收入户的储蓄率为42%，而20%低收入户的储蓄率为-36%（负储蓄）。这清楚地说明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居民。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43上升到0.47（实际上可能更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自然会拉动平均储蓄率上升。
在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占了很大的部分。这与腐败、垄断、寻租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不善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关系极大，说明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土地、资源管理等多方面制度是有严重缺陷的。事实上，以上所述迅速上升的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中，由于制度缺陷和腐败等因素，有一部分已经通过无法统计的非法或灰色渠道转化为个人收入，但高度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使得实际上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官方统计反映的差距。这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居民消费率下降还与医药费、教育费、房价过高，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有关。特别是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定居，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3.47亿人（估计有相当的统计遗漏），但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是1.94、1.34、1.78、1.62亿人，覆盖率分别只有56%、39%、51%、47%[4]。没有社会保障，又没有稳定的就业，只能被迫压缩消费、提高储蓄，以应对未来风险。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这当然需要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政府支出。但是，如果不对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盲目投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不杜绝政府腐败，就无法把浪费和流失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保和公共服务。而且在缺乏对政府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也会加大腐败和资金管理不善的风险。这些也是政府要过的一道坎。
上述问题说明，要提高居民消费，纠正结构失衡，绝不仅仅是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就能解决的。这些导致结构失衡的因素，都与不适当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直接相关。而之所以会形成目前这种格局，除了一系列具体制度的缺陷外，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社会公众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导致权力的腐化和滥用。不正视这些问题，不推进改革，而满足于现行“制度的优越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使社会矛盾逐渐积累，政治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但需要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重新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且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综上述，中美两国的结构失衡，尽管原因和表现形式十分不同，但都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有关。要纠正这种失衡，都需要把全社会长远利益置于首位的政治开明与远见，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都需要触动既得利益。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结构失衡不可能纠正，而且势必继续积累，威胁未来发展。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11年第3-4期合刊，2011年12月出版。)
注释：
[1] 本文中有关美国的数据均来自美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网站。
[2]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GDP核算部分。
[3] 在土地出让金收入中，一部分已用于征地、拆迁和土地开发。其中后两项改变了土地原有形态，已构成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应记为支出；征地费用应从收入中扣除，但缺乏相关数据，一般认为约占出让金的20%左右。如果按这个比例扣除征地成本，并扣除社保基金支出部分，只计算社保净收入，则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涨幅为1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收入增长占5.5个百分点，仍占涨幅的一半。有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2008）；国土资源部：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4] 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极少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均未计算在覆盖率中。如包括这两部分，医疗保险覆盖率可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其他几项不会有显著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