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对于自己在微博上发起的每一次活动的时间都印象深刻：2011年1月15日，随手拍照解救流浪儿童；5月3日，随手送书下乡；12月5日，随手解救流浪人群。“随手”这个词里面，是他对网络人群的行动力的分析：有善念；可未必愿意多花力气；不需要组织；成型后却有极大力量。他制定了系列规则，将自己的“随手”活动进一步发扬，目前已经成立了庞大的“随手公益基金会”。

他是正在变动的时代出现的新类型人物。是学者，但更像社会活动家；替信访人群说话，可又随时出现在高官的讲堂上；上一分钟还在微博上温文尔雅地讲述温情行动，可又能转眼变色，用一种骁勇语态和无赖语言，去斥骂他的对手。

“千万别把我当人物。”他告诉我。在微博上下，靠这种态度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不过这点对于他并不是意料之外的胜利，在现实中，他也能上下打通，游走在各个阶层之间。

“我不是底层代言人”

见到于建嵘，是在街道之上，北京南二环的国家信访局附近，零下8摄氏度的天气中，他满头的头发都被寒风吹得飘拂，像乱草；旁边是正在被警察带上车的一群志愿者，这些人都是响应于建嵘所发起的“随手救助街头流浪人群”，正在给信访局附近的流浪者发放棉被的时候被警察带走询问的。不过于建嵘并没有上前阻拦，经历这种场合多了，他知道现在不是拦的时候。

警察也问到于建嵘，请他出示身份证，他眉头一皱，喝道：没有。不知道是因为被他喝止，觉得不好招惹，还是认识他，警察退走。他告诉我这招他用过多次。多年和信访人群，乡村社会和各种权力机构打交道的结果，使这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变得多了许多粗豪之气，深谙各种策略。

这种策略性，在他身上应用得极其纯熟。前天，他刚被评选上某网站的2011年微博“十大感动人物”，可因为隔日他在这家网站的竞争对手网站上开设了微博，结果网站派遣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他，取消了他的荣誉，理由是委婉的“上级单位不同意”。

他接到电话，立即勃然大怒：“哪个上级？你告诉我？我今年领了这么多奖，包括‘中国时尚先生’，都没听说有个虚拟的上级来制止我领奖的。你们不想给我就明说，不就是因为我在你们竞争对手那里开设了微博吗？老实告诉你，这种奖多得是，我不稀罕，我们家奖杯都堆在地上了，可是你用这种说法来对付我，那么告诉你，我也不会给你好果子吃，我要写篇微博来揭发你们，把你们搞臭。”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刻，狂怒的他就挂了电话，把对方晾在尴尬和紧张中。

旁观者如我也目瞪口呆，觉得这么迅速地步步紧逼，绝对不符合常态。不过确实，他家地面上堆满了各种奖杯，于建嵘对这些奖励，既在意，又不在意。

随即的几小时里，他对此事念念不忘，一直在想如何写一篇言辞有说服力的微博败坏对方的名声，最后，是他的女儿让他安静了下来。“要是写了，可能会带给通知者不利，说不准会丢了工作，还是算了吧。”他才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多年来，于建嵘一直以中国底层社会代言人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描绘的是乡村政治问题，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勇向我介绍：当年于建嵘作为访问学者到他这里学习，就是带着问题来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想成为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

早年于建嵘颠沛流离的生活形成了他自己的底色，从6岁到14岁，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湖南各个城市做黑户，这种生活对他影响深远。他更愿意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对底层问题关心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

这种非书斋的底色，在于建嵘去年一条引起轰动的微博上特别突出。不少人尽管对于建嵘研究的问题毫不知情，但是就因为他的某种态度就蜂拥而来成为他的“粉丝”了。他的朋友、同样是居住在北京宋庄的某网站部门总监侯志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和于建嵘都住在宋庄，他看见了某媒体报道上一篇报道《我为底层说话》后就去了于建嵘的住所。“那里是个上访者集散地，于老师也顾不得管我，我很自然就在一边帮起了忙。”

那条微博虽然不长，可是侯志辉觉得充分说明了于建嵘的为人。那次于建嵘去江西万载县给县长和局长们讲课，之前县委书记并不知道于建嵘要讲什么，只知道这是给很多部长省长上过课的大人物，所以同意请他来讲维稳。不过当于建嵘讲到强拆是目前不稳定最大的因素的时候，县委书记变了脸色，当场不便于发作，下来请于建嵘吃饭，就开始指桑骂槐，最后一句话让脾性本来就不好的于建嵘当场发作。县委书记说：“没有我们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挥手走人，一甩手，把一个想拉住他的局长的鼻子碰破流血，场面十分不堪。

于建嵘说，他自己哪里在乎这么一个县领导的喝责：“我发条微博，他的升迁就受影响。谁给我没脸，我就让他没脸。”不过这条微博的发表，却带给于建嵘的一个意外是，无数的崇拜者涌来。在去年若干强拆事件的影响下，他转眼成为微博上反对强拆，和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多年以来，于建嵘的上访者调查已经形成规模，在他的宋庄宅院中，上访者递交的材料足足塞满了一屋子，而且还在陆续涌来。另一方面，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包括法院系统的法官们上课的机会，又成为了解官方态度的最好途径，这些都使于建嵘的微博成为展现中国目前极端事件的一个窗口。

不断发生的各地矛盾，则使他的微博有了直播功能。过去他同样去乡土调查，例如瓮安事件发生前，他就多次去那里，有很多一手材料，也给当地官员讲过危险所在，可是缺乏传播性，他的名声始终局限于小众之中。而微博时代，同样是去温州寨桥搜集材料，被微博一放大，他成了“英雄人物”。

“还真想试试我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2010年12月份，于建嵘在微博上发出邀请，广撒帖子，邀请人们来宋庄吃流水席。“出乎意料，每天都有人来，三天时间，来了1000多人。”侯志辉说到当时场景还不胜神往。列举了一系列来访的名单，大家来吃喝，看于建嵘拍摄的“上访者说”的纪录片，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氛围，使得以往不关心政治事件的普通人，陡然有了凝聚感。

可是于建嵘并不认可某些媒体和他的微博“粉丝”给他设定的“底层代言人”的符号。“我从来没有代言过任何阶层，我就是时不时地说些人话，做些人事，你要说我是什么代言人，那是害我。”

显然，他对自己的认知更清晰，也更了解中国的现实环境。他在有意识地躲开什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导师评价他的湖南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又时常出来作怪，他绝对不能安于不吭声的日常角色。

组织及其规则的建立

很惊异于建嵘还画画，他在宋庄的房屋就是他的工作室，最巨大的那幅画，是他为上访者画的肖像，造型明暗都好，他解释是用了照片投影技术。不过，不管此画的艺术价值如何，所有涌向他家的上访者，都希望在这幅画前面照一张相，因为留了影之后，就意味着可以上“于老师的微博”，那样，当地负责信访的官员在对待这些访民的时候就会客气很多。

上访人群，成为于建嵘坚定的微博“粉丝”，这是他和别的微博名人区别很大的一点。也就是说，不少于建嵘的“粉丝”都不是网络上那一张张隐藏在背后的面孔，而是活生生活跃在前台的人。

去于建嵘组织的随手解救街头流浪人群活动现场的时候，感触特别清晰。隐藏在南苑机场附近的这个平房是房主不情愿出租给于建嵘和他所组织的志愿者们的，走进寒冷的小院一看，立即明白为什么：所有房间挤满了上访者，而且，这些人是上访者中的最底层，他们连10元钱一夜的通铺都住不起，所以被收留下来，住在了这处民房里。尽管有志愿者每天清扫和整理，看上去还是乱相一片。

上访已经十几年的湖北人樊银华也是这次活动的志愿者，他当年因为在广东被当地人打断了手脚而持续上访了十几年，可是因为有积蓄，他从没有住过街头。12月5日，也是因为上访的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于建嵘，开始加入到解救街头流浪人群的活动中。“那天是晚上，零下七八度，我们走到火车站站前广场，结果立刻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身上就盖着破布，虽然上访这么多年，我还是被这个场景震撼了。”

从12月5日开始，于建嵘在网络上发出了为街头无力解决过冬问题的人群募捐的微博后，两天时间就募集到了30万元，其中有著名的官办慈善机构的主席私下捐的，也有央视主持人捐助的。按照他们的计算，200个人，100天的受捐助费用总额度是30万元左右，所以立刻叫停，可是捐款还在不断涌来。而被子、冬衣等物品，尽管不断送出去，却还是堆积了满满一屋，不断清理的任务十分繁重。几个上访者成为志愿者，专门在这里整理衣物，于建嵘规定志愿者不拿一分钱，甚至每天5块钱的饭钱也不领取，可是他们还是心甘情愿。

不少上访者听说过于建嵘的名声，最明显的是，只要一进上访者聚集地，很多老年上访者就扑过来，大声问：您是于老师吗？不少上访者从来没接触过微博，也开始习惯性聚集在电脑前，要求有微博的人替他们发消息，并且转发给于建嵘。

这种持续增长的热情，在不少人的预料之外，可是在于建嵘的预料之中。

“规则，规则最重要。”于建嵘解释。他是完全按照群众动员的规则去组织自己在微博上的每一次活动的，在最初做随手拍照解救流浪儿童的时候，于建嵘对我解释说，他已经发现了@的重要性。“这个功能其实很重要，但是当时还没有被大家重视到。我制定了一条规则，凡是@我的，我和我的志愿者们一定会去看，里面只要符合你自己拍照，并且拍的是流浪儿童，我就会发表在我们专门微博上。这里面蕴涵着两个问题，一是你拍照很简单，我觉得多数人做这种事情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二是被我们转发之后，许多人就有了荣誉感，觉得自己没白做。”

这种简单易行的“随手”原则成为于建嵘之后组织活动的一个出发点，为什么先做解救流浪儿童，而到年底才去做他一直在从事研究的上访人群的救助活动。于建嵘说自己早就分析清楚了。“解救流浪儿童的风险最小，因为带儿童上街乞讨，不管是不是亲生孩子，都是违法的。我做过多年律师，研究过相关法律，所以有人问我们是不是侵犯了肖像权，我说狗屁。”与上访人群有关的街头流浪人群活动风险最大，于建嵘也巧妙地尽量回避风险。“我只解救流浪人群，那种在街头没被子，没衣服穿的，不问他是不是上访人群。”

最初的随手解救流浪儿童，既无风险，又动人心，唤起了微博上第一次集体行动的热情。最多的时候，侯志辉回忆，每天有十几位志愿者在家里审核各种信息，看哪些是原创照片，值得转发的。随即是随手送书下乡活动，这活动和一般的NGO组织活动大不相同，于建嵘又提出两个原则：一是无组织，绝对不像一般NGO，会有大大小小的组织原则，会要求某某负责什么，有详细分工。而他的活动完全不同，只是在活动前在微博上发通知，谁看见谁就参加。“参加者不会有负担。”二是送书的对象经过认真挑选，本着他丰富的农村经验，他坚定拒绝把书放在村长和书记家。“我们在各个村里选择爱书的人，接受主动报名，也找些当地记者去调查，反正就是在从前的系统外另创一个系统。”他的公益活动常常带有分析农村社会的性质，许多参加者最大的感受是：重新认识中国乡村。

在规避政治风险之后，解救流浪人群的活动要规避的是经济风险。律师李长青是活动基金的拨款者，账号也是他的，可是见到他之后才明白，他也只是严密的经济审核体系流水线上的一员。“上访人群是随机变化的，我们定下来每人每天发放5块钱，怎么审核呢？每个领取的人都要按手印，然后负责登记表的4名志愿者要互相监督，集体签字，签字后要经过另外一名志愿者的审核，我这里只管每期拨款，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一摊。”

在上访者聚集地看到了发钱的情况，尽管只是区区5元，已经让无数的上访者心怀感恩。“谁管我们？只有于老师。”这种最底层的直接表达，意味着于建嵘的影响力在日益扩大。

多元化的一年

和于建嵘一起乘坐狭窄的汽车回到宋庄。汽车是某个志愿者开来的，前一天于建嵘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他要去街头探访流浪人群，谁能开车送他，结果马上就有志愿者前来。于建嵘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说自己就奉行了这种原则，不搞组织。“我除了在微博上不把自己当人物之外，还有两点原则：不签字，不掺和组织；另外就是没有秘密，你去了我家就明白，我们家去的人特别杂乱，所以我干脆全部公开，你要看什么都可以。”

汽车里挤满了志愿者，几位都是刚刚被警察盘问过的，他们充满了激动情绪，觉得自己做了大事。可是于建嵘显然很平静，他向他们传授经验，被要求查看身份证的时候，就大喝一声：没有，你要看和我回家拿去。往往最奏效。

谈话中，于建嵘的嘴里时常冒出“大嘴”、“大眼”的说法，微博上另外的几个红人姚晨和李承鹏都和他有密切的联系。在去年流水席上，于建嵘还不知道谁是姚晨，后来朋友提醒，他才知道是《武林外传》中那位嘴巴最大的姑娘，双方互相关注后，姚晨经常会私信问他各种问题该如何处理，而他也会求助于姚晨巨大的影响力。“上次江西有一名独立候选人被关押，我就和大嘴说，别的你不用转我的，这条你一定要转。”这条被姚晨转之后的新闻一下子就有几万条评论，立刻对当地政府形成了一定影响力，这名独立候选人很快被释放出来。

和这些独立候选人虽然互通信息，但是于建嵘又展现了自己的原则，他不参选，也不高调叫唤。侯志辉告诉我，他反而会面授机宜给一些不太高调的候选者，利用自己乡村调查的经验，告诉他们如何参加选举。“今年唯一独立候选而被选上的，就一直和老于有联系，是个湖北省的女孩子，她平时做了很多乡村教育的工作，老于一开始就告诉她，要低调，不要在微博上咋呼，该干吗干吗。”

而在自己搞的随手公益活动中，于建嵘也在有意无意地进行选举实验。随手公益活动注册之后，立刻募集到了几百万元的活动经费，这些经费由某基金会承担了管理，可是谁负责这些项目的实施？谁来当主席和委员？于建嵘作为数次活动的发起人，似乎天然就有某种地位，可是，他明确地拒绝了。他说：“我要搞一次真正的制度化的选举。”

在这个随手公益的组织中，出资者和一个最普通的、只参加过一两次公益活动的参与者享有同样的地位，大家都只有一票，捐款者也不是老大。“我们又不搞股份公司，谁出钱多谁就能当领导。”这些参与者想报名当委员的，首先要自己申报，其次都要上去有一次演讲，谁能拉到多数选票，谁就能当上理事，于建嵘自己也不例外进行了演说，才当选上。“下来的时候，有几个人告诉我：于老师，我们知道你肯定能选上，所以就不投你的票了。我才开玩笑：你们要都这么想，那我岂不是选不上了？”选举全靠临场的演说，名人也没有用，一位名演员在里面参加选举，结果差了几票也没选上理事。

因为害怕选上就不能选下来，于建嵘又设计了更复杂的制度，当五分之一的成员有异议的时候，可以要求重新选举决策；三分之二的参与者发起行动要求重新选举的时候，就要进行重选，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组织讨论会决议，谁都不能控制基金会，包括他自己。这是一个他一直倡导的县以下直接选举的样本，“谁都控制不了”，他一再得意于自己的设计。

除了选举这种复杂的设计，于建嵘在微博上下都忙成一团，对自己的名声很重视维护。所以还不断与人争斗，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和方舟子的争斗。这种争斗，双方都缺乏准确的事实论据，而很快沦为双方“粉丝”的谩骂。在某次争斗中，突然有人揭发于建嵘和某女性的暧昧关系，于建嵘干脆就气势汹汹将矛头引向方舟子：“他是流氓，别指望我就不是流氓，你逼迫我承认？好，我承认，和你们家里人有一腿。”

随即他去西藏，说自己在西藏感觉到人性之脆弱，贪财和好色都是自己的本性。有人将之解读为于建嵘的忏悔，可是于建嵘自己马上解释说，这才不是忏悔，还是他的一贯原则：“我不是人物，在微博上下都不是什么大人物。”

这种类似于底层人物的精神气质，用在身为学者的他身上，反倒引起了一片叫好声，许多本来怀疑于建嵘的人，也给他加分，觉得他“真实”。

我问他，不少他的微博都带有情绪和煽动，比如他去农村调查，一定会强调民与官的对立，这和他的研究有很大区别。作为学者的于建嵘，他的研究是严肃的，强调的是实证主义，他的老师徐勇说：于建嵘的研究虽然带有很强的行动者的底色，可是讲究学术规范，完全是符合学者特色的。“但是他完全不能停留在关心层面，而是跳出来做社会批判，每次他的发言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状态。

这种分裂代表着什么？于建嵘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就交代了：网络上的言论，你不能太当真。所谓煽动，在于建嵘这里，其实只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既然媒体赋予了他底层代言人的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他就很认真地完成了下去。

其实不少上访者也让他无法接受，持续不断地打电话给他，守在他家里不离开，很多是陈年的冤案，上访者执拗地相信“北京”是个解决问题的地方，也夸大他的能力，可是他能做什么？“我有时候不愿意接电话，想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可是真的来到你家里，当他们可怜巴巴地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得帮他们做事。”于建嵘能做的就是发微博，或者在给领导们上课的时候，将上访者的案例作为讲述材料，可是就做这些事情，他也被神话了。于家被称为北京“第二个上访办”——这种神话带给他的光环，他也并不摘下。

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些人群来回在宋庄出没，于建嵘去外地上课很久没回来，村民就会替他看家，看门，养他家的狗，招呼上访者以后再来。等他回来，就招呼他：老头，野了那么久。他则回应：你们这些反动派，活得还好吗？在宋庄，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艺术家扎堆的村庄里面，他显得非常合群。

除了上访者的肖像，他还用黑色的油彩在画布上堆积起来制作新型的油画，反复一个主题，狭窄的峡江，山顶上有隐隐约约的月光，这是一种类似于水墨的油画，也是他的得意之作，这种独自的创作，更能让他享受。

除了这种享受，还有一种来自公共层面的认可享受。于建嵘摊开他收到的来信，不少是官员们用毛笔宣纸郑重其事地表达感激和认同的来信。“他们是真心认同我的维稳的课程，否则不会写信来。”而厚重的一大摞演讲表格也被他搜集起来，有给省长们上课的记录，也有给某省法官们上课的记录，与人们想象的与官方对立的情绪不同，他对这些上课记录也有一份郑重其事的态度。“我不是主流学者。”他反复强调，可是这种来自官方的认可他也并非不在意。

中产者的拥护

除了底层拥护者之外，于建嵘还有大量的中产阶层拥护者。

刘警慧是一家网络公司的副总，她说在做随手送书下乡之前，并不知道于建嵘的名字。只听说过有这么个老头，对上访人群帮助很大。正好她们网站有大批图书想送下乡，结果听说了这老头正在组织随手送书下乡，她们一家三口就报名了。“第一次去的是河北农村，带了500本书，结果那位接收者就把我震动了。”那是个村里的会计，中年人，不开口说话就是普通农民，一开口，马上就感动了她。“说得非常有条理，讲述了他对书本的热爱，也讲述了村里如何缺乏书籍，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没有养成买书的习惯。他想做的是慢慢改变村里的这一习惯，要培养孩子们开始热爱书。”

这个普通的农村人给刘警慧以很深刻的印象。她觉得于建嵘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她都无所谓，只要你送出去的大量书中的一本书，能到一个农村孩子的手中，感动这个孩子，这件事情也没白做。“这就成为我参加他组织活动的一个原动力。”她说自己会更加负责自己的收书送书活动，“大学英语、考研教材这些我就不要，还会通知捐赠者，你们下次送一些农村孩子真正需要的书来。”

刘警慧对随手救助街头流浪者也有了浓厚兴趣，尽管知道了警察会劝阻志愿者们的活动，但是她还是想去参加，这源于自己的成长史。边说她边流下眼泪，原来她母亲为了1976年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也上访过，这种上访人群流浪街头的境遇，触动了她心里最软弱的一块。

于建嵘的微博行动都带有这种特征：参与者普遍不抱有大目标，他们习惯用一两句话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哪怕只发给一两个人被子，哪怕只救出了一两个流浪儿童，哪怕只让一个孩子看见书，那么我们行动也值得了。”不能不说，于建嵘的鼓动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理论之中。

李长青律师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残疾人，一只胳膊在幼年的事故中失去，农村孩子通过自学考试终于成为北京的律师。天然就对于建嵘的理论有好感，他告诉我，在认识于建嵘之前，他也帮一些农民做过维权的案子，可是总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尽头的，太多，“忙不过来”。折腾时间长，可是收益不大。“法律上有句术语，叫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可是在微博上发现于建嵘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职业使命感会强很多。”这种使命感在他去听了一次于建嵘在北京大学的课程之后更强了。于建嵘的课程唤起了他的理想的冲动。“一个律师要是不为房子，而是为理想去工作，是多美好的事情。”他很快承接了于建嵘身边一些无助者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他看来，这种利他的行为，可以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升华。

于建嵘自己不需要这种升华。他反复告诉我，千万别把自己崇高化，别端着架子，在微博上你就是流氓，要不就吃亏了。“那么多被方舟子骂的人都因为端着架子，不敢回击，所以就吃瘪了。我呢？马上回击，他也就没话了。”

来自经验的权力

这种气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建嵘的童年生活？他说几乎是全部来自于此。他的父亲本来是个参加了早期游击战争的老革命，可是“文革”刚开始，就被揪了出来，当做土匪打倒了。除了父亲被留在当地批斗之外，全家人跟随着母亲在永州农村下放，在农村，连随身的被子都被偷走，母亲不得已带着他们返回县城，又被赶回农村，再返回再驱赶，就在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中，他明白了，中国底层的黑户要生存是多么不容易。

在需要户口的年代，他们几个孩子和母亲在城市里当黑户，比农民还苦，母亲在粮站拉车，把落在地上的米捡回来，这是于建嵘印象深刻的“垃圾米”；第一天上学，母亲央求人用旧口袋染黑给他做了衣服，因为出不起钱，所以找了一个盲人裁缝，把口袋也缝错了。可是那是他最好的衣服，结果却更可悲：因为上学碰见了邻居孩子，那孩子是班长，她的母亲是唱样板戏的，一看见于建嵘进校门，就号召同学把他拉走，因为他是周围闻名的黑户，他哭着拉着桌子，衣服被撕扯烂了，这就是他的第一天学校生活。“你受过苦，你就知道穷人的滋味。”他说。

也因为这种受苦，使他养成了好斗而且能斗争的性格。“我时常对自己说，最坏结果就是我再回到恶劣环境中，再恶劣也不会比那时候更恶劣吧。”他分析说，受苦者往往养成两种性格，一种是胆小怕事，害怕重回恶劣环境；另外一种则是好勇斗狠，因为知道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说自己正是后者。

因为有这些苦难做基点，所以他之后的行动都格外冒险。他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党报记者，不久就下海成为律师，还去过海南淘金，不过这些都不是他所选择的生活，1997年，作为访问学者他认识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徐所研究的“三农问题”和“社会稳定”一下子触动了他。徐勇说：“他的那种解决问题的精神很像湖南人，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行动者的角色一直大于他学者的角色。”当时“三农问题”正热，于建嵘调查的是湖南农村的税收征收问题，包括由此带来的乡村政治研究，这种研究使他“解决问题”的气质更浓厚了。

他经常夹着包，漫游在衡山的乡镇，先结识一个乡村小饭馆的老板，再叫他去召集老百姓，两三年就这么一次次漫游湖南乡村，他获得的农民的信任，包括他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肯定比一般学者要多很多。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于建嵘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明白农民的智慧。侯志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宋庄有两兄弟，和于建嵘关系良好，整天在他这里骂制度，骂管理者，可是到了社区需要志愿者去维持治安的时候，两兄弟马上去了。于建嵘笑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屈服于制度了？两兄弟说：我骂归骂，制度是改变不了的。于建嵘哈哈大笑，说这就是农民的智慧。他说老百姓真比谁都明白，不把老百姓欺负太狠，中国就不会有问题，这也成为他去各地给领导干部讲维稳时候肯定要讲的经典案例。

他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讲的是中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变革，他表示将长期关注这个村庄，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徐勇回忆：这是他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不仅能认识问题，还能提出解决方案。学者型知识分子一般会与当事人保持距离，可是于建嵘相反，他很冲动，很善于去鼓动民众。

这种鼓动危险吗？我问于建嵘。当他随手一个微博就能带起几万人的转发，就能在短短几天内赢得大量捐款，就能发起一群人走上街头去做各种行动的时候。他显然对这些问题都成竹在胸：一点也不危险。这是权威，而不是权力。权力意味着他能控制群众，而权威则仅仅意味着他有影响力。“影响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不能说错话。群众很容易抛弃他们的领袖，今天跟随着你，明天就反水了。所以你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行动都不能出错。”

在微博之外，于建嵘还写小说。他有一篇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叫《我的流氓父亲》，一直不太为人所知，那里面的于建嵘展现的情感其实更复杂：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可与此同时，父亲又真是一个地道的底层流氓，在不断被打倒又官复原职的过程中，父亲更换着身边的女性。这个父亲的形象，相比起那些简单的微博上的判断，显然引人深思得多。

（感谢实习记者邱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