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正如鲍曼所言的，“流动的现代性”给予了我们生活足够的阻碍，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某一个空间，或者是时间内做一个等待或停留。在现代科技的使然之下，我们的空间与时间已经被完全的压缩为一个线性的整体，而人本身已经被当做一种工具化的价值生产者，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和背景。
生活基于现代性的基础，变得有些不可理喻，最大的可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缓解我们本身丧失主观能动性的悲痛。在被异化（卡尔·马克思）的世界中，鲍曼所言的现代性已经给予了我们足够的一个真理，依笔者看来，这样的“真理”就是：在空间与时间的中间，不是“人”自己来搭建某个中间性的东西，而是价值，或者是意义。这种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是：被赋予的神圣。（而在哲学家的世界里，这样的神圣又被我们的生命所领会，而不是社会科学那一派的“理解”）理性的价值，在生活的世界里层出不穷。在此，不是说这样的现实不对（因为这样本身就带有了价值判断），而是实实在在的去描述我们的世界。而没有必要解释。
解释只会是让这样的生活，富有意义的生活变得无趣，甚至是荒唐。因为价值本身就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引导，在人体的意识之中，无论如何，我们的意义都难以用价值来替代，但是不难说的是价值比意义更具有引导性。故此，与其这样，不如说价值与意义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她本身的输入，就构成了我们的行为，包括行为上层的“意识”。
那么，这样的“输入”是如何达成的呢？社会学家华生“刺激—反应”的理论是基于某种“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但是用于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主题中，笔者认为：未尝不可。当价值充当一种“刺激”时，给予我们自我的判断就会给予“反应”，这种“反应”或许就是一种“对于价值大小的回应”。无论生活本身如何达成“契约性的漠视或者重视”，都难以逃脱价值对于我们身处于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中。这样的一种逃离，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有害的，这个“害”也是价值的一种反应。进一步说，价值给予我们的输入方式无疑有三种：①价值自我的设置。也就是说，无论是价值与意义，都会具有自我的一种属性，只不过人本身是试着去触碰之后，才能感觉到，这种触碰是基于“尝试”之上的，尝试的意义就在于此。②人赋予事物的意义与价值。当某个东西对于你的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她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有时候这种东西自我的价值根本就没有其实际价值那么大，价值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被放大化，但是这是符合常理的。③时间即价值。被蒸发的空间与时间，对于人来说是肯定的，而这种肯定给予人自我的是重要的。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线性多元”的空间内，故此需要“参与”至这样的一个维度中，不然人自我的价值就会丧失，就如我们的“能动性”在不断的衰竭一样。这样说，并不牵强，真实的生活已经不再，异化的世界给予更多的人性扭曲与将自我生命的残骸慢慢的丢弃在现代性之中。
不消说，弗朗西斯·福山的“最后之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最佳的生活常态。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样的“最后之人”也预示着一种衰败，或许是完结。人类面临的劫难重重，也正如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所言，人类会被自己最喜爱的东西所消灭。而这种不断的“被消灭”，就是那些所谓的价值与意义的攻击，在一个狭窄的巷子里，被不断的“雕琢与刻画”，最终成为一个“一模一样”的雕塑，也就达成了“上帝的假契约”：人被收回，而不再存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