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教授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名动天下。数十年来，于建嵘以道义担当的用世情怀，奔走于当今中国的底层社会，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孤苦大众呐喊呼告，以一己绵薄之力发起上访维权、打拐、、送书下乡等社会活动，为民请命，为社会伸张正义。“于建嵘”三个字俨然成为代表社会下层的符号，被视为中国贫苦大众的良心。
于建嵘现居住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宋庄是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艺术区和天南海北画家聚集的村落，小堡村更是画家村的发祥地和艺术区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小堡村于建嵘的住所，这些年来成为京城东郊别致的一景，成为五湖四海维权人士和上访户的朝圣地，如同抗战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窑洞一般。那些来自全国各个偏僻角落的数以万计的上访人士，他们在这偌大的京城，为各个官衙所斥喝，为那些权贵食禄者所蔑视，呼告无门，哭天抢地，但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却能在宋庄小堡村于建嵘的家里，感受到温暖，获得帮助，于建嵘以苍生之大爱为所有那些维权人士和上访群众书写清明，通过微博和各种媒体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寻找尊严！
上述这个于建嵘，无须多言，世人皆知。令人惊异的是，还是这个于建嵘教授，近些年来，除了继续他的调研、写作和维权请命之外，却有了一个别业：画画。于建嵘不但成了画家，而且以“画”的独特方式为社会公众所瞩目。具有于建嵘特征的标志性作品：那幅头缠白布、上书“冤”字的孤苦母亲的画像，不仅被于建嵘用作为他自己的微博logo，而且广泛流传，成为今日中国民众的苦难象征。于建嵘以其独创性的标志性绘画，完成了时空伫足其间的现今中国的本性之赤裸裸的展示，构成了今日中国命运的深层写照。于建嵘的这种绘画行动，使他不同于一般画家，而成为一位关乎中国现实命运的“另类”艺术家。
2012年12月25日-2013年1月5日，于建嵘在宋庄艺术区的睎望艺术馆举办了主题为“夜色山河”的黑白山水绘画个人作品展。我作为于建嵘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友，现今虽然致力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且在早年曾涉足于美术评论，自忖对于这个中国社会史与中国绘画史之两史叠于一身的于建嵘个案，还有一些发言权，在此不妨论说一下这个堪称中国一绝的“于氏绘画”。
基于中国流俗社会的民间绘画，在古代中国就不鲜见，例如清明上河图之类的，就是极品了。但是真正登上中国艺术之大堂的，应该说是起于中华民国，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有徐悲鸿、蒋兆和等一些现实主义的画家，他们关注与绘画中国的底层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的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于建嵘的绘画，继承了这个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我看来，是矫正了文革时期的那种讴歌下层民众的虚假画风，而是反映人民之苦难，它们是真正的中国之写实。
当然，于建嵘不是职业美术家，他的绘画，尤其是这次标志性的“夜色山河”画展，我们不应把它视为一个艺术家的常规展览，甚至于建嵘自己也从不把自己视为宋庄艺术家群体的一个标准成员。于建嵘的绘画，实际是其社会救助活动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和载体，“于氏绘画”直面当今中国的苦难现实，以最直接的视觉图像将之暴露在公众焦点之下，比文字表述更贴近真实，更富有冲击力。在此就不得不提一下于氏绘画的代表作《母亲》的由来，这一“母亲”形象完全可以呼应并延伸到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罗中立那幅感动整个中国的油画--《父亲》。于建嵘坦言，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他，一直为那个饱经沧桑、苦难留痕的“父亲”形象所震撼。五年前的一次调研，他偶遇了一位上访的母亲，这一面之缘给于建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尽管当时他还没有踏足绘画，但这位冤屈母亲的形象，深切地打动了他，他用照相机拍下了这幅图像。渐渐地，时间的磨砺和积淀在于建嵘的脑海里逐渐打磨出了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恰好在宋庄画家村，他与画家们多有交流，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一种新型的喷图绘画的技艺，通过一周的努力，于是一个头缠白布、上书“冤”字的孤苦母亲的形象在他的房间里诞生。从罗中立的《父亲》到于建嵘的《母亲》，三十多年来，我们穿越虚假的炫世浮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生存面相，那就是无尽的冤屈、苦难和忍耐。应该指出，与所谓的人民幸福、大国崛起、太平盛世的高调欺骗相对抗，罗中立-于建嵘所描绘的“父亲-母亲”的形象，揭示了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逻辑，他们以更加悲剧性的方式揭示出三十年来的大地苦难，揭示出中国的悲情命运。我认为，于建嵘的《母亲》由此可以进入艺术收藏的典范行列。
古人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于建嵘说，山水不仅仅是山水，祖国的山水就像是我们的母亲，看这位母亲将如何向我们哭诉和抗争。2013年元旦期间开幕的于建嵘个人作品展--“夜色山河”黑白山水绘画作品，便是祖国母亲向我们的哭诉与抗争，这些如幽灵一样的山河草木，它们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这个民族的冤屈与苦难。夜色，夜半时的最黑暗的时分，但并非全是黑暗，还有一线光明，还有远处的亮光，那是希望，是祝福，这些凹凸刺砺的画面，黑白分明的肌理，饱含着于建嵘这位农民的儿子对于广大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的真挚情感。严格说来，于建嵘不是艺术家，他的艺术事业从属于他的社会参与，乃是为社会现实服务，让世人通过他的人物和山水作品直面底层中国，直面真实中国，直面受苦受难的民众，直面血色黑暗的中国，这才是他绘画创作的原动力。近年来，源自底层中国的现实关怀和诚挚情感，屡屡勾起于建嵘直抒胸臆的冲动，他每每以绘画释放自己的愤懑与哀愁，积年来遂有“夜色山河”--黑白中国的结集展览。这些展品，不旨在表达艺术幻想的审美境界，也不企图艺术形式的探索与突破，因此，无论是从主题到造型，还是从语言到色彩，就与一般画家的艺术展迥然不同。
因为琐事缠身，我是在元旦之后于建嵘此次个展将要结束时，才得暇来到宋庄睎望艺术馆一饱眼福的。说实在的，我混迹艺术评论圈多年，看展无数，经眼的名篇杰作不在少数，但此次观看于建嵘个展，还是大为叫绝，发现了一些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地方，它们恐怕为职业艺评人所不关注，现举论如下，以证方家。
第一，正如微博中广大于建嵘的粉丝所关注的，此次另类的“夜色山河”个展是久经申请才得以与观众见面的。更吸引公众眼球的是，在展览开始当天，于建嵘书写的展览前言被主管部门严令拿掉，于建嵘于是愤而在前言幕版上作画一幅以覆盖前言文字。我去看展时发现前言文字已为激荡愤慨的黑白画迹所覆盖--据于建嵘说，他要在此潜心涂抹，直至画展结束，这幅作品才告完毕。主管部门以为拿掉“前言”文字，就可消除此次画展的影响力，殊为愚蠢的是，倒行逆施反而帮了倒忙，于建嵘的“恶搞”使得无声的抗议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引人关注--被黑白油墨覆盖了的“前言”进一步深化了此次艺术展览的社会现实意义。后来听说有收藏家有意高价收藏这幅覆盖着前言文字的“艺术品”；但于建嵘在个展结束时又将这幅“艺术品”撕碎，以表达他的抗议。结果还有人希望把被撕碎的画布拼接复原起来再作收藏。围绕着展览前言所发生的这一切简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行为艺术，为主管部门所始料未及。艺术展览与艺术创作同步进行，这样一种二重奏的艺术表现方式揭示出“夜色山河”主题的庄严、惨烈和悲壮。禁展在宋庄的美术圈里已不鲜见，但于氏画展的这个进程，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美术展览中，却的的确确是绝无仅有的，可谓空前绝后矣。
第二，在一般人眼里，美术画展乃是风雅之事，与普罗大众或平民百姓无关，即便画家们画的是一般群众，但画展却大多与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无缘，我参加的无数画展，几乎全部都是艺术圈内人士、海外人士和所谓新权贵的上流社会的事情。但此次于建嵘个展却是轰然破除了这个惯例。于建嵘画展的观看主体人群，不是艺术家、艺术收藏家、俊男靓女、风雅之士，而是数以万计的下层人民，每天那些滔滔不绝的涌来的观众，是来自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失业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些边缘的下层人民，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纷纷带着他们的诉状、冤屈和期盼，辗转流离打听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成群结队的下里巴人，破衣烂衫，手拿诉状，没有任何艺术修养，不懂丝毫审美技艺，他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做阳春白雪的赏鉴，而是要在于建嵘的画中看一下自己的形象，甚而至于求找于建嵘本人哭诉伸冤。观此盛状，我觉得此次的于建嵘画展，哪里是一次常规的艺术展览，不如称之为普济十方广众的水陆道场。这情形这模样这场景，确实让宋庄艺术圈的专业人士大跌眼镜，也让他们大感震撼。
第三，这些数以千计、滔滔不绝的上访观众，他们不辞劳苦，坐火车抑或搭便车，辗转颠簸来到北京，在这数十年一遇的寒冷天气中赶到宋庄来看于建嵘的画展，他们身上包裹着各式足以被视为奇装异服的杂乱衣物，还手提或肩扛不流行于大城市场合的包袱，抖抖索索出现在宋庄睎望艺术馆。此情此景，能不让人悲悯？于建嵘于是别出心裁，特意在艺术馆三层办起流水席，接待这些受苦受难的上访民众。画展与上访相系，黑暗与光明共生，于氏画展成为宋庄这些日子里的一景，在京城中广泛流传。流水席的接待和服务人员是于建嵘自己的母亲和自告奋勇的义工们，她们每天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七点，不间断地供应馒头稀饭，加上萝卜鸡汤，还有红烧肉。十多天的画展，于建嵘自掏腰包，据他向我戏言总共花去数万元来办流水席。我去参观时，也曾与这些上访民众同坐一桌吃饭聊天，他们说于建嵘是当代的菩萨，于建嵘赶紧拒绝，说毛才是人民的大救星呢，他是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画画，随后，他还特意向我介绍起他独创的流水席的做法。彼时彼地，触景生情，我为此一赞：“夜色山河画，于氏流水席”！
回过头来看，作为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的于建嵘，感愤激越，为民请命，从涉猎画画到成为“另类艺术家”，这一独特的社会学事件，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关涉着一个有关社会与艺术的根本性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双重的警示意义。
第一重启示关乎于建嵘个人在当下中国的抉择。于建嵘在社会问题研究之外，还不断涉猎艺文，写小说，作画，谱曲并编排节目，开办演讲（尽管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多彩的活动集于一身。此外，于建嵘还引领着媒体的焦点，不断发起和主持田野调查、社会救助、维权抗争，更有奇绝的，是在宋庄小堡村自己的寓所接待德国大使、美国助理国务卿等人的拜访，据说还跑到海子里去布道，到各处的党校、县委大院去做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究竟于建嵘在干什么？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上述这些都是皮相，于建嵘就是于建嵘，骨子里还是一个来自下层民众的、代表着他们诉求的具有正义之心的呐喊者。
就本次展览而言，被覆盖的前言文字写明，作品的由来是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抵抗。如今的中国，“体制”似乎成了一个经常被拷问的字眼，它暴露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而于建嵘关注的上访人群亦是被体制造就的一批特殊人群。于建嵘曾说：“我的经历，与他们（访民）遭遇的苦难，来源都是一样的，都是制度性的。”于建嵘的作品是源自底层的，他的个人魅力来源于他对于这些特殊人群的关注。如今的中国，太多问题亟待解决，政治的，体制的，社会的，人性的，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每一天都不得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拷问和选择。立足于转型中的中国的于建嵘，俨然是转型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精神领袖和象征符号，他的各种建设性活动和工作是当前中国所亟需的。就这点来说，一个于建嵘是不够的，一个于建嵘太少了，中国的转型进程呼唤着千千万万个于建嵘挺身而出！
第二层启示关乎艺术家在当下中国的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艺术的风格屡有变化，演变到今天，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越来越私人雕琢化，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从形式、内容到题材、情感，都离社会生活越来越远，社会内容越来越少。二是越来越金钱物质化，一切围绕市场转，艺术创作只是为了商业利益，不论美元还是人民币。某些艺术家甚而至于为了利益不惜与权贵合流，用什么炫世浮华、好大喜功的东西来趋迎逢和、弄虚作假。金钱、权力和色情三座大山败坏了今日的中国艺术。在靠艺术谋生的专业画家堕落的时代，不与为伍的于建嵘所挥洒展示的上访母亲和血色中国的悲情现实，无情却有情地击中了当代中国艺术的要害。于建嵘未尝研习过西方绘画的色彩学、透视学、几何学，也不懂什么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古典主义，更不懂中国传统绘画的“谢赫六法”。但是，于建嵘以凄苦冤屈的眼神和破衣烂衫的形象，以黑白世界作为中国现实的写真，表达出一个真实的苦难的中国和芸芸众生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灵，确实能够引发大众的共鸣，这不是艺术又是什么呢？面对“于氏山河画”的风行，当代的专业艺术家们应该有所惭愧，应该感受到于建嵘所带来的刺激与挑战，应该谦恭地面对“于建嵘现象”，应该思考什么样的艺术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艺术！
艺术应当具有社会性，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尤甚。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冷酷并对任何不公宣战，捍卫正义庇护弱者。如同今日睎望艺术馆门前花篮上的字句“给绝望者带来希望”。我认为于建嵘是艺术与社会的一个典范结合--于建嵘肯定不是艺术与社会结合的唯一形式，但他的这种结合更能击破当今中国体制所编制的各种罗网。
愿中国苍凉大地上的“于氏绘画”开出幸福之果，愿中国的母亲不再蒙冤受屈！
（本文已刊发于《社会学茶座》第47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