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的重要
某先生愤慨于今日社会之污浊与腐败,而深冀有宗教上潜修之伟大人物。但有不重视学问与知见的意思。某先生去后,袷文问先生对某公此种意思何如。先生曰:无本的学问、肤杂的知见,都是浅夫昏子之所以自害而害人。但矫枉不宜过直。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如此,才无弊。(《十力要》卷二)
今上庠治哲学者,壹袭西人肤表,以混乱吾先哲意思。究意不根于实,立言浮乱无纪,教者、学者,更相授,向后将成何局,吾不能无闷也。夫理道、必究其真,而后于真理,发生一种不容已于实践之信力。(吃紧)吾人所以充实生活、发扬人格者,从真知正见而来。若如今士子,以从事于肤泛驳杂之见闻为学,则乃学其所学、而非吾所谓学。以若所为,欲其人格增进,如何可能。今后讲明经术,宜潜玩先圣贤本旨,精思而力践之。(思之深,自然践之力;践之力,而思乃益精。)一挽当世颓风。(《十力语要》卷三)
案:中国儒家之学,既有其宗教性的一面,又有超宗教的一面。宗教性,是此种知识与学问,学了之后,并不是知识是知识,学问是学问,而是会有人生的真实受,即熊十力所谓发生一种不容已于实践之信力。非宗教性,则是此种学问,毕竟是知识与学问,自有客观精神与普遍意味。光秃秃的“信”,不足以成就其“学”。看重“学”,即思造其微,理求其真。所以他不主张宗教领袖的态度,而走中国传统圣贤知行合一的路子。由今天半个多世纪以后看来,熊十力一生最大的功绩,即独立一人开一新的学统。这一点,已成为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事实。但是这一个新的学统,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西方知识概念性哲学的,而是中国文化的义理之学的,以挽救当世颓风为他的现实关,以根源性存在的人心为他的终极关怀。
读书必先有真实的志愿。前云须定趋向,然若无真实志愿,则不足以达其所趋向。凡人无志愿者,则其生活虚浮无力,日常念虑行为,无往不是苟且,无往不是偷惰,无往不是散漫。如是而欲其读书而有所引发而以深造自得,此必不可能之事也。人必有实志愿,方能把握其身心,充实其生活。如诸葛武侯所谓使庶几之志,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人果能如此激发志愿,则胸怀广大,鄙私尽消。象山所谓才一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诚非虚语。如此,则神明昭彻,而观物虑事,必能极其精而无蔽,综其全而不乱,其于读书也,必能返之己所经验,而抉择是非,洞愁幽隐,曲尽书之内容,而不失吾之衡量。故其读书集义乃融化的、而非堆集的,乃深造自得的,而非玩物丧志的,如此读书,方得助长神智,而有创造与发明之望。若其人茫无志事,浑身在名利胶漆桶中,虽好博览载籍,增益见闻,要为浮泛知识,不可得真知正解,只是小知,不堪大受。社会若只有此辈,其群必日益昏乱以趋於亡。故学者不徒贵读书而已,必先有志愿以立其本。(《十力语要》卷一)
案:引《诗》曰:“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意思是,你要常常问问自己:你的父母生你来到世间,你对得起对不起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有意思的还是无意思的?这正是中国义理之学的精义,即人为万物之灵,人作为与宇宙生命同体的高度的自尊自爱自信。熊十力所引诗经这一段话,值得我们给予一种深刻的理解,从人生根源性的存在体验上来理解。也正是他所说的“把握其身心,充实其生”。这个“存”,即揭然有所存的“存”;这个“在”,即一心在痛上的 “在”。这一段,最好地解释了《论语》中所谓“志于学”的涵义。“学”与成人是一回事。这正是儒家义理的精义。《论语》中的“学”字,有相当丰富的涵义,而基本的意思,正是“古之学为己;正是“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熊十力的学统,是直承原始儒家的学统。陈寅先生有一名论:“士子读书治学,盖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正与熊氏所谓“必养成绝俗之资”“不甘凡近”,为同一意思。这正是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首先就要讲到这里。须注意的是,熊十力讲的存在,与西方存在主义的说法并不相同。如云:
一友极能注意自家生活,然未免失之紧迫。时或追寻人生有无意味,或自苦究何为而生。先生虑其成病也,乃语之曰:在生活上追求意味,此是由于有我之私无形在里面作祟。务须放下一切追求,不然,被他纠缠到死,不得解脱。若问何而生,此问无理。生岂有所为乎。有所为者,是人意之私,不可以推求生理也。至生活之安定不安定,此大须注意,汝之本心自是安定,如何而有不安定耶。吾不欲向汝深谈道理,但劝汝自见本心,顺本心而行即安,违其本心即不安。若问何谓本心,则汝不须穷索,我责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汝即时羞恶起来,只此羞恶之端,是汝良知,是汝本心,是汝生理,亦是天地之根。汝见得透,自信得过,便随顺行去平平稳稳。礼所谓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论语所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阳明所谓事父母便知孝、事兄便知弟,皆此心也。诚如是,尚何危殆不安之有耶。又吾每教汝看书,汝便自较量云:看了某书,疆索此空洞知识,毫无趣味,是于吾生活有何干系。汝这种见地,大是谬戾。须知,汝心不在事物中,而亦不离开事物以独存。事事物物,都是仗托汝心,而成其为事物。汝心,复是仗托事物而现起,方名为心。一物之理未究,一事之理未穷,汝便将自家元来广大底心剥蚀了、狭小了,如之何其可哉。空洞也,没趣味也,无干系也,都是丧心之病,犹不悟耶。(《十力语要》卷四)
案:首先一个区别是,本心与天地同一的品质之一是“刚健”。若问何谓本心,则汝不须穷索,我责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汝即时羞恶起来,只此羞恶之端,是汝良知,是汝本心,是汝生理,亦是天地之根。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不做事情,成天思量人生的意义,这在熊十力看来是很无聊的。人生要做事情。本心离不开事物以独存。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人的根源性的存在,是健动的、对象化的、开显的,而不是静寂的。在他看来,存在主义的讲法,是“汝便将自家元来广大底心剥蚀了、狭小了,如之何其可哉。空洞也,没趣味也”。
对学风的批评
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於所学,无有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下文举例如前清考据之风、新文学、科学主义等,略)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徵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可忧。(《十力语要》卷一)
案:此段,可见他对当时的学风世风的激切批判。浮动性和共趋性,是熊氏所说的中国学人的死症。(接下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群体失语,虽有外因,内在逻辑亦可深长思之)与此相反,就是熊氏所提倡的“孤往精神”。熊的孤往精神与陈寅恪的学术自立、独立人格,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最要的遗产。既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知识而知识,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科学的为学术而学术,而多少有点原儒所谓“成己成物”、王船山所谓“践身心之则”的意味。
为学最忌有贱心与轻心。此而不除,不足为学。举古今知名之而崇拜之,不知其价值何如也,人崇而己亦崇耳,此贱心也。轻心者,己实无所知,而好以一己之意见衡量古今人短长,譬之阅一书,本不足以窥其蕴,而妄曰吾既了之矣,此轻心也。贱心则盲其目,轻心且盲其心。有此二者,欲其有成就于学也,不可得也。(《十力语要》卷四)
学问之事,唯大天才或可以不信天、不信地、而唯自信、自成。中人之资,未有不笃信善知识而可以有成者也。超悟之胆不足、则推度易滋疑眩。而古今偏至与浮浅之言亦皆足乱其神明。今之学子,才识不逾中人,或且不及中人,而果于自信,不知择师,任其肤乱浮嚣之见、衡量一切,无所取准,惑以终身,不亦悲乎。论语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诸生来学于此,愿办一个信心。毋轻自用也。(《十力语要》卷二)
按:对学问有无纯正之意,要看究竟他是否以学问为游戏之事、以学问为争夺之事。如此,则有轻慢之心、权欲之念、亵污之想。家是我所见最尊崇学问的人。记得刘述先教授有一回说起他的老师方东美,方先生布置他们交柏拉图《理想国》的读书记,刘述先先生那时仗了他年轻气盛,就拿刚学了的逻辑学,对《理想国》批了一通。方东美先生看了,就说,如果你终身用这种方法来读书,结果你会发现你什么书都没有读进去。刘述先教授说方先生的这番话让他一直受用,之所以能不被一种思想学说牵着走,而凡事总有多套思路可以自在运用,正听了方先生的话,改了那种对读书的“轻心”。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即熊十力所说的“贱心”,“贱心”即到得头来一点自家的想法都没有,全跟着古人、洋人、有权势的人转。要免除“贱心”,还要多一些客观学理的了解和事上的磨炼。